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结恰姆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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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那年夏天，日喀则地区文物普查队将需要审核的年度资料送到区普查办。当我们这些专家组成员看到恰姆石窟的资料后，立马感觉这处石窟及其泥塑、壁画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一致推荐它为“2008年度第三次全国文物普要新发现”，并获得国家文物局评审专家的认可。就这样，恰姆石窟寺被收录到国家文物局主编、科学出版社于2009年3月出版的《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要新发现》中。同时，2009年9月2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恰姆石窟寺为自治区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在较短时间内，恰姆石窟寺得到了应有的文物价值认定和必要的保护措施。
2009年7月，从吉林来定结县的第四批干部赵春江听说恰姆村还有一个他没去过的石窟群，当即前往，用照相机记录了恰姆石窟寺内的许多壁画及泥塑。2010年12月，他在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推出了“赵春江摄影发现――羌姆石窟”的展览，引起一定社会反响。2011年3月，在北京举办“羌姆石窟――赵春江摄影发现研讨会”，参会的多数专家将恰姆石窟壁画的创作年代推断为“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则报道震惊了学界。大家公认的第一石窟寺――拉萨查拉鲁古（Brag lha klu sgug）开凿于公元7世纪。按照佛教传入藏族社会的历史记载，境内不可能会有早到3-6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寺。
造访恰姆石窟
2011年的8月底，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派我、何伟、边顿和洛桑次仁，与中国藏研中心文化博物馆的熊文彬博士一起，组团考察恰姆石窟。正值日喀则地区珠峰文化节，定结县文化部门无法派人随我们前往恰姆石窟。我们携带野外露餐，行驶约一个半小时的乡村土路后，看到“羌姆村”的标牌，这里就是位于定结县东南70千米处的恰姆村了。不一会，又找到了带我们去石窟寺的向导。
向导边巴大姐说，她们家族是与恰姆石窟寺有密切历史渊源关系的宁玛派掘藏大师仁增果登（Rig vdzin rgod ldem，1324-1402或1337-1408）的后裔，家族名为普堆拉章（Phug stod bla brang）。第一天由她和村支书达旦大哥陪我们上山。随后，由她儿子曲扎和儿媳结布协助我们接下来三天里的调查和测绘工作。曲扎性格稍微内向，有些腼腆，他在定结县萨尔乡政府驻地萨尔曲廓林寺出家为僧。从那以后，曲扎和我成为了相互信赖的朋友。
恰姆石窟位置
恰姆石窟位于定结县琼孜乡恰姆村南3公里，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中印边界的一座被称为果美山的南北向山脊的东侧崖壁。石窟群以南北向分布于叶如藏布支流给曲水左岸，海拔4506-4600米。最低石窟群与最高石窟群高差94米，距水面高出约11-105米，南北长约863米、东西宽约65米，占地总面积56096平方米。
石窟群所处地理环境为喜马拉雅山北麓支脉山脊的崖壁，洞窟开凿于包含许多碎石块儿的湖沉积砾岩。北依叶如藏布河谷高原盆地周缘，东临给曲水，南靠乌坚雪山。乌坚雪山属于曲典尼玛雪山山脉，其东面不远处即为曲典尼玛主峰。石窟群北面恰姆村是20世纪50年代后形成的一座村庄，目前有43户，当地百姓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在这之前的恰姆村民居住于石窟群北端，即我们划分的恰姆石窟群第三区的石窟中，仅有6户。
古文献记载中，恰姆属于“直苍”（vBrig mtshams）区域，自吐蕃王朝就已经是设立有军政建制的区域。直苍的地理范围不仅包括今岗巴县全境，还包括定结县多布扎乡、定结乡、琼孜乡等中部和东北部区域，日喀则市纳尔乡及其南部，白朗县玛乡以南及其相邻的江孜县日星乡、金嘎乡、加克西乡等西南部区域，萨迦县木拉乡、赛乡、拉洛乡等东南部，实际占去吐蕃王朝时期设立的“五茹”建制之一的“茹拉”三分之一的地理空间。
目前，直苍区域内除恰姆石窟寺外，尚有位于恰姆西面的朗玛石窟、东北部岗巴县境内的乃甲石窟和朵玛石窟。恰姆石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 Ⅰ区各窟的分布情况。
恰姆石窟三大区
根据石窟所处的地势变化、分布范围、不同区域石窟群具有的实际功能和当地百姓对石窟从属关系形成的观念划分，我们将恰姆石窟群划分为三个大区，自南向北依次为Ⅰ、Ⅱ、Ⅲ区。粗略统计整个石窟群约有105座洞窟，分别为Ⅰ区洞窟29座、Ⅱ区35座、Ⅲ区41座。其中Ⅰ区的3座洞窟保存较为完整，存留有泥塑头光、背光、基座，壁画，贴壁擦擦等。Ⅱ区洞窟因岩体坍塌严重，现存洞窟难见完整者，一般在岩壁上挂有洞窟的一半或不到一半的结构，从其正前方低处的山坡可以远眺到有些洞窟内绘制的壁画及原来泥塑的背光，这一区原来当有礼佛窟但无法进入到窟内。Ⅲ区洞窟相对保存要好些，多数为生活窟，且不少窟门正前方围砌有石院墙，这一区是恰姆村旧村所在地。
这次我们重点对Ⅰ区3座保存较好、且有泥塑和壁画的石窟进行测绘和照相。 Ⅰk2-1过道南壁西侧壁龛。 Ⅰ区1号窟北壁N4画面。 Ⅰ区南壁S1人物。
Ⅰ区1号窟坐西朝东，单室，平面形状呈马蹄形，为一座造像窟。泥塑和壁画分布于西壁、北壁、南壁，东壁辟门。窟内壁面外弧，造像仅存若干组泥塑头光、身光和五组原造像的高浮雕宝座外，神像泥塑不存。在泥塑身光及其周围与窟顶有彩绘壁画，但损坏较为严重。编号ⅠK1。
2号窟为多室窟，主室坐西朝东，编号Ⅰk2-1；以Ⅰk2-1为中心，其南接有两窟，由北向南分别编号为Ⅰk2-2、Ⅰk2-3；其北接一窟，编号Ⅰk2-4。窟内残存彩绘、泥塑，主室四壁与过道壁面有烟熏痕迹，因雨水侵蚀，墙体及窟顶已出现坍塌及裂痕。 羌姆石窟远景。
3号窟为相邻的两座单室窟，基本为坐北朝南，平面呈圆角方形。四壁有新绘壁画，完全覆盖了早期壁画。但仍可看出西壁、北壁、东壁在距地面1.1米处，均分布着后期已被人为填补与齐平的若干直径为0.3米的不规则形孔洞，而这些孔洞当为原西壁、北壁、东壁泥塑造像的木桩位置。由此推知，这座石窟在开凿伊始应为造像窟，但目前仅见已整修过的后期壁画作品。
I区1号窟的泥塑和壁画
1号窟内的泥塑，从南北两壁存留的大象、宝马、孔雀和金翅鸟四个宝座来看，应为金刚界曼荼罗五部部主及其胁侍。窟内现存完整或残损的泥塑背光共32个，根据窟壁上留存的泥塑木桩遗迹，除西壁的9个背光外，北壁和南壁分别有13个背光。按每一背光内均塑有一尊佛像的定制，共塑佛像35尊。再加上南、北两壁最东端或东壁的南、北两端因窟壁完全坍塌而被毁的两尊佛像，1号窟内原有泥塑应为37尊。这个数量和配置正好与金刚界曼荼罗37尊完全吻合。
现存1号窟壁画以礼佛或供养人为主，同时在壁画人物的周围或上下层泥塑之间点缀有花卉、植物等。这座窟是Ⅰ区三个重要窟内保存早期壁画最为完整、且题材重要和时代特征最明显的一座。尽管在2号窟的过道、3号窟的顶部残存有壁画，但或因损毁严重、或因早期壁画被晚期覆盖等原因无法更清楚和完整地进行了解。 Ⅰ区1号窟北壁Ⅱ型彩绘背光。
从1号窟壁画布局看，这里的壁画并非表现主体，仅仅是作为雕塑的陪衬或补充。这种艺术形式的表现，在早期寺院中较为流行。从十四五世纪开始，壁画逐步作为佛教寺院艺术的主体而独立出现并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在这里，壁画中出现的题材，也仅仅是供养和礼佛的人物、花卉等，没有出现“标准化”佛教神灵题材的壁画。这些都表明了恰姆石窟的壁画和泥塑所具有的早期特征。
与上部阿里地区、卫藏腹心的卫如区域的10-12世纪寺院、石窟壁画存留的三角形翻领长袍相比，恰姆石窟及其周围的翻领长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尤其是恰姆石窟人物的翻领长袍，更具有盛行于吐蕃王朝时期的三角形翻领袍服和艾旺寺、萨迦寺收藏经书插图人物袍服之间的过度或转折阶段的特征，并且与艾旺、萨迦两寺所见袍服相比，具有更加古老的特征。
从1号窟的壁画N1画面的人物看，其形象中混合有波罗风格是肯定的。壁画主要的色彩与扎塘寺相似，卷草纹样可与基本同代的艾旺寺、扎塘寺等做类比。值得一提的是，1号窟N7画面右侧人物佩戴的弯月形佩饰可与阿里札达县东嘎1号窟门上方的护法神有点相似，说明坐骑人物左侧佩戴弯月形佩饰的形象在恰姆石窟中的出现并不孤立。 Ⅰ区1号窟窟顶四方连续填花挛啤
恰姆石窟的年代
我们根据1号窟内两根泥塑木桩的碳定，第一个标本的放射性碳龄为1030+/-30BP，经13C/12C修正的常规碳14年龄为1070+/-30BP，实验室建议的年代分别为公元900年至公元920年和公元940年至公元1020年。第二个标本的放射性碳龄为950+/-30BP，经13C/12C修正的常规碳14年龄为960+/-30BP，实验室建议的年代为公元1020年至公元1160年。依据这个碳定年代得知，恰姆石窟的年代范围介于10世纪至12世纪中期。综合Ⅰ区1至3号窟泥塑和壁画提供的信息，恰姆石窟存留的早期作品的年代至迟可推定为11世纪，其开窟的上限时间也不排除早至9-10世纪的可能性。
恰姆石窟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从大的地理单元看，恰姆石窟所在地理位置恰为西部阿里与卫藏腹心区域的连接区域。在其西部的阿里和东部的岗巴县、康玛县、拉孜县等地都有与恰姆石窟一样的题材，亦即金刚界曼荼罗，表明它们之间应当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空间关联，应与特定时代特定的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在获得这种关系的最终答案之前，大量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有待完成，但在恰姆石窟所处的地理单元内，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延续且富有活力的文化互动空间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恰姆石窟的发现，扩大了乃至中国石窟的分布空间，尤其是Ⅰ区三个重要石窟存留的泥塑和壁画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对探讨早期佛教艺术、佛教发展史，甚至后弘期初期社会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恰姆石窟和乃甲切木石窟以雕塑形式供奉金刚界曼荼罗的做法，为探讨金刚界曼荼罗在境内的传播、藏传密教思想的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深远的意义。 Ⅰ区1号窟北壁棕榈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