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孙仲妻柩铭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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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是汉代四川地区常用葬具之一，在洞室墓与崖墓中均有使用。大部分石棺雕刻有画像，而带有铭文的石棺并不多见。为世所知者，仅四川芦山县所出王晖石棺、合江“东海太守”等字画像石棺、简阳“天门”等字画像石棺等寥寥数种［1］。

新见东汉孙仲妻石柩，形制为石棺，因自铭为“柩”，故称孙仲妻石柩。石柩刻铭二十三字，现藏私人，传出自成都市双流区。柩盖尺寸巨大，长度洽为汉制一丈，而单字径比一掌，为汉代石刻中所罕见。虽为石刻，其铭文、形制却与东汉“武威壶柩铭”、“武威张伯升柩铭”等覆盖于棺柩之上的长幅幡物极为接近，可推知孙仲妻柩铭应当具有文献屡载之“铭旌”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现略考如下，敬请方家指正。

一、柩铭地名、称谓、年代考略

考古资料表明，四川地区汉代石棺的形制主要有两类，一为用石材雕凿，可以移动；一种是依山雕凿，除棺盖外，棺体与山体相连，不可移动。两种石棺结构类似，棺身一般为整石雕凿，由棺身与棺盖组成。［2］

孙仲妻石柩现仅存盖，棺身不存。棺盖长232厘米，宽68厘米，分别接近汉制的一丈和三尺。刻铭为隶书，单竖行，上下占满整个棺盖。整体光素，无图案，斜面饰平行细密凿纹。

柩铭共二十三字，当断句为：

蜀广都苞乡嚻造里公乘孙仲妻君就，以石棺葬，书此柩兮。［3］

从铭文可知，逝者为孙仲之妻，字君就，其籍贯为蜀广都苞乡嚻造里。前句交待了孙仲之籍贯、爵位、孙仲妻之字，后句言葬制。

蜀即蜀郡，秦灭蜀后置，两汉因之，治所在今成都市附近。广都，县名，本为古蜀国开明帝三都之一。西汉元朔二年（前127年），置于蜀郡，领广都县。王莽时，广都县更名就都亭。东汉后，复名广都县。县治在今成都双流县中和场古城坝［4］。“嚻”为“嚣”之异写。苞乡、嚻造里为乡、里之名，今无载。

公乘为孙仲之爵位，属于秦汉二十等爵之第八级，以得乘公家之车，故称公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八公乘。”颜师古注：“言其得乘公家之车也。”［5］秦与汉初，公乘为高爵。汉文帝后，第九级五大夫方为高爵，待遇为免除徭役，公乘仍需服役。东汉明帝后，公乘为吏民可拥有的最高爵位。刘劭《爵制》曰：“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 ［6］

籍贯、爵名、名氏，“名氏爵里”的称谓组合于汉简多见，兹举爵位同是公乘之二例：

A.居延甲渠吞北隧长、居延安平里公乘徐为年卅三。(E.P. T 56:155)［7］

B.戍卒、河东郡北屈务里公乘郭赏年廿六，庸同县横原里公乘闻彭祖年五。（E.P.T51:86）［8］

第一例之籍贯：居延县安平里，爵位：公乘，姓名：徐为。第二例包括二人，第一人籍贯：河东郡北屈县务里，爵位：公乘，姓名：郭赏，第二人籍贯：河东郡北屈县横原里，爵位：公乘，姓名：闻彭祖。当然，因为孙仲身份为民，所以“蜀广都苞乡嚻造里”之前，没有像徐为、郭赏之前再加上“居延甲渠吞北隧长”和“戍卒”的称谓。

孙仲为夫名，仲当是“伯仲叔季”之排行。由汉代称谓习惯可知，“孙仲妻君就”中，“君就”为孙仲妻之字［9］。汉代妇女可称呼为“妻某某”，而且流行取字“君某”、“某君”，皆符合我们对当时称谓的认识。居延汉简中，即屡见妻字君某者：

A.不侵隧长石野?腊钱八十?十二月壬戌妻君宁取( E.P.F22:206)

B.第十一隧长陈当?腊钱八十?十二月乙丑妻君闲取（E.P.F22:208）

C.第卅二隧长徐况?腊钱八十?十二月壬戌妻君真取（E.P.F22:209）

D.止北隧长窦永?腊钱八十?十二月辛酉妻君佳取（E.P.F22:211）

E.腊钱八十 十二月壬戌妻君曼取（E.P.F22:215）

F.妻君相取（E.P.F22:786）［10］

妇人字“某君”的例子，还见于现泠印社的《三老讳字忌日记》石刻（约公元52年）：

祖母失讳，字宗君，癸未忌日；……母讳捐，字谒君，建武廿八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11］

汉人一般名为单，字为双。居延汉简中的“君宁”、“君闲”、“君真”、“君佳”、“君曼”、“君相”，《三老讳字忌日记》中的“宗君”、“谒君”，和孙仲妻“君就”一样，均指其字。［12］

“以石棺葬，书此柩兮”，交待了棺柩的形制和书写柩铭之事件。

柩，本多指棺柩。《说文·匚部》：“柩，棺也。”段玉裁注：“棺柩义别。虚者为棺，实者为柩。”此外，因柩上书铭，故也以为铭之同称。《周礼·春官·小祝》：“设熬，置铭。”郑众云：“铭，书死者铭于旌，今谓之柩。”《檀弓》：“铭，铭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故以其旗识之。”唐贾公彦疏：“铭所以表柩，故汉时谓铭为柩。” ［13］正可佐证。

依形制而言，虽可定名为孙仲妻石棺，但依据石棺自铭为“柩”，同时佐以汉唐人之考据——石棺的准确定名，当为孙仲妻石柩，其铭文当称为孙仲妻石柩铭。

孙仲妻石柩的年代属于东汉，但具体时代尚不清晰。四川地区出土东汉石棺，带有纪年内容的极少，见诸报道的只有四川省大邑县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墓石棺（文字砖铭文为永元十五年）［14］、四川省芦山县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的王晖石棺，跨越东汉中晚期。此外，大量的东汉石棺均没有纪年信息，故其断代尚不明确［15］。孙仲妻石柩的准确年代，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二、看似同类而截然不同的王晖石棺

汉代墓葬题刻，不胜枚举，如现存最早的汉碑，西汉河平三年（前26年）的麃孝禹刻石，就是这样记录了时间和葬者的墓葬题刻。着重关注四川地区风格比较相似的汉刻，可找到如成都中平四年墓门题记、沈府君神道阙、冯使君神道阙等例子。然而，不可回避的对比样本，当属与孙仲妻柩铭载体一致的铭刻—著名的王晖石棺。

王晖石棺作于东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出土于四川省芦山县沫东镇羊上村。石棺全长250厘米、高101厘米、宽83厘米，呈长匣式，由红砂岩脊状弧形棺盖和矩形棺身组成，棺身上部略斜收。棺盖及棺身四壁分别刻有浮雕五幅。其中，棺盖首下阴线刻出双门及浮雕人物迎候图，右门紧闭，上刻隶书铭记35字［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