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色当道的经济学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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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6年加里・贝克尔出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以来，“经济学帝国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发现，运用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均衡概念、统计模型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独特解释。

受到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传统教育和物质主义盛行的影响，中国人对于用经济分析一切的观念并不太抵触。这次，我们来尝试为男色当道找出其经济学解释。

女性地位的U型变化

上世纪60年代，加里・贝克尔对家庭行为和相关互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他把家庭描述为一个小工厂，夫妻双方分工不同，但都是家庭产品的专业生产者。

家庭产品中最重要的是孩子――一种一般耐用消费品，甚至从长远看来可以带来回报，也是一种生产品。妻子负责养育孩子，用来与丈夫交换日常消费品，丈夫则外出工作，从劳动市场带回衣食住行的物品。在没有避孕意愿或相应知识的时代，妻子的产出――孩子，与丈夫的产出――收入正相关。

这个模型容易令人发笑，但事实确实如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家庭法》中还规定着男人有义务供养妻子，使其与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当。贝克尔甚至以二战前的中国为例证。他的家庭经济学理论阐释了一系列支配男女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规律，一直延伸到求偶市场和家庭依赖。

不过，经济发展改变了家庭交易条件，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为女性提供了家庭以外的生产机会，改变了她们对家庭贡献的性质，也就提高了她们在配偶交易关系中的地位。

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恐怕很少有人意识到，女性劳动价值的变化并非一个持续单向的过程。经济史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强调，妇女劳动力的供应随着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呈U型变化，先降低后增高。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型生产单位，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无论是北美殖民地时期还是中国古代的男耕女织都是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提高财富积累，对妇女的家庭生产贡献的需求随之减少，于是她们逐渐退出了劳动群体，成为全职主妇，主要照料孩子。例如在19世纪末的美国，已婚妇女在家庭之外参加工作的比例仅为5%，而且法律规定丈夫有权支配她们的收入与财产。

可以看出，恰恰是初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对女性的文化偏见与刻板印象。只有国家富裕到一定程度，能够为女性提供中等程度的教育，她们才有了决定自己理想与前途的可能。

女性经济贡献能力的提高，使得她们在家庭投资和消费上的影响力增加，进而为西方社会与文化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

1900年前后，《时尚》杂志中女模特的胸围大约是腰围的两倍，因为彼时生育繁衍是女性的主要工作，而丰乳肥臀是生育能力的象征，也是求偶竞争中的优势体形。随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健康苗条的审美标准受到推崇，《时尚》女模特们的“胸腰比”也就不断缩小。虽然二战前后情况有所反复，但再也没有出现过夸张的“沙漏型”，甚至在1980年代，模特胸围仅比腰围大了10%左右。

其他文化的发展模式与之类似，就消费男色而论，当女性拥有了更多的消费自由与主导权，而男性日益背上了买车买房的负担，文化产品与市场营销更迎合哪一边的天，也就不言而喻。旧上海的男性消费品广告绘着美人图像，而如今却出现男明星为女性用品代言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男性气质的产业动力学

伴随工人阶级内部旧结构的崩溃和统治手工业传统的男权制关系的瓦解，年长者的权威，“青年”的服从，宗教生活的成年仪式以及最重要的对女性的排斥都消失了。

――辛西娅・科伯恩《兄弟》

热爱体育运动的人们，无论男性女性，大概都不会对苍白瘦弱的形象抱有太多的好感。因为在大多数竞技项目里，肌肉虬结或是身形匀称往往才能带来胜利。在橄榄球、冰球等运动中，甚至会刻意强化其中的攻击性与对抗性。谦谦君子，讨不了好。

然而当我们谈及这样一些竞技：台球、高尔夫、飞镖、围棋，想想亨得利，想想李世石，脑中浮现的却都是温润有礼乃至衣饰翩然的形象。不同的男性形象在各类体育运动中有着不同的建构。

经济生产中的不同建构也是一样，产业环境和组织结构成为了男性气质发展的一部分。迈克尔・唐纳森在《我们生活的时间》中论述道，工厂和矿井中的艰苦劳动几乎耗尽了工人的体力;那种摧残――工作和工人艰苦的证明――可能是显示男性气质的方法。

回看几十年前的中国，为什么推崇国字脸，反感小白脸？

1978年的中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仅为23%。而在第一、第二产业中，小白脸的形象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不事生产，至少是生产力低下。劳动模范、生产标兵，身上总该留下经济活动的痕迹。（国字脸往往意味着咬肌强健，这是体力劳动者经常带有的体貌特征）

而如今，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占到了GDP的46%。同时，在第一、第二产业中，也有大量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空调办公室的中产阶级男性气质的形成，具有不同于工人阶级男性气质形成的动力。”加州大学SantaCruz分校教授R・W・康奈尔说道。

还有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巨大改变。在信息时代新晋富豪的身上，从扎克伯格到拉里・佩奇，从李彦宏到马化腾，我们丝毫没有对肢体力量的诉求。

“Brainy is the new sexy.”没有一身肌肉的总裁，也可以很霸道。

美丽有价！尤其是男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同时，俊男美女在做各种事时往往都更为便利，或有额外加分。但是“美貌附加值”究竟有多少？没人确定。

美国得州奥斯汀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尔・汉默许有感于此，进行了一次对美貌及其收益的量化调查。他首先将美貌分为五档：惊为天人、好看、一般或中等、相当平庸、其貌不扬，然后请四位观察者为参与调查的人评分，运用大量的男女随机样本，比较收入与容貌评分的关系。

在排除了教育、年龄、健康、地域等影响因素之后，汉默许教授得出了意料之中但仍然令人沮丧的结论。较之长相中等组（3分），容貌中下（1、2分）的女性收入会少4%，而容貌中下的男性更是少赚13%;容貌中上（4、5分）的女性会多赚8%，而容貌中上的男性会多赚4%。

换言之，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还是一个对长相欠佳的男性恶意满满的时代……

类似的调查研究还有许多，即便是在那些印象中不那么看脸的行业：大学教授越帅课堂评分越高，橄榄球四分卫越帅收入越高，犯罪者越帅成功率越高。经济学家也不忘研究自身并自嘲：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选举，也是看脸的。

然而汉默许教授的研究不止于此，他进一步发现，美丽员工的高收入有其合理之处。他们对于企业营业收入也有着额外贡献，美貌创造的额外收益大于支付给美貌的成本。不过同时，对于丑陋群体的歧视也会带来恶果。“以貌取人损失的经济效率，相当于全体受雇员工总薪酬的0.25%。”可惜他的后半段结论被大多数人忽略了，大家更在意美貌加分的部分。

男色当道，而且这种流行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这大概是令众多长相一般并且信奉“男才女貌”的男性郁闷的事实。但生活还要继续，不必假装美貌无关紧要，但长相至少不会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