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利的金融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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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利是与生产相对的社会行为，其中的“利”包括利息、红利、地租、房租等，这利是由其他人的生产活动所创造，但被食利者获取并占有。食利一般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行为，但一些食利行为其实需要谋划和运作，但食利者的运作不是为了生产财富，而是为了获取他人生产的财富。
形象地说，食利是不参与做蛋糕但参与分蛋糕的行为。或许还可以说，食利者也不是不劳动，只是他们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不具有建设性，反而有破坏性。 两种食利机制
人们熟知的一种食利行为是有产者获取财产性收入，例如，通过存款获得利息，通过股权获得分红，通过出租房屋获得租金，等等。这种利来源于资本的利润，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来说，是来源于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食利者向资本家索取了一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家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一体两面，共同投入、相互支持、相互转换。利息和红利显然是通过这种机制形成的，房租的形成显得更复杂一些，但其实内在机制也是如此，只是资本家不是直接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交给房屋所有者，而是由其雇员转交。
因为食利与剩余价值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变化对财产性收支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最近十来年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几乎一直在下降（意味着剩余价值占比上升），2002年为53.7%，2011年达到47.0%的低点，2012年回升到49.4%。而国内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基本上一直在上升（意味着食利现象更加普遍），2002年为10.5%，2012年为22.8%。这两个变化之间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它们是通过上述食利机制联系起来的。
在财产性收入这种机制之外，还有另一种食利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风险收入机制。相比之下，坐收财产性收入是一种温和的食利行为，可以用蚕食来比喻，它在经济的稳定运行中实现;而博取风险收入是激烈的食利行为，应该用鲸吞、虎咽来比喻，它在市场震荡中实现。为了解释这一种食利机制，我们从食利者的英文，rentier，开始分析。
Rent是“租”，即“寻租”的“租”。从rentier的词形便知，食利者就是吃租的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租是指扣除各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后的剩余，通俗地说，就是超出平均利润（这算一种机会成本）的超额利润。有经济学家认为，租只在意外的情况下存在。由意外情况导致的利润，被称为windfall profit，可以翻译为风落利润。风落利润就像天上掉馅饼、兔子撞树桩，发生的概率非常小，不可预见。为什么租是不可预见的，只在意外的情况下出现呢？理论上的推理很简单：如果某个领域存在可以预见的租（超额利润），那就会有更多的竞争者进入，使供给增长，价格降低，利润减少。
但不可预见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不可预见的价格上涨同样可以带来意外的超额利润，而频繁波动、不可预见正是现代市场的重要特征，因此，风落利润其实是经常发生的。当然，一部分人获得风落利润往往对应着另一部分人承受相应的风落损失，此时获得风落利润往往对应着彼时的风落损失，故而经济学家从较大范围、较长时段看，认为平均利润才是常态，而租是不常见的。正因如此，多数人不会期待风落利润。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愿意赌一赌，博取风落利润。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人们愿不愿意“赌博”，他们都处在或大或小的风险中（至少要承受价格波动、通货膨胀的风险），因而可能得到风落利润或遭受风落损失，但多数人只是被动接受。而一些投机者则主动利用、放大、制造、操纵市场波动，通过制造风险和意外，从而使自己获得高额的风落利润，这当然是以另一些投资者以及普通人遭受风落损失为前提的。他们这种博取风险收入的行为，是另一种类型的寻租，也是另一种类型的食利―别人手里的“蛋糕”在他们制造的市场震荡中掉落，他们在混乱中捡起来，没有参与生产蛋糕，却分到了更大份额的蛋糕。
普通人得到风落利润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他们遭受风落损失的几率却由于投机者博取风险收入的行为扩大了，总体而言，他们的福利在风险中必然是受损的，他们的损失就变成了投机者和投资者的租与利。当然，投机者和投资者也不是稳赚不赔的，他们有时也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但因为他们是主动的，有信息、资金等多方面的优势，总体而言，他们在风险中的利润为正。通过波动的市场、放大的风险，少数人相当于在赌博中赢了多数人的钱，可以说，这是一种近乎抢劫的食利行为。西方经济学教材描述的“长期”状态是理性而平稳的，但真实的市场则是暗流汹涌。
博取风险收入的食利者，在古代社会就存在，囤积居奇、坐地起价的商人便是。在现代社会，博取风险收入的食利者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兴风作浪的能力变得更强。我们见识过股市的庄家，他们操控股价波动，将小股民的钱吞入自己嘴里;我们见识过楼市的炒家，他们将房价炒高，将自住需求购房者的钱扫入自己口袋。而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大鳄，则是比庄家和炒家更为凶猛的食利者，他们攻击一个国家的货币，抢劫这个国家全体国民的财富。
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窃钩者贼，窃国者福布斯富豪。 食利的金融链在生长
坐收财产性收入的食利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融产品实现的，博取风险收入的食利行为更是离不开金融工具的助力。这两种食利行为通过金融连接起来，形成食利的金融链。
博取风险收入需要借入巨额资金，这样才能制造市场大幅震荡，而且放大收益倍数，而坐收财产性收入则需要较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这两类食利者一个有资金需求，一个有资金供给，这是他们能通过金融连接起来的基础。但是，坐收财产性收入的食利者也比较看重安全，他们多是用自己的储蓄进行投资，偏好较稳定的收益，较高的安全要求使他们不能直接投资于博取风险收入的食利者。因此，这两类人往往不会直接连接起来，在他们之间，还需要中介以实现转换。
也就是说，食利的金融链由3个环节组成，前端是风险环节，后端是储蓄环节，中间是转换环节。转换环节实现风险的转换，融入的是风险偏好较低的资金，融出的是风险偏好较高的资金。转换环节的中介令坐收财产性收入的食利者觉得自己的投资比较安全，又令博取风险收入的食利者认为他们可以承受较大风险。
有些情况下，从储蓄环节到风险环节，转换只有一次，甚至没有转换，那么金融链就比较短;另外一些情况下，从储蓄环节到风险环节要经过多次转换，金融链就比较长。例如，在民间集资中，有资金所有者直接借给资金需求者的情况，也有中间人筹集多个资金所有者的资金再转手借给资金需求者的情况。在银行理财中，在投资者和资金需求方之间，有银行、信托两个转换环节。金融链还可以拉得更长，银行贷款给企业A，企业A再交付给信托，信托再投资于企业B，等等。
金融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要食利，所以链条越长，需要产生的利就越多，资金需求方就要冒越高的风险。吊诡的是，链条的延长意味着风险增加，但风险又在链条的延长中被更好地隐藏，因为在每一个环节，融出方都觉得自己将资金借给了比较信得过的人。结果当然是风险迅速膨胀，而且难以防范，食利的金融链变得越来越脆弱。
中国的食利金融链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正变得越来越长。
在主张自由化的人眼中，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还非常低。但这些年金融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是金融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食利心态的推动。所谓食利心态的推动，是指越来越多的人想博取风险收入，资金需求快速扩张，形成了各种脱离管制的融资渠道，例如民间集资，其利率是完全市场化的。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利率方面的管制大大放松了;汇率波动幅度更大了;资本跨境流动规模更大了;金融产品、金融渠道越来越多元化，例如互联网理财、P2P快速发展。
中国的食利金融链是如何被不断拉长的？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2008年之后，货币严重超发，使资金供给变得充足，需要坐收财产性收入的储蓄迅速膨胀。同时，房价疯涨，成为博取风险收入的基础之一，而金融自由化又使博取风险收入的空间更大。在储蓄环节和风险环节都形成的前提下，各种金融创新又创造了转换环节，资金量大的人可以找信托，中等的可以买理财产品，小额资金可以用余额宝之类的工具，此外还有混乱的民间集资。就这样，食利金融链被越拉越长，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食利金融链一定会跨越国界。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这抑制着跨境金融食利的发展。但是，跨境资本仍然想方设法流进流出。这些年来，跨境资本流动越来越频繁。2003年之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其他投资”的流进流出规模都在1000亿美元以下，2003年之后迅速扩大至几千亿美元，2010年以后更是膨胀到上万亿美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着跨境食利的目的而流动。
“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显示，2002年，“国外部门”从我国获得了1849亿元人民币的财产收入，向我国支付635亿元的财产收入;201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11687亿元和9467亿元，10年间分别增长了5.3倍和13.9倍。国际资本到中国食利的能力、中国资本跨境食利的能力都增强了。但整体而言，中国是被食利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向国外部门支付的财产性支出基本上一直大于从国外部门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仅2007年和2008年两年例外。 与美国相比，中国食利金融链还不算强大。 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受损
在中国食利金融链延长的过程中，很多普通的农民和职员都加入了寻求食利的行列，他们追求高于甚至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资金收益率，参与民间借贷或购买理财产品。他们从食利金融链中获得了一些收益，但整体算下来，他们是得不偿失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被食利阶层。
博取风险收入的食利者推动了房价上涨，对通货膨胀也有一定推动作用。中等收入及低收入群体在房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中遭受了很大损失，不是一点资金收益就可以弥补回来的。其中一些人因为买房而变成净资产为负，在收到一些理财收益的同时，需要付出更多的贷款利息。
就财产性收支而言，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多年来一直很高，所以目前住户部门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大于财产性支出。但相比之下，他们财产性支出的增长快于财产性收入。2008年，住户部门的财产性收入是财产性支出的3.2倍，而到2012年这个倍数降到了2.2倍。这意味着，他们通过食利金融链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少了，在市场震荡中掉落的蛋糕越来越多。
金融自由化名义上是以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为目标，但食利金融链延长的实际结果却是企业的资金成本越来越高，实体企业同样也是被食利者。2008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财产性支出是财产性收入的1.6倍，到2012年扩大为2.1倍。
食利金融链生长的必然结果是少数人获利，而多数人受损。与美国相比，中国食利金融链还不算强大。一个例证是，在美国的富豪榜上，金融家非常多;而在中国的富豪榜上，没有几位金融家（也有可能是金融家富豪隐形了）。这与中国政府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对金融自由化改革比较谨慎有很大关系。我们希望，这样的理念能够控制中国食利金融链的发展，使中国不至陷入美国那种1%剥夺99%，以至于最终爆发金融危机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