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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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说：中国人很看重马，“乾象龙，坤象马，中国以龙马并称。治礼军礼祭礼皆重马。骥称其德，不称其力。”也就是说，马在国人心目中不仅是有用的牲畜，而且还是一种道德象征。驴，与马属近亲，待遇却完全不可与马相比，且不说别的，就看那些深入人心的俗语，比如：“驴唇不对马嘴”、“好心全当驴肝肺”等，没一个是正面称赞的。自古以来，驴就是一种边缘化的动物，用时髦的话说，驴很低调，它偶尔在文人笔下出现，却总是和“东郭先生”、“张果老”这些弓腰驼背的老弱病残联系在一起。元人马致远在曲里写道：“古道、西风、瘦马”，我怀疑那“瘦马”其实是匹驴子，但如果把马换成驴，势必诗味全无。柳宗元《黔之驴》里的驴兄一开始倒是气势很足，一声长嘶，把老虎都给镇住了，但是后来它每次见老虎都只会用这一个招式――用蹄子踢。长此以往，老虎看出来这是头蠢驴，“‘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之大，从对待驴子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同样是哺乳类奇蹄目动物，在中国人眼里只是供驮面拉磨随意使唤的工具，而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却可以成为忠贞不二、倾心交流的朋友。当然，阿凡提是个例外，他和他可爱的小毛驴在我国新疆一带留下了不少佳话。在当地人眼中，毛驴和骆驼一样，是可亲近的、可靠的。而在遥远的西班牙，吃苦耐劳、忠诚、敦厚的驴子也同样备受人们喜爱。驴与人的关系很亲密，它不仅能帮你干活，还可以成为你的坐骑，人与驴朝夕相处，长久厮磨，自然就产生出感情来。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是西班牙著名的现代诗人，195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毕生献身于文学创作，著有诗集20余部，其诗艺早在1900 年就受到了广泛的肯定，1920年已是西班牙语诗坛执牛耳的人物。客观地讲，在所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诗人中，希梅内斯不是最出名的，他毕生写过那么多的诗，而今仍能为人记起的恐怕也已经很少。但是，他的一本小书《小银与我》却成为与《堂・吉诃德》（这里插一句，在《堂・吉诃德》里，我们的勇士与风车搏斗时，骑的宝物是什么？不正是英勇强悍的小毛驴么）一样有名的西班牙语著作，所有西班牙语国家都把它选入中小学课本。在欧洲，这本书也与《小王子》、《夏洛的网》齐名，今年一月，由台湾翻译家林为正翻译的新版本《小毛驴与我》也已经在内地出版。
“小银”就是一头驴子的名字。“它像个小男孩，天真、好奇而又调皮。它喜欢美，甚至还会唱几支简短的咏叹调。它有自己的语言，足以充分表达它的喜悦、欢乐、沮丧或者失望。小毛驴躯体娇小，全身毛茸滑溜，聪明可爱，体贴又有耐性，是许多孩童的玩伴，也是作者的知己。他们相依为命，一同走过美丽的原野、村庄、山冈、大街、小巷……走过诗人的故乡――西班牙韦尔瓦省的摩格尔。”摩格尔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安达露西亚，那是一个像法国普罗旺斯一样迷人的地方，在这本书中，作者就以美丽的安达露西亚为背景，描写了他和小银在旅途中的见闻。文笔华丽、凄美，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氛围。最后，小银因瘟疫而死去，诗人的悲伤几乎超越了语言表达的界限：“中午，小银就去世了，絮软的小肚子肿胀得像个地球，苍白僵硬的四肢向天伸着，身上的卷毛就像是一个被虫蛀坏的破旧娃娃的头发，用手一摸就落下一阵悲哀的灰尘……厩栏里一片死寂，一只美丽的三色蝴蝶在飞着，每次在小窗射下的阳光中飞过，就闪出一点光亮……”
不止西班牙，在其他国家的文学史上，也有不少与驴子相关的著名作品。以法国为例，十九世纪杰出的童话女作家瑟居伯爵夫人，著有《驴子回忆录》一书，借驴子卡迪松的回忆，为年幼一辈讲述故事。其实，小驴子卡迪松就是说故事者瑟居伯爵夫人的替身。小说家都德的《高尼尔先生的秘密》（《磨坊文札》第三篇）中，驮负表面是面粉袋、实则是碎石块的驴子，同小说主人公高尼尔先生一样，面对社会转型，固执、温和、无奈，驴子也成为其人的象征。这些作家写驴都入木三分，然而我认为对驴子体悟得最深的要数伟大的法国诗人雅姆。
雅姆是一位特别的诗人，他与瓦莱里等象征派诗人处于同一个时代，然而诗风却与象征派大相径庭，他的诗质朴自然，且具有浓郁的宗教感。雅姆一生远离文学中心巴黎，在法国南部欧尔岱与哈斯帕宏两地过着宁静的乡村生活。这也许就是造就他和波德莱尔等大都会诗人诗风差异的主要原因。雅姆安静地享受着他静穆的田园生活，环绕在他生活中的是：风信子、金雀花、椴树、鸽子、黄蜂、燕子……而在所有这些大自然的造物中，驴子无疑是诗人最亲密的朋友。它默默地陪着诗人一起劳作、一起漫步，走过玉米地、走过水井边……所以在雅姆的诗中出现最多的也是驴子。
如果说希梅内斯等人感受到的是驴子与人的亲密，那么，雅姆感受到的就不止是驴与人，更是驴与神的亲密。驴子是勤恳忠实的，同时也是温和驯善的，而温驯却是一个教徒对于上帝的态度。其他的人对于驴子的爱是有特定对象的，比如对小银，或者对卡迪松，而雅姆对于驴子的爱却要广泛得多，他的爱是对所有驴子的爱，也是对所有生灵的爱，是一种悲悯。在《我爱这只温驯的驴子》里，他写道：
它留在畜棚
很是疲惫、悲惨，
因为它那可怜的小脚
走得够累了，
从早到晚
它做着苦工。
一个人要多么纯善才能对动物怀有如此深切的怜悯！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教中的放生，的确，在这方面，宗教是有共通之处的。佛教中有“大乘”，能够运载信徒到达彼岸，驴子在诗人的心中最终也成了这样的运载之体，故雅姆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和驴子一起去乐园的祈祷 》：
我要对我的朋友――那些驴子说：
我是弗朗西斯・雅姆，我正到乐园去，
因为在那儿，在善良的上帝的土地上，没有地狱。
我将告诉他们：蓝天的温驯的朋友，来啊，
那些可怜而又可爱的动物，让他们的耳朵急速扇动
驱赶着平庸乏味的苍蝇，争斗和蜜蜂……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大人心”指的是一种经过文化熏陶之后的心性，“赤子心”则指的是作为自然人所具有的心性。人类文化起源于自然，依赖于自然，文化心性也就是自然心性的完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万物没有区别，所以彼此可以通达，即使是花花草草，人培植一段时间后，也会产生感情。踩坏花草尚且不对，更何况那些活蹦乱跳的动物呢？所以，这个世界上，人马情未了、人鱼情未了的故事比比皆是。这种通达也在文化心性上有所体现，于是就有了用动物来表现人性，甚而表现神性的文艺作品。这正是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和合”，把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体，“通天人，合内外”。因此，我们或许也可以说：文学就是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