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能战胜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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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姜女的时代，没有利益关系的组合，所以我想探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情究竟有多深，我画了一个关于人类情感最完美的梦”。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与读者，曾经的先锋小说主力干将苏童，如是描述自己四年来的首部长篇小说《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碧奴》是全球出版项目“重述神话”的首部中国小说，该项目吸引了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作家参与其中。然而，改编自中国神话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的《碧奴》，抛开故事背景，似乎跟神话传说并没有多少联系。小说讲述主人公碧奴为丈夫千里送寒衣，最后用眼泪哭倒长城的故事。其间，寻子的青蛙、鹿孩、马人等奇幻而又真实的人物悉数登场，弥散着十足的荒诞意味。
然而，奇幻的背后，依然能听到苏童小说中人们所熟悉的对人类情感与人性不屈不挠的吟唱。他说，他想通过《碧奴》的写作，重温现代人已经久违的情感。
“在无尺的悲观中隐藏着乐观”
《望东方周刊》：在创作的几个月中，你取得的最大收获和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苏童：收获最大的是从民间传说的想象力中获得了一个作家的想象力，找到了一个让梦飞翔的翅膀。
我主要想谈的还是我遇到的困难。每一次的具体写作过程中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个小说的最大难度在于公众已经知道了它的结局，在没有悬念的支撑下，要完成好这个故事，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碧奴去长城的路，这个心路历程的刻画显得尤为重要。在讲述碧奴这个眼泪的苦旅时候，要涉及很多其他人物的描写。比如说，寻子的青蛙的写法，当初就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不想让青蛙直接说，那样太拟人化了。但她又必须跟碧奴交流。经过我的思考后，决定让她们之间通过眼泪来交流，让泪水成为她们共同的语言。
《望东方周刊》：在选择小说的题材的时候，你曾考虑过“大禹治水”的故事，最后还是选择了孟姜女的传说，选择了刻画一位女性。你曾经讲过一些原因，大家想知道你的选择跟你擅长描写女性有关系吗?
苏童：首先我对所谓“我擅长描写女性”这一说法不是很认同。读者们可能是因为在阅读我的作品的过程中，对我塑造出来的女性的喜爱而产生了这种印象。其实对于我来说，描写男性、女性，我都没有过人之处，我只是有一个专业和探索的心。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更能令我激动不已，“千里送寒衣”、“哭倒长城”本来就很让人惊叹。
《望东方周刊》：在小说中，讲述最多的是主人公碧奴和她的眼泪。碧奴因为眼泪而变得性格饱满，眼泪也因为碧奴而变得震撼人心。那么眼泪的寓意是什么呢?
苏童：眼泪可以说是碧奴一种力量的载体，也可以说是她最后的财富。泪水是有感情的，因为它最初是为了丈夫岂梁而流；泪水又是有力量的，因为到了最后，泪水哭断了长城。我所赋予泪水的内涵，不仅仅是悲伤，而有一个更全面更庞大的象征意义。它既可以说是情感上的，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泪水作为碧奴最好的生存语言，它可以为羞愧而流，可以为冤屈而流，也可以为歉疚而流。在这个过程中，泪水有一种唤醒人性的作用。很多遗忘自我的人，被碧奴眼泪感染，会回想温馨的家乡，会产生一种自我人性的苏醒。这些都是通过眼泪来表现的。
《望东方周刊》：在小说中，你构建了一个沦落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权力的专制压迫、人与人之间的残忍、冷漠和阴谋，世界基本上是一个狂欢的状态，最后甚至连一直温柔善良的碧奴也疯狂地抢夺了一个弱者。如果整个世界都像你构建的那样，不显得太残酷了吗?
苏童：我在写碧奴所经过的一条路，其实也是在写一堵人性之墙。碧奴不仅到了大燕岭，哭断了长城，让眼泪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路途中，她的眼泪也有各种各样的哭法，这些诸多哭法也是在洗涤人性之墙。眼泪不仅在跟作为象征专制皇权的那堵墙斗争，同时也在向人性之墙哭诉。不仅仅是一堵城墙在对社会进行压迫，还有芸芸众生组成的“墙”，它也在跟碧奴进行对话。整个小说中，我是这样一直在努力写眼泪和墙这两个概念的，让它们始终贯穿其中。
《望东方周刊》：你在序言中说“她用眼泪解决了一个巨大的人的困境”，这种人类普遍意义的困境是什么?
苏童：作为一个底层的老百姓，碧奴不懂得知识分子的哲学。她意识到自己困境的时候，不懂得具体反抗的方法。但是她们也会挣扎，也需要得到心灵的解脱和安慰。最后碧奴的眼泪哭倒了长城，让每一个人也得到了一种解脱。
眼泪看上去着实非常荒诞，因为眼泪怎么可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呢!用小说里五塔谷的男孩的说法是：“世上最不值钱的就是眼泪”。但是小说里的眼泪是有魔力的，它把世界上的长城弄倒了。在与城墙的对抗中，眼泪战胜了城墙。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它解决了作为弱者的一种痛苦。就是说，即使你一无所有，但是你最后的财产一眼泪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这个故事于无尽的悲观中隐藏着乐观。眼泪能战胜城墙，人类能战胜命运，这就是我要表达的。
“我是电影的亲戚”
《望东方周刊》：你会很在意自己小说的销量吗?
苏童：每个作家都一样，都希望自己的书卖得好。现在有一种说法，小说的畅销跟小说的品质成反比，我觉得不存在这种情况。真正好的文学跟读者的心思多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销量好肯定是一件好事，但销量不是确定文学品质的惟一标准。特别是现在，咨讯平台增多，自己完全可以看看作品在市场上受不受欢迎，看看读者们的反应。
《望东方周刊》：那你会不会因为读者的反应丧失自己的写作准则呢?
苏童：肯定不会。有的读者确实对我做出了客观的评价，我会思考他们的话是不是有道理，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有的读者完全是“蒙面人”，他们的评价基本上是拍一砖头就走人，你不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所以读者的评价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已。
《望东方周刊》：你的作品不断地改编成电影，像今年上映的《茉莉花开》(改编自《红粉》)，之前的电影《大鸿米店》(改编自《米》)等，特别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名声。如果没有这些改编的影视作品的出现，你的命运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苏童：我仍然是一个写作者，依然写我的小说，只不过读者可能没那么多。也许以前我的读者是一百人，但是电影出现后，给我带来了一万个新读者。
《望东方周刊》：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会不会对你的文学创作带来影响?
苏童：不会。电影和小说文本本身是两码事，创作方式和表现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其实我只是电影的亲戚，可近可远，有点联系，但彼此独立。电影是导演的作品，不是我的作品，别人的孩子只是
我更远的亲戚而已，但对我不会带来影响。
“我跟文学良心有一个契约”
《望东方周刊》：你的很多作品都是描写青少年生活的，你似乎很沉迷讲述少年时光?
苏童：那是我的一种缅怀，回忆一种刚刚过去的生命状态。那时我二三十岁，感觉青少年时期刚刚过去，很多东西还保留在我的内心中，我想它们需要得到一种表达。于是我通过一种回忆的方式讲述这些记忆，一方面是因为情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我的一些亲身经历，看起来也比较亲切。
《望东方周刊》：曾经的先锋小说家们像余华、格非、北村等都逐渐回归了传统，激情和反叛也趋向了平静。你现在是否还是很先锋?
苏童：对于作家来说，每个人都跟写作订立了一个契约，但是没人跟先锋之间订立契约。我早期创作《米》这种长篇小说时，充满了破坏欲，那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状态。这种状态跟我的年龄、跟生命状态有关。人要忠实于自己，就像我当年忠实于我自己一样。但是20年以后，我就应该写出20年以后的东西。我的心情已经不是那种心情，已经不是那种激隋进发的状态，写作变得更加冷静。
现在感觉写小说反而比原来要难，但是这个难并不是说因为年龄老了写作起来就难，而是因为对自己写作的要求不一样了。
先锋永远是值得尊敬的，先锋的姿态不是刻意保持的，应该是从内心延伸出来的。我跟写作的良心之间有一个契约。一切都是根据自己写作的良心来写，一切从真实出发，从内心出发。
《望东方周刊》：你的很多作品都是对过去光阴的追逐，不厌倦地回到过去，这种写作逐渐远离当下的社会现实，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苏童：对当下情形和现实的理解，是一个很学术的问题，但当下的情形不一定是作家写作需要的现实。一些作家关注当下的一些话题，比如工人下岗、三农问题等，是一些作家喜欢的一种习惯的创作内容。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错觉，就是把现实当成了对当下生活的追逐。其实现实不仅仅指当下的生活，它还有更加广泛的理解。有一些作家，也是刻画现实，但他对当下的兴趣不是那么大。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当下浮躁的环境下，他并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就是他所需要的小说中的现实。举个例子来说，卡夫卡写《变形记》，他看到了人的无比孤独，人在一个压抑的社会和家庭中的异化。一个人的孤独是每个作家都可以描述的，但是一个人变成一个虫子，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这才是卡夫卡需要的现实。为了描写孤独和异化这个现实，卡夫卡没有着眼当下，他发现了内心所需要的写作方式。作家看到的当下现实和小说所要表达的现实并不能画等号。
《望东方周刊》：现在的文学环境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对于文学逐渐沦落的大环境，你是否有一种焦虑感?
苏童：无论文学环境怎样，都不能影响我的创作。文学环境对作品的传达和市场是有影响，但是对一个作家的写作本质没有指导意义。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摆脱文学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我没有创作上的焦灼感，好的文学环境对写作是正常的，但是一个萧条的文学环境对一个作家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萧条了，个人才能更冷静，拥有更大的空间去思考问题。
《望东方周刊》：你现在的文学理想跟年轻的时候相比有变化吗?
苏童：很不一样。年轻的时候，血液里有反叛的因子。而且那时候文学理想不高，正经历着每一个文学青年要经历的路。我所想的是发表自己的作品，让文学圈接受我，让自己的作品引起别人的注意。人到中年后，沉淀了很长时间，我在写每一个字时，都要考虑它在未来有没有价值。文学在我的生命字典里渐渐变重了，重量越来越大了。
我一直把写作看做自己一辈子的事情，每个作家都想在某方面开拓发掘出另一种生活，营造自己的第二个内心世界。写作是一个最好的途径，让我去发现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写作的魅力也在于我的内心追求当中。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守在文学阵地，未必是出于经济条件的考虑，而是内心真正需要它。奇妙的写作让我可以跟世界进行对话，让我的心灵版图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