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桂枝汤为中医食疗第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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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早在东汉末年撰写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拟定了中医临床第一方――桂枝汤。纵览历代名医名家，对桂枝汤的理论和临床研究可谓详尽，但罕有提到桂枝汤在中医食疗学中的地位和意义，为此，笔者冒昧提出如下管见，以争鸣于同道。
《辞海》对食疗的定义是用特制的饮料和食物以调养人体、防病治病的方法。食物包括人们日常食用的天然及人工食品以及用于烹调之酒、盐、酱、醋、葱、姜等调味料。需要指出的是，桂与甘草两味药，也有两重属性，即既能药用，也可食用。据《吕氏春秋》记载，早在殷商时代，烹调大师伊尹就把桂同姜一样作为最常用的烹调调料，而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之美誉。这里的“桂”当包括桂片、桂枝等，《本草别说》云：“桂枝者，枝条，非身干也，取其轻薄。”至于甘草，乃是人们日常饮食中常用的调料品，尤其在蜜饯类的加工中，可以说是“无（甘）草不成（蜜）饯”。
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方药进行逐药逐方排列统计提示：《伤寒论》用药84味，使用食用性中药17种，共112方，其中用食用性中药配伍组方达88方，占79%。甘草使用频率最高为66次，其次为大枣（40次）、桂枝（38次）、生姜（37次）。《金匮要略》用药150味，使用食用性中药29种，共198方，其中用食用性中药配伍组方达141方，占71%。使用频率最高的仍是甘草达85次，其次为桂枝（53次）、生姜（47次）、大枣（43次）。如果把上述使用频率最高的食用性中药甘草、桂枝、生姜、大枣，与仲景方中非食用性中药使用频率最高的芍药配伍，正是桂枝汤的组方全部。由此可见桂枝汤亦系食疗方。再从其功效来看，桂枝汤及其加减方的作用与适应症极其广泛。如调和营卫、温润脾胃、散寒发汗、敛汗止遗、下气平喘、温阳化气、强心通阳、和解宣达、调理寒热、温通经脉、逐寒止痛、活血化瘀、祛风止痒等，是谓“一法之中，八法备焉”。一法为何？非汗也、非通也、非收也、非补也，实乃“和”为至要。“和”法就是调和人体脏腑的功能，其与食疗法的功能特征相吻合，因为食用性中药及其配方的双重作用，就是营养和调整人体。当然应该强调，包括桂枝汤在内的仲景所创其他食疗方，其立方之法度、组方之严谨，则为一般食疗方无法比拟。限于篇幅，不在此展开讨论。
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选用大量食用性中药，含有这类食用性药物的处方更是占全部配方的70%～80%，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祖国医学的形成、发展与饮食文化密不可分。早在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界相存相争中，逐步感知到充饥的食物，因其性味不同，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尽相同的影响与作用。进而认识到部分食物不仅能充饥饱腹，维持生命，同时也具有较明显的调整人体功能的功效，这种效能就是食物的医疗作用，亦即医食同源、药食同根。从长沙马王堆古墓出土，成书于春秋年代的《五十二病方》、《杂疗方》等就记载了许多食疗方，战国年代成书的《黄帝内经》则反复告诫：“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到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更明确指出：“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如此等等，无不说明，古代先贤不仅把食物作为充饥食品，而且当作防病治病的药物，也说明食疗在祖国医学理论和临床上已居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东汉之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中药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如《神农本草经》这部中医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虽集汉以前中药学大观，收录药物不过356种（其中尚包括50余种常用食物或称之为食用性中药）。因此，张仲景也受到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即当时他在医疗实践与医理撰述中，可供选择的非食用性中药还很有限。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张仲景在其著述中大量运用食用性中药及配制系列食疗方的缘由，桂枝汤就是其中的范例。
总之，从食疗学的研究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桂枝汤不仅是中医临床第一方，也是中医食疗第一方。循此思路，深入探究桂枝汤的医用和食用价值，对于当今传统医药顺应时展潮流，弘扬仲景学说，拓展古方今用，开发富有中医特色的食疗药膳，颇具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08-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