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在《现代》杂志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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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袋胀得像南瓜
有5年时间，直到波拿巴路那次炸弹案为止，我们两周一次在星期日十七点三十分聚集开会。萨特、杂志的九位编委、科和我。在曼西太太公寓所在的五层楼上往下看是圣日耳曼广场和雷恩路的远景。萨特在办公桌前跟我们面对面。西蒙娜・德・波伏瓦、梅洛－庞蒂、朗兹曼、贝佐、高兹、柯莱特・奥特里，坐在桥牌椅上，要听，要讨论，要争议好几个小时。这令人兴奋，让人疲劳，有时还隐晦难懂。但是我不能不听――
“索尔贝太太，一刻钟前您思想开了小差。”
“是的，先生，对不起。”
“那么我给索尔贝太太再说一遍。”
他又作了一次说明，那么清楚，连我自己也奇怪那么明白的事会弄不懂。
有一个夜里，一点钟，我们都在下楼梯，柯莱特・奥特里对我说：
“您的脑袋没有涨得像南瓜？我是撑不住了！”
“哦！柯莱特，您的话真叫我高兴！我到后来一点也不懂，我现在头还痛得厉害，我以为只有我才这样呢。”
“我要跟他说去。不可能连续听上七个钟点不生病的，他太聪明了，人家可没法跟上他的节奏。至少四十八小时后才能恢复过来。明天，我给他打电话，跟他闹。”
我离开时安心了。如果一位取得大学哲学教师资格的人也有这样的反应，何况我这个无文凭的人。
我的文凭是从萨特那儿领来的，我比有了一张博士文凭还骄傲。我在《现代》工作了十五年。萨特要我把南特大学的一名学生向杂志自我推荐的文章寄还给他。这已是他第五次投稿试图发表，他纠缠我不放。
“您让他明白他的文章对十六七岁的大学生来说是写得不错的，他写的是一篇作文，还有不要给这个有……有什么？两张还是三张学士文凭？……的家伙缠住，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突然他转身朝向我：
“说来也是，索尔贝太太，您有什么文凭？”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我说话结巴，他的独眼盯住我看，谁心里有什么都躲不过。
“啊好！好吧，现在您有两张文凭，今后不用再提了。”
哲学敌不过牙痛
1945年，他的继父故世后，他在波拿巴路安顿下来。曼西太太照顾他生活起居，保证他的舒适安静。他们组成一对又温柔又滑稽的母与子。对她来说，萨特不是天才，而是他的布鲁。他们两人都很懂音乐，弹四手钢琴。他住在她家，但是在餐馆用餐，在咖啡馆写作与接待朋友，经常出门旅行，时间用在女人、学生、讨论和工作方面。尤其是工作。
他夜里写作，每到晚上，曼西太太把一热水壶茶放在他的办公桌边。还有一只取暖炉。有一天早晨，她发现他非常激动，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只手放在腮帮上。
“妈妈，我是个浑球，我五十出头了，成了个浑球，这太可怕了。我一个夜里没有写出一行，你没有给我留茶。”
“你的茶跟平时一样在那边，你没有碰上一碰！”
“那是我浑球到家了。我没写东西，又看不见茶。”
他的手始终放在腮帮上。
“但是你发炎了！”他的妈妈大叫，“看着我，看着……”
他抽回手，照镜子，细瞧自己的肿腮帮，终于承认是痛，不是未老先衰，使他无法工作。
曼西太太立刻给她的牙医打电话，牙医立即给他诊疗。牙拔掉，脓泡破裂，痛也减轻了，萨特这才发现了他直到那时还不知道的新人类：牙医。 “他们非常有效，您知道。您应该让他们检查您的牙齿，索尔贝太太，这是个明智的预防，这些牙医都很有能耐。”
“先生，我就是这样做的。一年我去做两次检查。”
“真的吗？”
他惊呆了。这样我知道了生活中他所不知道的另一面。“牙医是很棒的人，”他对谁都说，“您应该去找他们诊断……”
星期日会议并不总是谈哲学与文学，有时也谈些较为轻松的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向我们说的一件大衣的故事。她和萨特从一家餐厅出来，漫步下坡走到圣日耳曼大道，一直在对话，这时她发觉萨特不停地举手臂。
“您在干嘛，萨特？您为什么不停地举手臂？”
“我不知道。我的衣袖有点碍事。”
她检查他的大衣。
“萨特，您的大衣拖在地上，袖子也长了许多，您的手也看不出来了！”
他在衣帽间里取错了大衣，两人走回头路去把它换了过来。
不管分心不分心，他是个老板。当他出外旅行或者在写书时，他可以五六个月对杂志不闻不问，不可避免地，销量与订户都会下降。当我把这事对他说时，他大吃一惊。
于是他回来，重新选择稿子，写文章，刊登他下一部书的章节，马上立竿见影，销量就会上升。《现代》杂志社从不缺少天才，但是这份杂志在法国内外取得成功总是靠他一个人。
一张空白支票
1961年波拿巴路楼房的一部分和他的公寓被炸毁后，萨特把他的母亲安置在旅店里，他自己迁入拉斯帕伊大道的一间工作室。他的地址必须保密，会议取消。我们几个人只是用书信或电话进行相互联系。
警察在秘密军队组织一名成员的家里找到一份名单，或多或少都跟萨特沾边，这些人无疑都是下一批的攻击对象。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有六个月时间，几名警察监控我住的大楼和我的汽车。我的女门房感到迷惑。
“这幢楼里大约有个重要人物吧，”她对我说。“警察放哨，夜里也不撤。您知道是谁吗？”
“不，”我说，“我不知道。”
萨特很惭愧，行刺是针对他的，而他的邻居都成了受害人，他要赔偿他们，他身边的人好不容易让他明白他没有能力这样做。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他的钱还未赚到就先花了，从不计算。
虽则我在《现代》的职务很占时间也很令人兴奋，我还是有私人生活。我有幸福的时光，也有我的一大堆问题，1951年我经历了一个真正的噩梦。12月19日，我的女儿生了个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得下来。分娩很不顺利，母与子好几天处于生死之间。
布里斯诞生后第四天，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到办公室。当我们握手后，我向她说我已当了外婆。我们两人同年，都是四十岁。她立刻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回。
“对不起，但是我就是在想您怎么身上有尿臭。”
“这叫我也奇怪，我没有权利去碰婴儿，他太娇弱了。”
雷吉娜与布里斯的病情需要在病房里二十四小时监护，由于我没有钱雇个夜班看护。所以就由我每晚去他们身边，守夜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这时日班护士来上班。我回家睡上一两个钟点，好好淋个浴后再上办公室，但总是惦记同一桩心事：他们活得下来吗？
白天办公室，夜里医院值夜，我精疲力竭。一周以后，萨特在给我交待了工作指示后已经准备离开，却在门前停步了。
“您若继续这样放荡下去，索尔贝太太，您支撑不了多久的。您现在这张脸您自己看了吗？”
“以我碰到的事，我看不出我怎么还能够放荡。”
他转身朝我走来。
“您碰到什么了？”
“德・波伏瓦太太什么都没对您说吗？”
“没有，告诉我。”
我把一切告诉了他：不眠的夜晚，担忧，护理工作，经济困难，这一切使我的面孔像个的女人。他对我提问题，很专心，很同情，然后他转向他的办公桌，拿出个人支票薄，签了一张空白支票。
“拿着，答应我该花就花。如果您还不够花，再来向我要另一张支票。现在，走吧，照顾他们直至他们安全了，您只有到了一切都好了后再回来。”不让我有时间向他道谢，他又说了一句：“快走吧！”
我两周以后才回到办公室，对脆弱的婴儿始终有点儿担忧，但是母亲的情况叫我安心了。萨特正在那里。
“啊，您来了！一切都好吗？”
“是的，明显好多了。”
“那就好呀。因为您走后这里一切都乱了套！”
好几年以后，他给布里斯做了一件他从来不做的事：写题词。一般来说，他叫让・科来代替他签名，让・科模仿他的笔迹几可乱真。我以前从来没有要求他在一部书上题词，但是我给我的外孙买了《词语》一书，我冒昧地说：“布里斯将会乐得发疯的，您要是同意给他在《词语》上题个词……”
他拿起书。他写道 ：“给布里斯”，接着对他的外婆表扬了一番。外婆喜得发狂了。
我没有在那张空白支票上写上大笔数目，因为我执意要归还他。经过四个月省吃俭用、东拼西凑，终于凑齐了必要的数目。我开了一张支票，随同工作的账单一起交给他。十天后，他给我书面工作指示，在那些纸页中间我发现我的那张支票已撕成碎片。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