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要学习如何应对经济低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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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了高增长的执政方式，进入低增长该如何应对还不知道。

中国经济转型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一轮结构性调整表面上看是“去产能化”，或许也是中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的开始。我们习惯了高增长的执政运行方式，低增长又该如何应对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道坎我们能迈过去吗？某种意义上，这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存亡的一道坎，不这样认识，我们只会忙于应付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却无法最终改善经济环境，迎来下一轮增长。

产能失衡、经济结构失衡是当前经济中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说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衡呢？从结构方面看，房地产开发过度，需求始终没有压下来，供给却在短期内肆无忌惮地发展，供给与需求的产业内部出现了问题，造成单一产业过于强势，政府强烈依赖土地财政，压缩了其他产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一些政府对非房地产企业已经不感兴趣。例如农业萧条，水资源污染，“镉米”风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镉米造成了谷物加工企业普遍停产，国家储备粮食积压严重，粮食产业哀鸿遍野，与房地产的一路高歌形成了冰火两重天。

谁会认为这样的经济结构可以长期维持？是在为老百姓谋福利呢？湖南作为水稻生产第一大省，不仅未能形成强大的第一产业地位，未能使农业成为赢利产业，反而率先陷入危机，不能不说是我们过度发展工业经济，一定程度上忽视农业经济、忽视农民利益造成的。

房地产为何尾大不掉、地方政府为何要严重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因为地方政府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大型GDP工程、维系政府自身运行和短期财政收入，以及保障民生都要依赖房地产业。所有地方政府都要加快发展，短期内不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就难以将GDP保持在7.6%以上的增长水平。

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多年的“负债发展”，普遍债务缠身，只得借新钱还旧钱。如今，几乎地方政府一切可以“变现”的资产都被“抵押”融资，政府大规模借债发展，公共财政效应和货币刺激效应一步步降低，一轮又一轮的官员更迭留下的债务窟窿，只能采取“寅吃卯粮”方式慢慢拖下去。而值得说明的是，地方政府负债并非主要用来改善民生和提高福利带来的，更难指望其成为在低速发展时期保障民生、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动力。

在复杂经济结构状态下，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政策博弈正在加剧，以“去产能”为代价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地方政府很难有积极性——好不容易招商引资进来的大企业，进来的时候，给了许多优惠政策，给了“零地价”，给了税收减免，如今要关闭这些创造税收的大企业，地方政府难以接受。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房地产已经成为了当前一批地方干部熟悉掌控和运行有效的领域，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升级他们还没有学会，不知如何做——我们习惯了高增长的执政方式，进入低增长该如何应对还不知道。这都需要给予充分的预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戏如何能够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战略的转型，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极具标本意义，而且将在 “中国模式”发展过程中贴上令人信服的标签。正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日前所说：“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