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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的名字无法从圣簿上抹去,她给小猪产奶食,让小猪传宗接代,让宰客任意宰割,予以肉食而给人膜拜尊敬。而人吃不得无鱼,也不得无肉。历史上有过骇人听闻的史实:猪肉没了要吃人肉,这不是痴人说梦,也不是杞人忧天。叫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在河南洛阳,福王府邸:宏伟壮丽的飞檐红墙映衬下,王府中常的广场尤显平阔,人声沸腾中,烈焰呼腾,珍稀檀香制成的至宝家俱皆沦为柴火,烘烤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巨大的铁锅里,撒上了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熊熊烈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巨锅之中七八只剥皮去角除肚的梅花鹿外,还有一个被剃了光头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他像盲人游泳一样,一上一下地存汤水中扑腾惨叫,好不凄凉。大锅周边围着三千怒不可遏的李自成农民军,不时用长矛刺向这位“猪油糕”的胖了,说他吃的人太多,胖了,把他煮吃了。锅中的巨胖,既不是什么和尚,也小是绝世武功的拳脚大师,恰恰是当时不给百姓肉食的崇祯争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周围的人兴高采烈,说几十年没肉吃,这活物煮上去,三千农民军每人可分上“福(福王)禄(鹿)宴”的一匙美羹了。一个时辰过后,人们真的把烂熟了的朱常洵食了。文明古国之人吃人肉香乎?农民军说,香得很。1628年,陕两遭大早,十余年间,陕两、山两、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官不怜民,致使出现人食人。《备陈大饥疏》真实记录当时之惨状,“炊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上官员贪污,苛政杂税,势必造反,朱常洵终遭祸害。
民以食为天。母猪下仔没了出路,城里肉案有肉卖不出去,猪孩子生了没出路,没中用,母猪头痛了,患了精神病,何故每斤瘦肉二十元呢?何故五花肉要卖十多元呢?百姓四五百元收入,除了买米、买衣、买盐、买油、买医疗、买房租、买户口、买学校、买三轮车、买肥料、买种了,一季才吃上一斤肉。
百姓不是不勤劳,木薯、番薯、红薯比比皆是,就是养小出一头猪来。查个中原因,一头猪养八九个月,猪食挑进担出,风大雨下,要照顾猪舍,猪苗得病,也得请畜医生,最让人生气的是卖猪,猪客头走进乡村,往猪栏墙上一蹲,乾坤定矣,说这猪只一百三十斤,明明养了欲满十月,是女人怀胎的日子,公仔要从肚里出来了,猪还是不长重,想用磅称也不便,只要卖出去,叫天家人生病还派上用场,还价之余,还是连毛合屎,一百三十斤卖了,可能亏了七十斤肉。农民养猪就是这样受气,猪客还唬说,你卖猪肉,官家把你没收了,说你没戳上防疫印章,你的猪有病,吃了得了“杀死”瘟疫怎办?农民养了几千年猪的好“职业”也要下岗,也要失业,母猪得了精神病患,犯愁再没有哪一位农民愿意为她养仔育儿了
中国现存之政府,与封建政府不同,不像朱常洵那时奢侈糜烂,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反强调了对人民的亲和感。猪市、猪肉、猪价是政府道德实践中养民予飨的一项比天还大的事业或活动,它是一项政治升平的主要指标,衣食足后而仁义必,大多数老百姓能食上肉食,温总理脸上才露出笑脸,和谐社会的倡导者才露出笑脸。
母猪的精神病痛,是人民政府的精神病痛。世界上一切母猪的精神病痛,无论要想从那个角度治愈,都在母猪的脑袋里,我们知道病痛而不安,此不安即是治愈的开始,此不安不要只以我们之理性批评力向外用,母猪应该反省自己、自觉自己。母猪精神枯萎之枝叶,退还于真核之后,过一时期,可开新嫩芽,如冬之冰冻之后,另有春回,精神趋向正常,克就此态度而论,内核生命值得老百姓不寐的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