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休闲经济研究的理论经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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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论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的历程至少有三重意蕴：数学化、符号化和心理学化，它直接导致对劳动时间的遮蔽和经济学的非人化。大众法定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居民休闲生活的繁荣，放大了人性的复杂性，澄明了生活方式对于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彰显财富之根――自由时间，从长远来看，迟早将孕育理论经济学的一场彻底革命，即由劳动时间根基转向自由时间根基。

[关键词]休闲经济；非理性；生活方式；劳动时间；自由时间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0―0020―06

1 经济学何谓?

1．1 经济学与财富之根

重商主义认为经济学是国家间贸易之学，多出口，少进口，是国家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认为经济学是生产之学，只有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才创造财富。亚当・斯密综合前人观点，认为经济学是财富之学，是如何致富之学。古典经济学家对财富的关注虽各有侧重，但都强调时间对于价值形成的意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马歇尔。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慨叹：“我们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困难是由于时间因素而引起的，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最大的困难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他在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分析中，始终对时间因素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然而，19世纪后期，由于边际效用原理的引进，理论经济学开始了心理分析转向，时间要素在理论经济学体系中开始边缘化。凯恩斯革命引领经济学走出微观研究的狭小范围，开始关注宏观经济运行问题，以应对市场失灵和反危机，其关注焦点由个人劳动转向政府调控，时间要素淡出其研究的视野。20世纪六七十年以来，经济学又经历了一场博弈论革命，它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的预设前提出发，研究人们在市场博弈中的行为选择规律。在博弈论视域内，经济学被置于抽象数学化的逻辑推演境界，成为信息和对策之学。总之，经济学不断科学化(即数学化、符号化和心理学化)的历程，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逐渐疏离和遮蔽真正财富之根的历程。

1．2 新经济与财富观念变革

20世纪末以来，随着知识一信息社会渐露端倪，新经济日益兴起，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也进一步拓宽。有人认为，新经济是知识经济，新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是研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学问，它是继采集渔猎经济、农牧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有人认为，新经济是体验经济，新经济学就是体验经济学，它是继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人认为，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新经济学就是眼球经济学。更有人认为，新经济是“娱乐挂帅”的经济，新经济学就是娱乐经济学。如此等等。随着理论界对于新经济理解的变化，财富的形式以及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均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

1．3 经济学的实质

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更倾向于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人学，是人类生存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创造之学。具体来讲，它是研究在一种特定社会情境下，人类生存状态及其交往规则的学问。这种交往既包括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包括人与人、人与各类共同体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流。

人是一切社会问题学科的总主体根源，人性的复杂性和人类行为选择的主观多样性构成所有社会问题学科的总背景。经济学也不例外。总而言之，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选择和享受自身生存条件的科学。它的发展与人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其生存状态的基本图景，它内在地决定社会的需求方式和需求结构。此外，科技进步也是一个富有巨大影响力的要素，它不仅为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还不断拓展人们需要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可见，以人们社会交往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以及作为这种变革重要动力之一的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无论其中的哪一方面发生改变，都将影响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拓宽经济学的内涵，放大经济学的复杂性，是经济学研究必须考察的内容。

2 休闲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性假设

既然经济学的复杂性根源于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体选择的不确定性，那么，如此复杂的主体选择活动，定性和定量研究何以可能?

2．1 传统经济学立论的假设前提

为了便于对经济主体复杂的选择活动开展研究，传统经济学确立了三大假设前提，分别是理性人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

(1)理性人假设 这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在经济学说史上，它源于“经济人”假设。该假设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人是自利的，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自己在机会集合中不同选择的各种可能性结果，以实现其期望效用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较早明确地把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确定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据此，他出色地描绘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后来经济运作和演进实践中，经济人假设逐渐演化为理性人假设，强调经济主体总是追求其目标值或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至于这种目标是利己还是利他则不做具体的界定。主流经济学的成功在于它的有理性的自私人假设恰好描绘了日常经济活动中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即其对满足和快乐的追求具体表现为利己动机。

(2)资源稀缺性假设 资源稀缺性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的直接外在前提。如果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理性也就失去了意义，事实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是一个既定量，且很多是不可再生资源，无法循环利用，必然越用越少。同时，世界人口在急剧增长，已经突破60亿关口，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之很多发达国家追求奢侈豪华生活，本已十分紧张的生存资源就显得更加拮据。如果再将生活时间资源考虑在内，即使是当今世界富豪们，也都无法逃脱资源稀缺性的束缚。

(3)完全信息假设 这是理性人假设的默认隐含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再理性的人也只有在把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真正符合理性的抉择。没有完全信息，也就谈不上真正理性的选择。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实现完全经济信息最有效传递。

2．2 有限理性热潮

传统经济学的三个假设前提，有两个在国内外经济学界经常遭到质疑，即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现在，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已经吸收了不完全信息这一昔日始终回避的事实。以沃德(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博弈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然而，理性人假设的处境却日益尴尬，它面临“有限理性”学说的严峻挑战。“有限理性”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mon)教授提 出，但他的有限理性概念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山。八十年代以来，伴随最新数学方法的应用，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1)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差异 博弈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徒困境”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尼尔曼(Neyman)和罗宾斯坦(Rubinstein)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博弈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可见，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

(2)游戏规则理性和个人行为理性的区分 一些经济学家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看似个人行为的非理性，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3)华人(裔)经济学家对有限理性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sequential equlibrium)。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最近，浙江工商大学何大安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存在着一个实现程度”这一命题，并建立了描绘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理论模型。

2．3 休闲生活放大人的非理性特质

人性之复杂，自古就是困扰先贤哲人的一大难题。千百年来，争讼不休，始终难于归为一尊。这个过程透露出来的基本事实是，人类对于自身复杂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人性复杂性的秘密正在一步步被揭开。理性人假设只是部分反映了人性的本真状态，人的非理性特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为休闲生活的经济学意义的彰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基础。休闲生活是一种非理性特质很强的生活，它置身于社会行政控制域外，是主要由个人自主决策和选择的生活领域。休闲生活是人们经历持续单调工作压力后，放纵自我的生活，是人的非理性内存宣泄和释放的广阔天地。只要不触及法律，其行为选择就不受行政干预。因此，休闲生活的繁荣，以及休闲生活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扩大，势必强化经济生活的非理性内在特质，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3 休闲经济澄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生活方式盲区

古典经济学以生产和劳动为核心，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较少关心居民生活方式。20世纪初以来，随着自动化生产线的日益普及和科学管理的迅猛发展，造就了规模经济，产生了绝对意义上的生产过剩问题。在发达国家，消费率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居民生活方式的经济学意义突现。

3．1 经济学与消费生活方式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思考从宏观上调控市场，防范危机，促进消费，繁荣经济，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市场，刺激需求，于是，高工资和高福利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分期付款消费方式不断繁荣，各种媒体广告掀起了对奢侈消费的大力鼓噪与宣传。现代传媒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文化工业的崛起和加盟，世界范围内涌起了大众文化的滚滚狂潮。人们的消费方式第一次与社会生产如此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力。其重要后果是使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开始商业化，娱乐、影视、流行音乐、社会时尚和铺天盖地的广告等均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表达；品牌和明星等既是价值连城的商品，也是融入亿万人灵魂的追求与梦想。消费生活开始符号化和虚拟化。人们很难想象，离开这近乎疯狂的消费浪潮，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繁荣的命运将是如何?很快，“丰裕社会”或“消费社会”批判成为西方思想界的重要话题，与罗马俱乐部的警告遥相呼应。但是，批判归批判，“消费社会”发展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学者的立场，西方国家官方舆论始终在纵容和鼓励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在全球化。好莱坞的大片充斥亚、非、拉各地的大小影院和音像制品商店，百老汇和红磨房的狂歌劲舞不断被第三世界各角落的娱乐场所克隆或复制，西方的时尚正在引领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众多追随者乐此不疲。约翰・奈斯比特对此有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描述：“喝卡普蒂诺或佩里埃牌矿泉水，家中摆设是伊基牌家具，吃的是生鱼片，身穿贝内顿高级运动服，听的是英美的摇滚乐，开着南朝鲜的现代牌汽车去麦克唐纳快餐店”。对时尚生活的疯狂复制与不懈追逐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和国家富强的强大动力。可以说，当下世界发展模式已离不开时尚消费――从时尚的制造，到对时尚的追逐。时尚正在走出富国和富人垄断的状态，步入穷国和穷人家，开始大众化和全球化旅程。

3．2 经济学与休闲生活方式

与消费生活方式繁荣相联系的就是休闲生活方式的时尚化。

早在19世纪中期，缩短工时就成为西方社会劳动阶级争取的重要目标，并逐步取得许多阶段性成果，到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逐渐普及8小时工作日，48小时工作周，后来，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工时进一步缩短：1960年，美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只有37．5小时。现在，灵活工时制(flexible working)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青睐。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选择每天工作的时间段和工作时间的长短，既可以在上午9点上班，也可以在午后3点或晚上7点开始工作，既可以选择每天工作8小时，也可以选择工作6小时或3小时，

同时，社会福利化和经济消费化的发展，与日益兴起的信息化浪潮不期而遇，两厢耦合，迅速生成工作远程化(teleworking or remote working)和虚拟化(virtual working)。所谓远程工作，就是通过互联网和个人多媒体电脑，实现异地生产经营管理和日常事务办公。它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昔日坐在办公室才能完成的工作。还有许多昔日必须以实物为材料的生产、加工、设计、培训和管理等，也可以在个人多媒体电脑上虚拟操作，成本大大降低，过程越来越轻松愉快。于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家办公(或称在家上班)。人类在经历了数百年工厂化集中劳作和办公室集中办公之后，又开始重新回归家庭。目前，在欧美国家已有数千万人实现在家上班或部分在家上班。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扩大了劳动者的闲暇时空，而且改变着传统劳动活动的性质，使劳动本身越来越趋向休闲化，劳动与休闲的边界日益模糊不清。以生产劳动为核心对象的传统经济学潜伏着深刻危机，并酝酿革命性变革。

3．3 经济学与知识一信息生活方式

传统经济学无视知识生活的重要性，认为知识生活是一种非生产性生活，是一种单纯的消费生活，于社会生产有百害而无一利。直到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后，知识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才开始受到理性的关注。但在此后很长时期里，它依然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马克思较早打破了这一局面，深入研究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对资本主义产生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20世纪中期，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主流经济学界开始关注知识创新的经济意义。

如今随着知识经济的初现端倪，知识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内生变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它与人才一起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领域。在发达国家，智力劳动和精神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一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例与日俱增。人们常称我们今天的世界处于知识一信息爆炸的时代，这并不夸张，特别是日益膨胀的创新知识体系借助四通八达的宽带网络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零距离即时化传播，放大了知识和信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于是，诞生了“注意力经济”之说，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只有人们的注意力才是稀缺的资源。今天，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原材料和能源等实物资源，更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人们的注意力。整个世界正在展开争夺眼球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世界的主宰。

可见，休闲社会也是一种消费社会，且是一种消费与生产合一的社会。休闲消费就是休闲生产，是体力、精力和智力更新后的新社会主体的生产过程，也是创新性理论和技术生成的广阔天地。但它又与战后兴起、当下走红的消费社会不同，后者片面追求物质挥霍和炫耀性消费，而前者则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文化消费的综合平衡体，在总体上，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在物质消费方面，则倾向于“简单生活”，以创造人类自身更大量的自由时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幽邃的享受深度。

4 休闲经济彰显传统经济学的时间之根

4．1 劳动(工作)与时间

时间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概念。从最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和霍金，到最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和海德格尔，直到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如马克思和西美尔，都为之诱惑，对它痴迷。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时间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度量，也是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的客观界限，它几乎可以与“存在”画等号。人只能在时间隧道中穿梭，去而无返。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时间在冥冥之中都是一个定数，打他一出生就开始了走向终点的倒计时。所以，时间是个人生活中最为富裕也最为稀缺的资源。

现实日常生活中，人们时间资源的利用通常分为三大部分，现代西方学者称之为“三八制”，即8小时工作(或劳动)，8小时睡眠(即必须的生理活动)，8小时休闲(即自由选择的活动)。但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获取自身生存条件的能力也比较低，劳动时间在人类生活时间分配中的比重较大，远远超过8小时。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则，农忙季节日劳动时间可以在15－16小时左右，构成人类生活时间的最大部分。所以，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劳动(工作)时间，对其余两部分时间不够重视是有原因的。这无意中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束缚了他们的思考空间和创新灵感，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5个初始方面，从而揭示了人类3种基本生存状态，即劳动生存状态、生理生存状态和自由生存状态(马克思称之为追求“新需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立足于对资本家和工人不同生活时间结构的分析，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制度，揭示剩余价值规律的同时，隐喻了休闲生存逻辑。一部《资本论》，最伟大的贡献是剩余价值理论，而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的分析，完全是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和工作日等6个生活时间范畴的相互关系分析基础上展开的。其中，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对工人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就是自身自由时间的丧失；在资本家那里，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就是自由时间的获得。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占有也就是对工人自由时间的剥夺，其实质是对工人生命的占有。所以，《资本论》实质是论劳动―雇佣劳动，其基本分析维度是劳动时间。

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工人劳动时间缩短提供极大空间。前述西方发达国家工人作息制度变革和劳动时间缩短就是以此为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人休闲时间早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的社会意义日益提升，工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在自身自由解放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这也启示我们：今天应该立足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这双重视角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新变化，思考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

4．2 价值与时间

价值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在不同层面，从不同学科角度来认识。价值问题的本质就是源自人内心的对世界意义和功用的权衡。由于它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主客体统一三大复杂环节，长期以来是困扰所有社会问题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的一大难题。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始于对市场和交换的研究，价值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古典经济学抓住了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这个根本，找到时间这个度量劳动量的客观尺度，初步提出奠基于劳动时间分析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做出了实质性推进，创立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赋予劳动价值论以坚实牢固的科学基础，进而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长期被混为一谈的概念，破解了困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资本总公式矛盾，最终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经济学价值论上的主要贡献是，以劳动时间为基础，区分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劳动时间及工作日的各个不同构成部分，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以及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时间等概念，为经济学提供了价值客体精确量化分析的经典范例，科学揭示了时间与价值的关系，成就了剩余价值理论。从更宽阔的视角考察，马克思的这一社会分析框架还不自觉地触及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时间分配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休闲学研究的基础性内容。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理论经济学领域还发生了“贝克尔革命”。加里・贝克尔创立了“时间经济学”、“新消费者论”、“人力资本论”等理论，开辟了广义的时间消费效用研究，直接应用边际效用理论来分析时间的经济学意义，将“时间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通过他的时间价值分析，为经济学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