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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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自1976年东盟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比东亚经济的持续性更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东亚经济波动，表明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东亚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东亚经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远比中国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大。

关键词：中国经济　东亚经济　协动性

一、引言

随着“东亚共同体”问题的日渐升温，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协动性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与东亚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2008年1-10月，中国与东亚的双边贸易总额高达5872.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6.8％，东亚实际上已远超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与东亚的经济波动会通过要素流动、贸易渠道、金融市场等实体或虚拟经济传导渠道，引起彼此经济波动的谐振。

现有文献对中国和东亚经济协动性的相关研究不多。shin(2003)，Rana(2007)研究了东亚贸易一体化与经济协动性的关系，认为东亚经济协动性增强并不是与贸易一体化一一对应，经济协动性增强主要与产业内贸易相关，而不是与产业间贸易相关。宋玉华等(2004)研究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区域内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不断增强，主要原因是区域内贸易联系的增强导致各国经济周期显示出日渐明显的协动性特征。罗斐、庄起善(2005)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强度对宏观经济波动协动性的影响，研究认为，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两国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的提升，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间贸易而不是产业内贸易。张兵(2006)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演变经历了由不同步到逐渐同步及协动性越来越明显的变动过程，认为这主要源于区域内的贸易联系及对市场的相互依赖的日益增强。王悦(2007)验证了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存在，并证明了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变动对该地区经济周期协动性有明显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定量的角度考察中国与东亚GDP的相关系数，中国与东亚经济的持续性、波动性以及领先滞后关系，相互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以及二者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相互作用的路径。本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CON-TRADE数据库。

二、实证研究

(一)中国与东亚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

从相关分析来看，中国与东亚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大致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见表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一些全球性经济事件有关。1967-1977年，中国与东亚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9，中国在这段时期经济的封闭性较强，导致两者的相关系数较低。1978-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两者间经济的相关系数大幅上升到0.47.1989-1991年，由于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国与东亚经济波动呈现负相关。相关系数为-1.00。1992-1996年，中国与东亚经济波动相关系数为-1.00。1997-2001年，中国与东亚经济波动的协动性仍持续增强，相关系数为0.58。从2002年开始，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73。

对中国与东亚GDP增长率数据间的横向相关关系的考察结果显示(见表2)，与东亚多数国家经济相比。中国经济的持续性较强，中国CDP增长率的一阶自相关为-0.005，东亚GDP增长率的一阶自相关为0.024；中国经济的波动性较大，中国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为1.42，东亚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为1.12。从横向相关关系来看，中国经济与多数东亚国家经济呈现正的协动性。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东亚经济波动约4年时间，说明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二)中国与东亚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

表3显示，东亚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反之则不成立。表明在整个时间序列里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仍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这与中国外贸依存度较高有关，也与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有关。中国GDP是文莱、韩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中国GDP是文莱、韩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日本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日本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其他国家的GDP与中国GDP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原因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三)中国与东亚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

1　脉冲响应函数

图1显示，中国GDP对其自身的新息冲击当期就有明显的正向反应，随后不断增强；对来自双边贸易新息的冲击刚开始反应较弱，随后不断衰减为负向反应：对来自东亚GDP新息冲击刚开始没有反应，到第二期结束变为最大，随后不断衰减为负向反应。东亚GDP对其本身的新息冲击即刻就有反应，到第二期时达到最大，随后不断衰减。东亚GDP对来自中国GDP新息冲击反应始终为负：东亚GDP对来自贸易新息冲击刚开始没有反应，随后在第三年后达到负的最大。双边贸易对来自自身新息冲击在第一年表现为正向反应，随后不断衰减直至消失：对来自东亚GDP新息冲击做出显著反应。到第三期结束时达到正向反应的最大值，随后不断减弱。对来自中国GDP刚开始反应较弱，随后不断增强。由此可见，中国GDP增长和东亚GDP增长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与整个时间序列中有较长一段时期两者经济联系不太密切有关，表明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相互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意味着双边经济往来的潜力巨大。

2　方差分解

图2显示，中国GDP的方差分解中，超过95％的影响可由自身因素来解释，由东亚和双边贸易因素解释的部分较弱，贸易能解释的部分约为3％。对东亚GDP的方差分解显示，有大约90％的变化可以由其自身因素来解释；东亚GDP的变化中，可以由双边贸易解释的部分约为8％。双边贸易的方差分解中，可由东亚GDP解释的部分不断上升，最后约为75％，由中国GDP所解释的部分约占10％，双边贸易来自其自身的影响不断下降，由第一期的71％下降到14％。表明双边贸易的增长受东亚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这与东亚需求对双边贸易的巨大影响密切相关。

三、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一系列的计量分析工具，研究了中国与东亚经济增长的协动性。主要结论如下：

(一)受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阶段性的影响，中国与东亚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两者的相关系数在整个时段达0.63，表明两者的经济相关性较强。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与东亚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更为明显，相关系数高达0.73。这是双边经贸联系不断深化的结果。

(二)与东亚各国经济相比。中国经济波动的持续性较强、波动性较大；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东亚经济波动4年，表明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仍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这与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较高及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性较高有关。

(三)东亚GDP增长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不成立。中国GDP是文莱、韩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日本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的相互影响依然较弱，但这一影响将随着相互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而不断增强。

(四)东亚经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较大，中国经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弱，中国经济对双边贸易的拉动作用具有滞后期。这表明，作为中国出口的主需求方，东亚经济对双边贸易和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具有较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