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姑娘,汗水浇灌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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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逼仄、昏暗的楼道，吴春梅慢慢走进了家门，午后的斜阳正倾泻在这间只有十来平米的斗室中。轮椅上的父亲已经将摊落一地的鲜花拾掇妥当，母亲和妹妹正要准备出门卖花，他们都急切地抬起头问：“录取通知来了吗?”
“嗯。”只有这样一句轻声回答一个庄重的点头，泪水，却已在刹那间涌上全家人清癯的面庞。
时间是2000年8月11日，高考成绩是513分(上海卷)!卖花姑娘吴春梅终于如愿以偿地跨入全国重点大学上海交大的门槛。上海虹桥路乐山新村的过往行人没有意识到，从这一天起，他们熟悉的那个年轻美丽的卖花姑娘就要从他们视野中消失，从不幸的蛹中羽化成彩蝶。
所有的悲伤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那天，爸爸说：“孩子，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一夜之间，噩梦降临到浙江绍兴市的这个四口之家，吴春梅清楚地记得，“那是1989年年底，那天很冷，耳边只听到北风呼呼地吹。”
这天上午，正在念小学四年级的春梅背上书包兴匆匆地去学校。离家时，做供销员的父亲笑眯眯地叮嘱她注意安全。下午放学，春梅意外地发现父亲母亲竟然不在家，邻居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她：“你爸爸出车祸了!还不快去医院?”小春梅眼前一片昏黑，飞也似的赶到医院急救室。只见母亲坐在长凳上悄然抹着两腮的泪水。春梅忘不了那情景：“好像天塌了，妈妈的身影在长长的走廊里显得那么孤独无助。”
“爸爸脊椎受伤，刚开始时我们全家都不相信他再也站不起来。妈妈跑遍了绍兴所有的医院，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惜倾家荡产――”不久，在绍兴的一家医院父亲动了第一次手术，结果不尽如人意，他还是只能瘫在床上。全家人反复商量后决定：“带爸爸到医疗技术先进的上海来做手术，也许还有希望。”
当时，小妹妹春园只有3岁。为了照料好孩子，母亲毅然决定举家搬到上海：“爸爸在哪儿看病，我们就在哪儿陪着他。这个家不能散!”一家人的命运在噩梦之后，画了一道陌生的弧线，他们变卖家产、拖幼携残、一路颠簸――今后，在飘零和痛苦之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
“爸爸在中山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我们满怀着希望。手术后第二天，医院说‘中枢神经已经创伤性断裂，下肢瘫痪。’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了!”医生说，唯一能做的就是给爸爸买一辆轮椅，他得用一辈子――“我哭了。现实一点一点地逼着我们接受，虽然我不想这样……”
一家人还得活下去，老家已经卖得一点不剩了，也许，在繁华的上海，更容易有个盼头。他们在中山西路租了间小屋，为活着，也为了还看不见的希望。
妈妈说，你卖花只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那一年，春梅15岁。
全家人租住的小屋只有1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里外两间，父母住在“外屋”，姐妹俩挤在里边。书桌是木板钉的，白天翻起来挂在墙头，好腾出空地，晚上放下来，悬一盏光秃秃的日光灯夜读。除了床和堆得高高的书籍，空无一物。
小屋的租金是350元，对被病魔折腾得一贫如洗的春梅一家，这是每个月压在心上的大石头。要在大上海生活下去，油米柴盐，哪一样省心啊！
爸爸说，我们怎么也得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他东挪西凑买了辆残疾人车，拉客挣钱。大夏天，他在滚烫的车上一坐就是10小时，生了大块大块的褥疮，妈妈心疼得哭了。那以后，妈妈去做钟点工，每天做4户人家，一小时挣8元钱，起早摸黑还是挣不出全家的生活费。一天晚上，春梅听到妈妈轻声说：“听说卖花能多挣两个钱，可单靠我们看来是不行了，得让孩子搭把手。”
“不行，她们必须读书、上大学，不能毁了她们的前途――”
春梅再也忍不住，拉着妹妹冲到外屋：“爸爸，我们可以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我们会比以前读得更好!”
妈妈又流泪了，不过，这泪水和以前不同，除了辛酸，还有欣慰――眼前懂事、要强的女儿，不就是他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希望吗?
从那以后，每个傍晚，母亲和春梅骑着自行车去陕西南路批发来两大捆鲜花，一来一去大约花一个半小时。回家之后，爸爸和妹妹帮着她们修整花枝、包装、扎花篮，匆匆扒几口饭，接着再干，一直忙到万家灯火璀璨。第二天清晨，春梅和妈妈合力把花摊推到乐山新村路口，用有点羞涩的声音吆喝着：“卖花啊，又便宜又新鲜的花啊!”
春梅姐妹上课的时候，妈妈一个人守着花摊，为了和那些装潢华丽的大花店竞争，他们的花卖得很便宜，一直要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打烊收摊。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一天能卖掉一百多元鲜花，可以挣30多元。双休日和节庆日是他们的好日子，一小半的收入得靠这有限的几天，这也是春梅最忙的时候。她忘不了那些老客户，有一次，常来买花的老阿姨请她们母女到家里扎个花篮，说是装点房间，又摆出好茶好糖果招待她们。春梅去厨房洗手的时候，听见了老阿姨和邻居的谈话：“这卖花姑娘不容易啊，听说是考上了市重点中学呢，还是第三名，我们买他们家的花，也是帮助一个好孩子。”春梅听着，眼眶湿润了。
高一暑假，春梅头一回独自卖花。她下午骑车批发来一大捆单色康乃馨，价钱倒不贵。但湿漉漉娇嫩的花，带回家可真不容易，好在爸爸替她在车架后边安了块木板，说是把花全搁上去，用绳子扎起来就行了。可是春梅总扎不好，在闷热的大棚里，从清晨4点一直折腾到6点，才算弄妥，人已经汗流浃背，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推着自行车上街卖花，没有妈妈助阵，害羞得不得了。自行车推来推去，“卖花”两个字就是喊不出口。有想买花的人看到一个文静、清亮的女学生推着花徘徊，迟疑地问这花是不是卖的，春梅这才红着脸点了点头……
后来就不这样，经过风吹雨淋的磨炼，春梅长大了，不是变得世故，而是镇定了，能干了，独当一面了。
在赫赫有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春梅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美丽开朗的优秀生。而在街头呢?在那些与她匆匆邂逅的行人的眼里，她只是个卖花女，纤弱卑微。每天，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必须学会扮演好两种角色。
妈妈总在提醒春梅：“你是个百分之百的学生，卖花只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当学生。”在街头，卖花卖到腿软喉干的时候，春梅就想象眼前是交大古色古香的朱漆大门――“进了大学，除了学习我什么都要努力忘却，忘却所有的艰难困苦。”大学梦，是她在迥然不同的两个角色间平衡的支点。
在学校，春梅知道她与其他无忧无虑的同学不在生活的同一起跑线上：“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在我有信念，也许越有信念未来就会越好。我不在乎别人怎样看我，事实上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家境贫寒鄙视我。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守望好自己的麦田。”
她的麦田，是一个年轻生命的精神家园，灌溉它的，是春梅读过的上百本文学名著，是艰辛与美好并存的现实，是梦想――在这片麦田里，她一天天“明白做人的道理，遇到困难能有解决的办法。”当林林总总的困难像高墙一样堵在她面前时，她就凭借内心的力量去推倒它们。
有一次，她放学后去批发鲜花，途中天雨路滑，她连人带车翻倒在地。望着一地狼藉的鲜花，她哭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学生倒在街头哭泣成什么样子?那一刻她没有多想，她放声为折断的花草哭泣，为目睹的生命的脆折哭泣――许多次她推车奔走在大大小小的菜市场，吆喝卖花，刚开始她没有证件，免不了要遭到驱逐、斥责。众目睽睽之下，卖花姑娘低头缄默，只有在人散之后她才悄悄抹泪，然后装出开心的模样回家。
终于，她等到了一纸录取通知书――生活弧线变成了彩虹，她的生活完全不同了。出人意外的，她最想改变的不是她的清贫，她说自己喜欢“纯学术的东西”，希望能“安静地从事我的工作”。她一直为贫穷所困，却没有兴趣追逐金钱。
现在，春梅住进了交大远在闵行的校园。她不可能去市区卖花了。
我问春梅，以后有钱了会不会开家大花店?她的回答耐人寻味：“我大概不会以此为职业的。我想，作一个养花人也许会更喜欢鲜花。”我一直记得她那句诗意的话――当我问她当了那么多年卖花女有什么收获时，她轻声说，她听见过花开的声音……在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