最美丽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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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尤其是像我这样年过古稀的人，一生中都会有几个永远不会忘怀的年份。对我而言，那就是2007年。

其实我那年的开局不错，1月份与夫君出游埃及和土耳其，除游览了金字塔，还在红海海滨旅游胜地霍尔嘎达游泳……由于童年生长在海边，游泳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已经在地中海、死海、加勒比海试过身手，现在又加上了红海。记得那天天气比较凉，同行的人都望水却步，只有我毫不犹疑地跃入海中，博得一片赞美声。回国后似乎意犹未尽，接着又去了三亚，每天上、下午各下海一次，尽情享受温暖的海水和热带的旖旎风光。返程还特意回老家广州过春节，与妹妹一家团聚，着实热闹了一番。回到北京时，自是精神抖擞。此时，3月份的工作已排得满满当当：每周教两次法语课，每月为北外法语系学生做“法国艺术系列讲座”，还着手给三联书店翻译《幸福的艺术》――该书责任编辑来商议此事时，我欣然应承，因为这本书通过剖析名画解读幸福的奥秘，颇有新意。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3月末的一个晚上，我偶然发现自己的右乳有一个硬块。已经是凌晨1点钟，我起来开灯找医书，发现很像乳癌的症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医书的前几页说，乳腺癌的高发期是40岁~60岁，我过去正是看了这个，还以为60岁以后就可以放松警惕了。坐在床上想了想，觉得当务之急是得把眼前的课上完。于是，待到去肿瘤医院检查时，已是4月初。乳腺内科检查结果是：右乳有一个硕大的肿瘤。负责活体检验的医师做完检查后，带我去见一位专家，用英文对她说：“T4。”殊不知我从小在新加坡、香港都学的是英文，所以马上明白他说的是“Tumour4”（恶性肿瘤第四期，即晚期）。这位专家为了让我宽心，告诉我是乳癌中晚期，但仍狠狠批评了我一顿：“早干吗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来？”当我问到有没有人这么晚才来就医时，回答是：“很少，而且多是乡下人。”这话让我这个拿了博士学位的所谓“高知”顿时有点儿无地自容。在问及此病的治愈率时，主任医生的回答令我寒心――看来我是凶多吉少，而且不是一般的少，是极少。

我骤然间被推入绝望的深渊。因为平素酷爱运动，虽然年逾古稀，我仍然保持每次下水至少游1600米的纪录，一年到头感冒都很少，退休10多年了，几乎每年都与夫君越洋旅游……现在，这样大的反差，让我一时怎能接受？随之而来的化疗和手术则更如一场噩梦。

然而2007年的磨难还远不止这些。11月好不容易完成了全部治疗，12月老伴儿突犯心肌梗塞，紧急住院。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去探视，等年底他出院后，我忽然高烧不退，只好又去住院……

就在这段精神几近崩溃的时间里，我试着在手术和化疗间隙继续翻译《幸福的艺术》一书。与三联书店约定2008年3月交稿，我力争按时完成，同时也让心思从疾病的痛苦中略微转移。正像我的父亲司徒乔在1931年透过纽约移民局监狱的铁窗创作《在不自由的地方画自由神》时那样，我也开始在一生中最不幸的时候，开始探究幸福之谜。

书中列举的名画家大多一生坎坷，如凡・高、伦勃朗等，却多能顽强地与厄运抗争，为后世留下抒写生命真谛的作品。正如书的作者所说，人是动物中唯一知道自己必死的，每次磨难，都是最后一幕的一次小小排练。由此我想，如果一个演员每次彩排都能从容应对，到了真正演出时就不会怯场了。此外，幸福这门艺术的确可以学到手，只要用心体会其中的哲理――对生命懂得感恩和珍惜，于苦难学会坦然面对，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情绪，才有可能做到“无论死神何时光临，我都会以微笑相迎”。

由于对症的治疗和亲友的呵护，加上积极的心态和原本较好的体质，我终于挺过了这一关――虽然只能算是暂时的。2008年3月，我奇迹般地通过了癌症治疗结束3个月后的首次复查，还如期交付了两份译稿――除了《幸福的艺术》，还有一本《禁苑・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前已经译完，病中作了最后的审定。那天，北京的第一场春雨让枯黄的树木一夜间萌生了绿意，花园里的玉兰含苞欲放。病后的第一个春天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春天都更美丽，因为盎然春意所带来的，正是希望。每天醒来的第一个惊喜是――我还活着，接着便想大喊一声：“活着真好！”与劫难不断的2007年相比，2008年对我可算是个丰收年：两本译著问世，见证了北京奥运，年底与夫君再次踏上“吴哥之行”……这与上一个年岁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啊！

人们常说生活像一场战斗，其实寻找幸福的历程也像一场战斗，尤其是当我们遭遇不幸的时候。幸福，是人们在与强加给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中，获得的最伟大的战利品，也是我们能够收获的最美丽的战利品。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