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抽象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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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谭平的“抽象叙事”的作品以及他作为艺术家和教育家的人生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精英是如何挑起了社会进步的担子。

作为中央美院的副院长，作为一个在拍卖场上叱诧风云的大画家，作为一个从抽象艺术发源地归来的取经者，谭平在作品中表达的个人经验和其对绘画进行的探索从来都是备受关注的。在谭平极端个人化和精英化的艺术语言的教育和影响之下，我们这个正处在大众文化狂欢的社会始终没有完全丧失精致化，为我们将来重新回到种全面的高尚生活保存了艺术的火种。谭平通过艺术作品和展览对大众进行着再教育，通过学院体系培养精英艺术人才，并通过他们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在用艺术精神和手段，抚慰着物化与工业化带给我们这个优雅民族的刺痛。

刺痛与抚慰

2005年，谭平在上海的肿瘤医院看到从父亲体内取出的约十公分大的肿瘤，当医生用手术刀飞快地将其切割开来时，这枚肿瘤就像鸡肫被剖开的样子，厚厚的筋肉之间，撑满了鱼籽般大小的黑色颗粒：这就是细胞，癌细胞。它会在人的身体里发生病变，繁殖，扩散。那些黑色的颗粒没有水分，好象随时都会飞散开来，“扩散”这个词浮现在他的脑际。随之一种难以名状的刺痛一直暗藏于他灵魂深处，蚕食着他不够强韧的神经。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感受激荡着他，让他有了如此强烈的绘画冲动。从一个黑色的中心逐渐繁衍、扩散开来。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个黑色的点变成了细胞，尺度很大。当它占据画面的中心时，已不同于显微镜下那灵动而透明的细胞：它又变成个坚硬的、形将枯萎、失去生命的实体。画面中的形象并非经过具体观察所得，而是生理上的一种憋闷、潴留、淤堵之切身体悟的自然释放。

癌细胞是一种颇具象征性的东西，它不仅仅只是与死亡紧密纠结在起的隐喻，更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状态能够做出真切、准确的映射。于是有了2008年底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谭平个展《刺痛与抚慰》。

关于《刺痛与抚慰》这个主题，谭平说：“我虽然是前出生，但经历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到了十七八岁，又可以高考、上大学、出国，一路走来都挺顺利的。父母直都是把我当孩子，从没想过他们会生病，所以这次对我来说，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像是突然失去了依靠，在那一刻真的对我冲击很大，于是也从艺术创作中直接反应出来了，就是刺痛。很多人说内心的刺痛是一个隐隐的东西，不是像被锤子砸了一下，那种痛很难感觉出什么位置。可能你事业做得最大，心里那个隐隐的东西越是放不下来：你越是什么都没有，心里反而踏实了。抚慰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办法，或者某一种媒介去使这种刺痛得以平静，得以抚慰。我自己就是通过艺术，在表达它的同时变得平静，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生命里的更多东西。”

谭平的抽象艺术之公共性的获得的关键在于，他所表达的恰恰是几乎每个人都在面临的困境。当今世界有许多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地掩埋着一种隐隐的“痛”，它游离于浮躁之间、快乐之后，沉静之际。此“痛”不同于失去亲人、失散恋人或伤害到身体的痛，更多是为一种精神的失落，灵魂的居无定所。人类面对日渐丰盈的物质生活，却越来越有某种不安时，人类世界定是在哪里出现了纰漏。谭平说：“时间是最好的解药，绘画是种疗伤的方法和手段。五年的时间，通过绘画，画面中的细胞开始有了生命，色彩也从黑色、灰色转变为红色与蓝色……。一遍遍大面积的色彩在不断地向画面覆盖而来，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渴望与力量的崇尚。”人生没有纯粹的快乐，也没有纯粹的痛苦，有的只是快乐与痛苦的交替和重叠。甚至我们都无法将痛苦与快乐截然分割开来，抚慰的同时就是触痛，它们不是两种截然有别的行为，而是同个行为的不同感受。

我们需要抽象的生活方式

对于任何一个没有受到过系统和专业的艺术鉴赏训练的人来说，要理解谭平的作品都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没有哪个知道作者是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观赏者会说它们不好。就像皇帝的新装的故事一样，但这不能怪任何人，因为抽象艺术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一个比较活的，甚至跟情景发生关系的一种艺术。谭平说：“有时候表达的作品，对于没有艺术经验的人来说是很难看懂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从小就没有抽象教育，更多的是具象。就我个体而言，我觉得艺术是我个人的一件事，如果是为了要别人去懂的话，那可能我就画不出来了。艺术所带来的观念能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变化。这种影响不一定立竿见影。比如牛仔裤在一百年前并不是艺术，只是农民穿的一种布料，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贵?当我们买了它穿起来觉得自己年轻充满活力的时候，其实它已经象征了一个观念。”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能把最普通的个东西变成一个潮流，但是需要时间。对谭平来说，做那么多的抽象艺术的作品并非故作高深，他今天所做的事情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显现结果，这是个大胆而艰难的选择。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你原来看不惯的某样东西今天突然看顺眼了，这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一直有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中国做美术的那么多人，都是有层次的，有不同的任务。我们这些人应该算是做学术的，现在在做一些大家看不懂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在今后就会产生影响。”

但是也不能消极的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否则那一天就永远来不了。所以展览是必要的。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最大程度地理解他的作品。谭平做了很多普及工作。比如做录像片，他边画边讲，讲述画这些东西的原因。他还做了两个绘画过程的片子，让大家亲眼见识他的画怎样从无到有的。谭平说：“看完之后懂不懂无所谓，但他们至少会了解到一个抽象的艺术家原来是这样完成作品的，对我也会有个更全面的认识。”展厅墙面涂成偏红色，画挂在上面，还找博洛尼赞助了些家具，放到画的四周，人们进到开幕式的时候，就有点回家的感觉，这时候抽象艺术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让人亲切，觉得是很自然并且合理的。谭平说：“我觉得在当今，我们要有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我经常把它说成抽象的生活方式，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太物质。都市人最缺的就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这样的抽象生活方式。现在的诗人都会感叹：这不是诗的时代，人们读的不再是诗而是科学论文、经济报道，听的是流行乐这些仅仅是悦耳的东西，这些感官化的东西上升不到精神的层面上。我希望在各个层面营造一个抽象的生活方式。”鲁虹在评论中写道：“他是将中国古代文人的艺术追求与情致当代化、油画化了。”

作为

个中国人，艺术追求到了一定层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中国人不只是活得很精致，而且艺术追求到了一定的境界。画到最后的时候，色彩也没了，线条也没了，风格也没了，个性也没了，当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品格、修养、意境，就必须达到一个境界，否则仍然只是一些符号。其实艺术应该是为人生而艺术，如果仅仅为艺术而艺术，就会为专业而专业。谭平说：“艺为人生，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一样。按中

国传统规律的话，到某种境界就会追求一种超脱，而不是超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要时刻面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过去对写意的作品也做过很深的研究，分析过他们的构图、用笔等等。我觉得中国的写意绘画中的‘写’特别重要，其实画都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画出来的。‘画’还停留在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写”有点像写日记那种记录的感觉，同时也是种表达。你会发现这种“写”不会强加特别强的一些观念思想进去，但恰恰是最真实的。过去画画经常是画一个人。一座山，但是写一个人，写一座山，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如果我对中国的绘画不是特别了解不是这么喜欢的话，也许我现在的画也就不一样了。”

坐在中央美院副院长的位子上，谭平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走向作出了乐观的判断，他说：“我的判断其实也是来自于所谓的经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的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文化中心必然也在中国。再往前推，其实已经有‘中国气派’、‘中国形象’这样的说法提出来，方方面面都在强调民族特色。现在做出的东西都比较形式化，等到那个时候到来，它会自然反映出中国入自信的时候，就不会是我们自己说自己，而是别人在说中国了。美国在开始推抽象艺术，也是文化战略上的考虑。中国现在做的也是一样，在崛起的时候推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就会推出一个中国派”。谭平在参与这个事情，其实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情不自禁地参与。“我现在画出一块颜色，其实里面都有中国的元素，包括调色、尺度。中国人看红色会觉得有的颜色看起来像故宫的墙，有的颜色像红旗，还有的像民间的喜庆的感觉。但如果是外国入，他可能觉得像暴力，或者觉得很中国。颜色本身是有一种象征性的。这些都是很多艺术家创作作品时要考虑的。”

以教育赢得未来

谭平身上还有一个教育家的身份，这就使他的价值观念获得认可、艺术理想获得实现具备了更多的机会，因为他可以用教育来推行和放大自己的观点。那么，在他看来中国的美术教育的问题在哪儿?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谭平说：“中国的美术教育，原来是太精英化，现在是在十年当中发展了十倍以上。这在中国整个社会发展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使我们的美术教育从过去的精英教育到现在的相对大众教育，提高了整体入口的素质和水平。问题和其他东西一样，就是发展速度太快，好比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对于人才的培养也是一样，人才的速成造成了质量的降低。还有是就业的问题，如果这些人出去不就业的话，对于国家和他们自己。都是一种浪费。这些问题都是要随着时间慢慢来解决的。美术教育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中，仍然是相对封闭的。艺术家应该是最具创作力和想象力的一个职业，但我们现在还是按照传统的教育，相对技术化和专业化，想象力和创造力远远不够。原来是解决更多人上学的问题，现在是解决让他们学好真正成为好的艺术人才的问题。”

严格地说中央美院副院长是一个体制内的官员，学而优则仕在中国是条老理，谭平也走了这条路。今天美院开放和自由的局面中，有他不懈努力的一份功劳。这得益于他没有成为一个简单的管理人才，谭平既教学，又创作，还管理，他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自己从事艺术创作才能够深刻地理解艺术规律和把握变化，否则管理一管就死。谭平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教，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同时也使他的很多想法能够在教学当中有所贯彻。他说：“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再制定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学思想，都会成为很重要的依据。不然的话依据是来自管理结构，并非出于中央美术学院。”现在大家都说大学跟机关似的，管得不符合专业规律，潭平觉得这个和管理人包括教育部都有关系。教育部制定的政策过于细化和刻板，有的学校贯彻得好，最后死的是自己。谭平说：“不懂艺术规律，管理在我们学校就很难推行。我跟他们说，千万别天天听着领导下任务，而是要天天想，给领导提两三个意见，让领导选。对于老师，哪怕教务处给你很多很多表格，你最多只能签个字。别让他去填，做个老师，要去了解学生喜不喜欢。有的老师一星期来两次，学生特高兴，天天来的那个，学生睡觉的，逃课的反而大有人在。想办法让老师上好他自己的课才是正事，老让他填表他能上好课吗?”

谭平也清楚地知道先进的教育模式并不是可以拿过来安在中国的身上就行的，需要太多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我们并不缺少好的经验和理念，但是目前在中国究竟能实现多少?在我们的教育传统中，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上最好的大学，这思想影响到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国外是从初中就分流了，该学技术的学技术。该学文化的学文化。其买北欧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和一般工人工资差别并不大，仅此一点在中国显然就是无法做到的。在中国，独生子女、贫富差距、地域差距，要想推行一个在欧洲获得成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非常困难。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慢慢改革，中国太多的问题出自于走的太快了。

从谭平的“抽象叙事”的作品以及他作为艺术家和教育家的人生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精英是如何挑起了社会进步的担子。我们曾经误以为强调平等和宽容的大众文化一定是去精英化的，实际的情形是，将精英拉下神坛然后实现整体的平庸并不是大众文化的真正出路，我们依然要在有良心和智慧的精英人物的带领下，实现整体的进步，以其实现高素质的平等和大众化。正如谭平所说，我们需要种抽象化的生存方式。而这样的生活恰恰需要更多的艺术家把他们的创作和生活都作为教育事业来做。

谭平的抽象艺术之公共性的获得的关键在于，他所表达的恰恰是几乎每个人都在面临的困境。当今世界有许多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地掩埋着一种隐隐的“痛”，它游离于浮躁之间、快乐之后，沉静之际。

艺术家应该是最具创作力和想象力的一个职业，但我们现在还是按照传统的教直，相对技术化和专业化，想象力和创造造力远远不够。原来是解决更多人上学的问题，现在是解决他们学好真正成为好的艺术人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