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走了:一个娱乐帝国的崩解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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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视节目，能令人爱憎强烈，评价两极，本身就反映一种时代断面；尤其当它曲终人散、人走茶凉，仍能激发一众在电视频道、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纷纷议论，仍让人愿意回头一顾，重看那些掌声、讪笑与衰微，背后，或许浓缩一个社会的文化痕迹。

享寿十二年，台湾刚宣布停播的《康熙来了》，无疑可归于此类。

《康熙来了》的崛起，本身就有多重时代迭影。先说内部气候，2002年，野心勃勃的台湾《中国时报》集团少东，一意跨出纸媒版图，购并台湾“中天电视”，开始重整旗下几个频道。2004年，原有“中天资讯台”改制为“中天综合台”，《康熙来了》就是综合台转型后的第一记响炮，自此成为镇台之宝。

再看外部气候，《康熙》之前，台湾综艺节目仍由无线电视台称霸，高成本、大卡司集中轰炸周末黄金时段。周间带状综艺节目以娱乐新闻、星座命理、模仿秀为主；至于晚间九点到十一点的精华时段，当时主旋律是政论谈话节目，尤以电视台TVBS、三立、民视多空交锋。

在此竞争格局下，中天电视祭出奇兵，挪借政论节目的形貌，套入娱乐八卦访谈的血肉，由《康熙》杀入晚间十点的兵家必争之地。此前，台湾的综艺谈话性节目，大多是主持人与来宾，一人一只沙发分坐两头，一问一答，娓娓道来，像是节奏缓慢的业余网球赛，蔡康永先前主持的节目《真情指数》就是一例。

《康熙来了》以知性作家与搞怪少女的反差组合，一冷一热，一刹车一油门，意外开创娱乐谈话节目的新型格；而且代入政论节目的节奏与形式后，两位主持人对垒多名来宾，机关枪式的节奏，主题在全场来回狂奔，岔话、跑题、高空拦截、互抢篮板，像极一场打满四十分钟的斗牛篮球，唯一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唯一禁忌就是百无禁忌。

如此新鲜出格，在强弩之末的政论节目时段里，不仅刮起收视旋风，也奠定节目毁誉参半的主调。无论爱恨好恶都不能不承认，小S是节目成败的控球员，她直率、无厘头、膝盖反射式的谈话风格，尤其博得年轻观众的支持；蔡康永反而更像配角，一个睿智稳重的大叔，守在边线旁，慢条斯理接下一球，再回传给小S，或轻轻拨进篮筐。

讽刺的是，《康熙来了》一方面标志台湾娱乐节目的浪潮荣光，另一方面也佐证台湾电视产业的日落衰微。历经纳斯达克股灾，一度被看衰的网际网路，接触率快速蹿升；相形之下，光辉灿烂的“媒体之王”电视，在台湾开始显露老态。以《康熙》诞生的2004年为例，台湾的GDP增长率为6.25%，总广告量则成长了10.03%，然而，无线电视广告量却急缩26.2%，有线电视下跌14.1%；隔年，无线与有线广告量继续滑落了23.5%与8.3%，意味着台湾电视产业进入“低增长”或“负增长”时代。

在此生态结构下，经营主管无不绞尽脑汁开源节流。以往，周末的招牌综艺节目每集两小时，制作成本动辄台币300万元以上，《康熙来了》则开创一种低成本的节目形态，固定的棚内景、主持人加上几名来宾，插科打诨就能撑满一集，外景或动画后制趋近于零，而且一天连录五集，开棚梳化的成本也压到最低。

所以类似节目席卷深夜天空，《康熙来了》每集50万台币的制作费已称豪华，其他同类型节目大多30万台币之谱，有些甚至下杀不及20万台币，品质可想而知。若要维持较高制作成本，电视台为追求获利，就必须另辟财源，例如，台湾三立都会台由大牌谐星吴宗宪主持的《综艺大热门》，就卖给另一频道东森综合台重播；其他戏剧或综艺节目，也常采取“自家首播、卖给无线台重播”的分摊模式。

《康熙》在台湾造成的产业后坐力，在它的模仿者身上尤其清晰，乘以市场萎缩的重力加速度，电视台越来越不愿投资自制节目，宁可向外购买版权，或一再压低制作成本。对于自制率与重播率，主管机关几乎只能道德呼吁或口头警告。影响所及，近年除了猪哥亮与吴宗宪两大“本土天王”，台湾综艺圈几无足够分量的新面孔及新节目。

《康熙来了》这个拼贴主持人名字、谐拟中国帝王年号为名的台湾节目，见证电视产业日不落帝国的崩解。中天电视所属的媒体集团，也已易主卖给食品公司老板。如今，台湾电视的首要竞争者是YouTube、脸书，《康熙来了》迎合网络世代的喜好脾性而生，也因网络世代集体脱走而终老。（黄哲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