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没有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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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保增长”放在明年工作首位，同时也阐明了“保增长”的具体途径：那就是要通过扩大内需的方式“保增长”，通过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保增长”。日本经济的积弱不振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让我们看看，经济学理论能告诉我们什么。
政府增加投资时，应该避免挤出效应的高企。挤出效应是指，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导致私人部门支出的减少，进而使得刺激政策效力大打折扣。考虑一下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集基建资金的情形：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意味着需要从市场上借钱，所发行的国债实际上要同企业债券和其它金融工具从市场争夺资金，一些来自私人部门的借贷者就会因政府发债而被“挤出”金融市场。同时，国债供给增加后，其价格会下降，因而利率将被抬升，这会增加私人部门借钱的成本，一些谨慎的借贷者也会被迫放弃投资。极端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会导致私人支出的同幅度下降，因而对经济增长没有帮助。在经济紧缩期，市场上的闲置资金较多，利率通常也较低，挤出效应通常较小，但仍然不会为零。
如果政府投资不能带动私人部门参与，刺激效果将很不理想。这可能已成为市场的现实担忧。英国《金融时报》公布的首席财务官季度调查显示，在中国受访者中，仅有8%的人认为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将会提振经济，而有73%的受访者表示，该方案不过提供了缓冲作用。
这告诉我们，政府增加开支的同时，需要努力降低其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首先，这要求在经济紧缩期，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是因为市场上可供借贷的资金增多了，同时利率也会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比如，政府发行国债后，市场利率有上升压力，央行为了保持目标利率稳定，会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央行在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货币供应，也增加了私人部门的资金来源。
其次，要降低挤出效应，还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放开政府主导的投资领域的门槛，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其中。这样才不会因为政府支出的增加而限制私人部门的活动空间。另外，在利率进入下降通道时，开展利率市场化会更容易地加快推行，而利率市场化也会增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效率。
相比投资，启动消费领域更加艰难。要想增加消费，就得增加家庭的真实收入，这无疑是个难题。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凯恩斯主义倾向于认为，消费多少取决于家庭当期收入的高低，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在萧条期能一次性提高家庭收入，那么消费也就会出现跳跃性增加。如果是这样的话，刺激消费看上去也并不是那么难。
然而，消费其实相对稳定，难以刺激。经济学家发现，与当期收入相比，持久性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更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理性的家庭都有平滑其长期甚至一生中消费水平的倾向，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质量出现大起大落。这意味着，成功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应该能够提升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如果仅仅是一次性地收入增加，老百姓会想着分配在各个时期消费，因而对当期的消费启动帮助不大。
当前，建议发行消费券的议论越来越多。从现代消费理论来审视，发行消费券可能不是一个启动消费的好办法。最近，美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发行过消费券。比如，台湾行政部门为提振消费给每位居民发放3600元新台币（合人民币900元）的消费券总计发放金额高达500亿元新台币，规定持有人要在限定时间内消费。
消费券是能在短时间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但这不是我们启动消费的概念。启动消费，需要政府出台持久的利好，如实行结构性减税，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积极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从现在消费理论来看，坚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仅是政策目标，也是刺激消费和“保增长”的政策手段，正如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