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倾力打造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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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不要钱。在曾国藩三十岁那年即立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此后曾国藩咬紧牙关，日日自苦，以至于想回湖南老家都因筹措不足路费而作罢。如果说京官并无发财渠道，曾国藩苦守清廉并无考验的话，那么带兵后管理大量军饷，他依旧清贫。曾国藩的女儿曾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用;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以此可见曾国藩乡间的家何其清苦。
如果说乡下物质匮乏制约，不能体现许多，那么曾国藩夫人带着孩子们来到城里依旧清苦，这大可说明曾国藩是如何简朴至极。据记载，他的夫人每月只有四千铜钱，折合银子也就是二两，儿媳有一两。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太少了。在子女方面，他甚至要求不许穿着华丽。有一次看见女儿曾纪芬穿着一条彩色绸裤，曾国藩命令她立即换掉，所谓“文正见而斥以为侈”，对于一个爱美的女孩儿来说，穿件漂亮衣服都不被允许似乎太不近人情，然而纵观曾国藩终生家教作风，则可看出，事无巨细，家风无论男女老少，必须全都遵守。除此之外，曾国藩给家里的妇人和女儿制订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日程表”，按照曾国藩的想法就是“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他的日程表是这样的：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午饭后，做针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曾国藩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并且还要定期进行检查。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更是要求欧阳夫人要带头纺纱。同治二年（1863年）给澄弟的信中提到，“共办棉花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贵为总督家属要自纺棉纱，堂堂督署后院终日纺车声不绝，曾氏治家之严与曾氏家风之淳厚于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号星冈）坚持以务农为本业，将读书做官仅视为光耀门楣的点缀，故而有“宽一（曾国藩乳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之语。曾国藩后来将其祖父的居家之法概括为八字诀，以为齐家之道：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所谓“早”，即早起;“扫”，扫地，泛指做家务;“蔬”，种菜;“鱼”，养鱼;“猪”，喂猪，这些都是农家生活的基本内容，但在曾氏看来却是关乎家道兴衰的大事。不仅对自己的妻儿子女这样严格要求，就是在故乡管理家务的兄弟，他也时时监督，甚至严厉警告。一次他的弟弟曾国潢要给他置办家产，曾国藩措辞少有的严厉：“弟若听我，我便感激你，尔不听我言，我必恨尔！” 曾国藩
曾国藩在子弟儿男的培养过程中，除了加强人文教育之外，更多看重的是品行、品质，他从自身经验总结，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他曾在家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与此同时，他甚至决绝地说：“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日后淫佚恶，必且大玷家声。”与此同时他还总结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仰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 曾国藩手书家训
曾国藩从不给后代子女留银钱，更多是出于对富家子弟好逸恶劳、挥霍无度的深度感触而得出的结论。
曾国藩不仅严格要求家人，对自己的约束同样非常严格，愈到晚年这种操守越加明显。
他的幕僚弟子赵烈文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恒见师使令俱用弁勇，左右无便给之人，口食菲薄，衣服故弊，夜则一灯荧荧，木榻独坐，扣心自问，断断不能，故不免望洋兴叹。”而曾国藩却回答说：“这只是古人的末节，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过去经常说阔人不能不摆架，但不要过分，令人恶心;寒士不能不求人，也不要过分，全丧气骨。” 赵烈文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求奢华。赵烈文记载：“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赵烈文非常钦佩他节俭的作风。
在住的方面，曾国藩更是能对付就对付。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来到曾国藩身边，他对曾国藩住宿很有感慨：“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琴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唯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