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部高水平大学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成本转化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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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四所高水平大学的调研访谈，对其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成本”转化为“质量”的过程进行了结构方程建模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中部高校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成本一质量”转化的源动力来自于高校的文化资本存量，高水平大学用于历史传统、品牌价值、文化氛围保持和提高的质量成本支出对于高校教师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我国高水平大学教师人才培养工作应进一步加强“服务师生”理念，提升“教学科研”效益，促进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拔尖人才培养中人力资本转化的积极、潜在作用。
关键词：高水平大学；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成本；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5）01-0040-05
质量意味着生命和特色，也意味着代价和成本。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时代以来，面临着如何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旺盛的人才培养质量需求中去的重要抉择。相关研究的经验表明，用于师资结构和水平提高的教学支出，用于大学生图书、实践活动和学术交流的经费，用于大学生的部分教育科研支出，用于学生服务和转移支付的经费对于高校人才培养起到了最显著的作用。
借鉴质量经济学对于“质量成本”的界定，本研究认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教学支出”“学生支出”“教育科研支出”和“学术支持支出”四项成本构成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效质量成本”。本研究主要关注中国高水平大学（以中部“985高校”为典型代表）教师人才培养的质量成本如何转化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机制、路径及现实需求，为后“大众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在财政改革与质量发展多元领域中，探索出适合中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一成本”合理区间以及发展出路奠定基础。
一、模型构建
新入学的大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时，首先需要接受的是高校文化资本的熏陶；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品牌价值、办学氛围、办学理念对大学新生的吸引、感染和促进作用程度的强弱和学生的适应程度将决定文化资本内化为学生个体人力资本并参与到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学生活动的动力强度。在文化资本既定的大前提下，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成本项目中的教学支出和教育科研支出是形成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存量提升的主要途径；学术支持项目与学生服务项目的出发点在于服务学生、保障教学和教育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和延伸，因而可以视作为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存量提升的另一条途径。
根据上述思路，研究将问卷题设项目分为（1）文化资本维度；（2）人力资本维度；（3）社会资本维度；（4）教学活动维度；（5）教育科研维度；（6）服务学生（学术支持与学生服务）维度。各维度中题目序号随机生成以避免主题暗示。测量方法上，主要用李克特10点量表来度量各项设计的作用程度或满意程度。根据上述潜变量因素的内容分析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对于它们之间可能的转化关系的描述，研究构建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成本一质量”转化的结构方程的原始模型，简称“模型1”（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模型I中a1-a24为上述六个维度的待估系数，e1-e24为这些维度待估系数的残差项，z1-z5为除动力项“文化资本”外的各要素的Z统计系数。
二、模型的检验与修正
为了深入系统地了解中国高水平大学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成本及其质量和效益的作用机制，研究者于2011年开展预调查，2013-2014年对华中地区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四所“985高校”开展专家访谈和问卷调研；正式调查问卷期间，在这四所高校共发放问卷800份，收到有效问卷646份，有效问卷率为80.8%；有效问卷中男性387人，占59.9%，女性259人，占40.1%；文科学生246人，占38.1%，理工科学生400人，占61.9%；来自城市地区的426人，占65.9%，来自农村地区的220人，占34.1%。
将有效数据代入SPSS19.0软件进行项目分析和信效度检验；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Amos17.0软件进行分析和检验。
模型的初步拟合显示：模型I的CMIN值较大，且CMIN/DF值为14.75，远大于基标值2；模型的GFI、CFI、NFI、IFI值均在0.70-0.80之间，小于0.90；RMSEA值为0.191，大于0.05的基本要求一这说明模型I的整体拟合优度不佳，需要进行修正。
表1是模型I的路径系数情况。根据系数情况比较，使用修正指数修改模型时，原则上每次只修改一个参数，从最大值开始估算；在实际操作中，考虑以下三个原则：
1.参照模型修正指数。模型修正指数结果的双箭头“”部分是残差变量间的协方差修正指数，表示如果在两个可测变量的残差变量间增加一条相关路径至少会减少的模型的卡方值；单箭头“”部分是变量间的回归权重修正指数，表示如果在两个变量间增加一条因果路径至少会减少的模型的卡方值。参照模型修正指数，我们发现：“a10教育科研”“a12教学活动”和“a24人力资本”等项的修正指数很小，且其路径系数伴随的P值在5%水平上不显著，剔除后将提高模型的拟合度；而“e20e21”等项的修正指数最大，即通过增加两者关联的路径，可以显著减少模型的卡方值。此外，通过对模型依照修正指数大小进行的逐次观察，我们发现：“e7e8”“e3e6”“e7e22”增加关联会改善模型拟合优度，因而在后面的修改中依次增加它们之间的关联并检验其CR值是否满足拒绝假设的显著水平。
2.在不降低原始模型的拟合优度和理论解释价值的基础上，简化模型的变量与路径。在优化模型的过程中，我们将潜在变量“教学活动”和“教育科研”进行了整合。由于从现实的理论解释来看，高校的教学活动是教育科研知识化、内在化的先导，教育科研是教学活动技能化、外在化的体现――两者是相互契合的有机统一体；在此基础上，将两者整合有利于简化路径图、改善模型拟合优度，因而将第16项、第17项和第18项、第15项合并为“教学和教育科研”维度（简记为“教学科研”）。
3.参照模型的临界比率。模型的临界比率即构建一组待估参数，将其差除以相应参数之差的标准差所得到的z统计量。如模型的I临界比率判断无显著差异，则考虑对显性因子项进行剔除，对潜在的因果关系进行限制。本研究中，对模型I的方差进行临界比率检验的结果显示：第9项、第14项、第23项因子鉴别度不够，其模型临界比率值没有通过5%和10%显著度检验，即这些项目不能有效鉴别因子间载荷系数的差异，予以剔除。
通过对模型I的修正（Amos17.0），最后得到了简化了的中部高水平大学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成本一质量”转化机理结构方程模型Ⅱ（以下简称“模型Ⅱ”）及其路径系数，图2揭示了中部高水平大学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成本质量”转化的路径系数及其强弱关系。
结合图2中路径系数比较不难发现：文化资本对高校教师人才培养的质量成本――教学活动、教育科研、服务学生的支出同时起到了显著作用，其中“服务学生文化资本”的载荷系数为0.779；“教学科研文化资本”的载荷系数为7.672，反映高校的文化资本存量每提高一个单位，高校的学生服务支出以及教学和教育科研支出（尤其是后者）有显著正向增长，印证了人才培养在中国高水平大学中仍是第一“要务”，并且其质量产出的保障主要来自于对教学和用于学生的教育科研投入。“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路径系数达到1.838，表明丰富的高校文化资本存量对大学生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潜在作用。此外，教学科研活动支出是影响大学生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教学科研”的路径系数为1.488；但教学科研对大学生个体社会资本的正向提升作用非常微弱：“社会资本一教学科研”的路径系数为0.271，而个体社会资本提升对教学科研支出却反馈出显著的反作用（-9.563）。与之相似的还有大学生个体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关联：大学生个体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对其社会资本存量的正向增长作用明显，“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路径系数达到了1.221；但是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却显得特别微弱（0.142），表2列出了模型Ⅱ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通过表2可知：修正后的模型Ⅱ，其模型综合拟合优度显著高于模型工，符合拟合要求：绝对拟合指数CMIN/DF=1.659，GFI=0.953>0.90，RMSEA=0.035
表3显示出模型Ⅱ中各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基本情况：模型Ⅱ中各变量两两之间总效应最大的是高校文化资本与教学科研支出；而从其效应结构上来看，两者存在非常强劲的正向推动作用；但从成本投入层面上来讲，高校文化资本存量的保持和提高需要投入大量的相关经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对教学和教育科研的投入力度――尽管如此，高校的文化资本投入对于教学科研投入的总效应仍是“正向”的。从保障人才培养质量产出的角度来看，对大学生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最具影响力的分别是高校文化资本的投入和高校用于学术支持和学生服务的投入。效应分析显示：大学生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显著受到高校的品牌价值、文化氛围及办学理念直接影响（主要影响）和间接影响；而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和提高主要受益于高校对于图书、电子资源、实验场所和条件以及高校对学生生活条件和社团活动的资助和支持。此外，大学生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弱的负向作用。
三、研究结论与思考
以上实证研究显示：
第一，我国中部高水平大学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成本一质量”转化的源动力来自于高校的文化资本存量，高校用于历史传统、品牌价值、文化氛围保持和提高的质量成本支出对于高校人才培养起到了首要的、无形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二，我国中部高水平大学教师人才培养“质量成本-质量”转化的主路径是：“文化资本服务学生教学科研个体人力资本个体社会资本”。SEM路径分析和效应分析显示：教学科研支出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推动作用弱于高校文化资本和服务学生支出；相关访谈显示出大学生对教师教学指导意识、指导频率和指导效果满意程度低于需求。
第三，从我国中部高水平大学各可测变量和潜在变量间总效应的综合视角来看，仅有“教学科研学生服务”的总效应不显著。这一现象既反映出中部高水平大学用于“学生服务”“教学科研”支出的成本冲突效应大于整合效应，也反映出两者对于大学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形成的提升效应还存有较大潜力。
第四，相对于社会资本，在高校“场域”内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关联更为紧密。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后大众化时代正面临着质量与成本的抉择困境。只有增强“以人为本、以质保量”的质量发展战略，不断深化“服务师生、弘扬品牌”的文化发展思路，确保人才培养的办学中心地位，提升教学和教育科研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成本和质量需求，国内高水平大学才能真正向社会输送卓越的建设人才、一流的科研服务和社会服务，真正成为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旗帜标杆。借此，中国高等教师教育才能在国际人才竞争的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