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玲:面对东京的夜空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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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朋友由于工作关系，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她经常在我面前气愤地骂日本人不是人，有时把那些专门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也一起捎上毫不留情地骂了：“别看他们表面谦和，骨子里特别看不起中国人。”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日本人，受了这个朋友的影响，我心里对日本人也没有了什么好感，有时候还特别想知道那些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是不是都过着“非人”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实了张丽玲，她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她在日本和中国都算得上名人，因为她拍摄过一部非常感人、在中日都称得上家喻户晓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
张丽玲满脸通红，冲那个日本警察大声说了几句话拉起我就走
我受张丽玲邀请采到日本，第一次和她走在整洁靓丽的东京街头，除了欣赏异国风情之外，还切身体会到了日本民族的谦和有礼，经常有身着和服的传统日本妇女向你微笑鞠躬问候，把我弄得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回礼才算没有给我们礼仪之邦“丢脸”，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形象，突然紧张起来。张丽玲轻轻叹气：“现在的年轻人要是都像你这样想就好了。”她的话中充满了无奈。
我还没来得及问她是何原因让她如此叹息，一个日本警察径直朝我们走来，张丽玲连忙拉我急走，但我们还是被那个警察“友好”地拦住去路。先敬礼再问话，这套程序似乎与中国警察一样，但你却可以感觉到，中国警察的敬礼是应付，而日本警察的敬礼有一种诚意，我并没有因为他的拦阻心中不悦。但我却突然发现张丽玲脸上非常严肃，话语坚定，好像很不悦。我感觉那个日本警察是冲我来的，于是请张丽玲翻译，张丽玲低声说他要看你的护照，我忙说：“护照放到行李里了，没带出来，请你跟他解释一下。”张丽玲跟那个警察翻译了我的话，但那个警察还是一个劲地向我敬礼，意思是我不拿出护照他就要这样永远的敬礼下去似的。此时我们周围已经围了很多日本人，那些眼光似乎是在说我们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我觉得很尴尬，不知怎样才好，这时，张丽玲满脸通红，冲那个日本警察大声说了几句话拉起我就走。我们就那样走了，我感觉身后无数的眼睛在盯着我们，那个警察还站在那儿不动。
走过一条街，我问张丽玲刚才她说了什么?张丽玲说：“我说他太蠢，我们这样努力为中日友谊做事，可他们这些人却总是怀疑中国人，使我们的努力前功尽弃。”过了一会儿，她又叹气说：“这也不能全怪他，许多中国人做的事确实不好。”听得出她的语气中有些痛心的味道。
张丽玲告诉我，她刚来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对中国人是很好的，可后来，许多刑事案件发生了，当然有一些是中国人干的，也有一些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日本的媒体大肆宣传中国人犯了什么法，做了怎样怎样恶劣的坏事，这些报道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夸大的，但时间长了，日本人就会认为中国人在日本总干坏事。“我刚来的时候的确亲眼见到许多中国留学生偷东西，一个很有家教的中国女孩亲口告诉我，她所有的衣服和日常用品都是从路边的小店里拿的，她在中国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但在日本她做了。日本的许多小商店东西都摆在门外，店内只有一个收银员，买东西的人只要拿着东西进屋交款就可以了，一些中国人发现这些小店有可趁之机，便顺手牵羊，搞得日本人见到中国人就害怕，以为是小偷。”
听她这样解释，我才明白，那个日本警察是要验查我的身份，看看是不是坏中国人，张丽玲说：“我就受不了他们这样对待中国人，日本人他们从来不查，见到中国人就要查。”
中国人在日本的信用和威信近些年走入低谷，日本人基本上是见到中国人要么害怕躲开，要么傲慢拒绝，很少像以前那样友善了。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日本犯罪率上升，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很聪明，但他们不怕中国人，原因是中国人内讧多，许多中国人犯了案，日本人根本查不出来作案的方法，但没过几天那个犯案的中国人就能被拿住，原来是他身边的中国同伴告的密。
张丽玲的CCTV大富电视台，是专门负责将中央电视台节目在日本落地的电视台，她身后有日本五大企业的支持，使她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得以生存发展。众所周知，中央电视台肩负着对外宣传中国的重任，但外宣工作十分艰难，几乎所有海外落地的电视台都呈现赤字，只有张丽玲的CCTV大富是赢利的。一个十几人的小电视台经过几年的拼命维持不仅可以赢利，还在日本打出了名声，电视台日益壮大。但许多事情中国方面的不支持，日本方面的不理解，使张丽玲身心疲惫，步履维艰，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面对东京的天空发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张丽玲，使她多次产生放弃的念头。
来日本13年后，张丽玲第一次给自己放假，踏上了日本东京附近的式根岛。这个小岛呈三角状，像个小铲子，被浓密的森林占据着，小岛上仅有56户人家。每个踏上小岛的人都会感觉到浓郁的森林负氧离子毫不吝惜地钻进人的肺腔，使人一下子疯狂地爱上它，拼命地钻进绿色的森林。我和电视台的同事们一起顺着森林中的小路走着，突然眼前一亮，一片深蓝深蓝的海水呈现在眼前，人们呼唤着奔向大海，站到巨大的岩石上，海水是深蓝色的，与我国众多海边见到的天蓝色海水不同。我观察着张丽玲，与我们兴奋的状态不同，她静静地望着大海，一会儿，她躺在式根岛巨大的岩山上，似乎在听海水撞击着礁石的声音。一个日本同事对我说：“部长太累了，她在用这样的方式放松自己呢。”我知道张丽玲也许在向大海寻找答案。
是什么力量让张丽玲一直坚持着呢?在回东京的船上，张丽玲对我说：“如果为了我个人，我肯定早就不干了，我也曾多次试探性地问我的股东，但他们给我的答案是，如果我张丽玲不当这个电视台的董事长，那他们就撤回投资，中央电视台在日本落地与他们这几家公司毫无干系。这个结果意味着，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将从日本消失，所有在日的中国人也不可能再看到祖国的节目，听不到来自祖国的声音。”
张丽玲为了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在日本落地，亲自游说日本几大公司，投资，她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但条件是她必须加入日本国籍。几年的锻炼，张丽玲身上不仅有中国人的善良，还拥有了日本人的坚韧，她严格地说是在为日本人工作，但她却又在为中国人服务，她是实实在在走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人，这也使她自己处在一种无奈与无援的境地之中。
他的死，在我的心灵中产生了震撼，我第一次从心里感觉到日本人也是很善良的
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但真正能溶入其他国家主流社会的人却很少，张丽玲算是走入日本主流社会的人。她是怎样看待日本人的呢?
张丽玲说她心里也曾对日本人有一种“先入感”，这是一句日本语，是先入为主的意思。但是随着她在日本时间的延长，她的看法也在改变，“以前，在我看的连环画、电影、漫画，里面的日本鬼子永远是拿着刀的，永远是在杀人放火，是在干坏事的，所有的画面上都写的是‘日本鬼子’。我就认为，日本人是鬼，不是人。后来，有一部日本电影使我发现日本人也是人。当我发现日本人也是人时，就会对日本人做出正确的评价。既然是人，自然就会有好人，有坏人。”
使张丽玲开始对日本人改变看法的，是她在日本学校第一个为她做担保的人。现在想起来，她还觉得有些对不起他。
说起对留学生的担保，也许是日本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土政策”。学校是要靠学生的学费来赚钱的，而学生又要靠担保人担保才能入校，于是学校就让所有老师来给学生做担保。
张丽玲的担保人是免费为她担保的，她比许多自己花钱找保人的留学生幸运，当听说保人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她顿时心怀戒备，怀疑是色鬼。他们约定的是在学校楼下的茶座见面。“我见到他感到很吃惊。他虽然是日本人，却长了一张欧洲人的面孔，深眼眶高鼻子，满头的白发，没有一根青丝，一副绅士派头。见面后我们无法交谈，只能用笔谈。我写的中文字他基本都认识。他每个星期来找我谈一次话，每次都是在课间，在学校楼下的茶座笔谈10分钟。在我日语水平基本能谈话的时候，一天，学校通知我要换一个保人，我很吃惊，问为什么?学校告诉我，他去世了，是病逝的，那年他才45岁。我心里突然觉得我非常对不起他，我一直是在用戒备的心理对待他的。也许，在为我担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病入膏盲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担保我?这些我已经无法从他的嘴里得到答案了。他的死，在我的心灵中产生了震撼，这是我第一次从心里感觉到日本人也是很善良的。”
当然，几十年在心目中形成的印象是不可能被一两个人，一两件事所改变的。再者，张丽玲身边也确实有不少并非正人君子的日本人。张丽玲在上大学的时候奉行的是“蚌壳”政策，把自己紧紧地包起来，不轻易与任何人打交道，尤其是男老师。
“但是，事情总是有意外的，我碰上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当我快毕业的时候，他对我很不满意，他说：上课以外的时间从来就看不见你。一下课你就跑，是不是对我不满意?我记得在我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挨了他的骂，当时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在打字机里打的论文，什么都没有了。我当时的脑子一片空白，眼泪哗哗地流呀!我以前是从来不掉泪的人，可那一天晚上，我好像把自己前半生的眼泪全流出来似的。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一夜，我觉得我这一生就这样完了，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想我还是离开学校吧，不提论文，因为提论文我就会流泪，只说要回国。
“第二天一早，我到老师的办公室，我对他说：学我是不想上了……没想到我还没说完，他就对我说：不就是你那个论文没有了么?你不就是想回国躲避么?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连这样一点小事你都不能战胜，你都过不去，你还能有什么出息?我真是看错了你！我原以为你是一个有出息的人，对你抱有希望，可是，我错了！
我说：你怎么会认为我有出息?
他说：平时我是对你很严厉，有时甚至很粗暴，但是我是把你当作一块能变成美玉的璞石来看。我想，你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可是我失望了，我非常生气。你可以去问所有的日本老师，只有当我们对一个人有希望时，才会对他严厉，只有认为他是可教之才的，才会对他生气。
当时，我很惊讶！我说：你会相信我?
他说：对！可是在这个时代，你连电脑都不会，还在用那么破旧的文字处理机，你也太落后了……他是那样严厉地骂我。这是我长大成人之后第一次受到这样严厉的训斥。可是我被他骂得反而不想哭了，心里一股气在慢慢地聚起，我在他面前擦干净脸上的泪痕。不知道什么力量支持着我，我竟然当着他面，摔门而去。可是我没有回国，也没有回我住的地方，而是上街，找到一家电脑店，用准备买飞机票回国的钱，买了一部比他用的还高级得多的电脑回家。
后来他看到我的电脑，就笑话我说，这样高级的电脑，你连其中百分之一的功能都用不了，完全不用跟我斗气么!后来我在筹备拍《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时候，我还找过他，请他看我们的策划书，他还是教训我，说我的策划书做得马虎，还有不少错别字。
从他的身上，我感觉到日本人的为人处世方式与我们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对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不喜欢你，可以骂你，刁难你，但是，当他发现你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的时候，就会真正的爱护你，帮助你。当然，你就是出了名，他对你的态度依旧一如既往，不卑不亢。”
当我再看到她笑容可掬地站在一边为我让路的时候，我真有入地无门的感觉
“我真正对日本人感兴趣是在工作以后，我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有很强的优越感，是中国女孩子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想可能是被中国男人惯的。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在接受面试的时候大谈日本社会歧视妇女，大谈男女平等，等等各种见解。我发现日本公司有个规矩，新来的要给前辈(就是比你早进公司的人)倒茶。当时我就说，到了公司以后，我不会去给任何人倒茶。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有些厚颜。
上班第一天，我的指导员给我端来一杯茶。我不能接，我要接了，以后即使礼尚往来，我也要给她倒茶。给她倒了，给别人倒不倒呢?我不能上他们的圈套。我就说我不喝茶，她没说话，给我换了杯水。我赶紧说，我上班的时候不喝水。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不给别人倒茶，就由我的指导员替我来完成这个任务。虽然看着她替我倒，心里有些不落忍，但是我还是坚持。这下可把我自己害苦了。因为我说过上班的时候不喝水了，所以我就是渴得喉咙冒烟也不敢去喝口水，最受苦的是我自己。最后还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反正他们已经给我倒水了么，给他们倒水也没什么。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真的很幼稚，而且心里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十分可笑。现在我看国内许多女孩子就像十几年前的我一样。
“让我改变看法的就是我的指导员。她对我说话始终面带微笑，话语轻轻，像是一个非常温顺的小妹妹。肯定她早已明显感觉到我身上的那股傲气和优越感甚或有些敌对的态度，但是她对我始终是温文尔雅。不过有时她用极为平和的语调说的话，我还是觉得很伤我自尊心的。比如，我经常有一些问题去问她。当我第一次问的时候，她解答了，第二次问，她也答了，当我第三次再问的时候，她就说：你不要多问别人，一般告诉你一次就应该记住，如果脑子记不住，就应该记在笔记本上。你应该去翻你的笔记本，而不应该总是问别人。如果你总是问别人，人家会认为你这个人不可信。甚至怀疑你的工作能力。
“所以，我在大仓工作的时候，随时带一个笔记本，把所有的事都记下来，终于我不再需要问别人了。从那以后，我真是养成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习惯，在大仓那几年养成了我事事做笔记的习惯，真的对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现在我就要求我公司所有的人都要养成记笔记的习惯。”
“在大仓公司里还有一位小姑娘给我很深的印象。日本的公司是等级制度很严格的，新来的员工不仅要给老员工端茶倒水，在走道里碰见，也要站在一边让路。我刚到公司的时候，我们这一批是最底层的，要对所有的人表示毕恭毕敬。可就有一位小姑娘始终为我让路。开始我还不太好意思，后来发现她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我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礼让了。同时，在心里还猜测：她肯定是个业务能力很差的人，靠这种陪笑脸来搞好人际关系。有一天我终于问一位同事：“她是不是业务能力特差?”
“那位同事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她前不久刚刚在 NHK组织的全国俄语大赛中得了大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当时我的脑子里嗡的一下子，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真说不出自己当时对自己是自责还是自问。我懵了！这太不合常理了！当然，我说的这个常理是中国人的常理。如果一个女孩子在全国的大赛中得了奖，不要说她会趾高气扬了，就连她的家人大概都会腾云驾雾的，想不到她是那样的朴实，是那样的谦逊，对人还是那样的毕恭毕敬，那样默默无闻。她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我这时开始反问我自己：你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有什么老本可以值得优越?你又有什么新的成就可以优越?我真是在用小人之心度人，说此时此地我无地自容一点不过分。当我再看到她笑容可掬地站在一边为我让路的时候，我真有入地无门的感觉。”
当张丽玲在日本的公司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她开始重新整理她的思想，反思她的观念，检点她的行为，并且在她执掌大富公司以后，调整她的用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