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店的店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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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为我过了十岁生日没半年，就因肺结核早早去世，父亲又赴外地工作，我和姐姐就此为伯父母所收养。伯父在河南路福州路附近经营一爿中药店，他希望我一边读书一边照料店务，可是我的兴趣全不在此，我所向往的处所，是伯父家邻近的许多书店。

河南路福州路是当时书店集中的所在，开明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北新书店、扫叶山房、戏学书店等，都近在咫尺，而设在各个弄堂口的旧书摊，更是星罗棋布。从小学到初中，我每天放学之后，几乎都把课本夹在腋下，快步前往这些书店翻书，而不愿急于回家。

我念高小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上海是沦陷区，商业十分萧条，书店门口更是很少人影。那时的书店布置，大多是沿墙矗立着书架，店堂当中的长条桌上，摊放着一些书刊，读者可以随便翻阅。书店的先生们，都穿着长衫，文静地坐在一旁，或者捧着茶杯饮茶，或者低头看书，店堂里始终保持着宁静的气氛。那些先生们也真好，对于我们这些贫寒少年，只要不无端喧哗，不把崭新的书刊弄脏弄破，随你静静地站在一边看上半天，也绝不喝斥，绝不驱逐。

小学生是最最欢乐的一群，课间休息的时候，三五一堆地谈论着各自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班里一位姓施的同学，大大的脑袋里装满了故事，《孙悟空大闹天宫》、《武松景阳冈打虎》、《哪吒剔肉拆骨还父母》……从他嘴里讲来，竟是那么有声有色，这就引起我要去阅读原书的欲望。我向伯父店里的一位先生请教，他指点我说：由大门向南，过了福州路，就是扫叶山房，那里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榜》……可以去翻看。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就大胆走了进去，只见书架上整齐地安放着一叠叠线装书，在每部书的最上一本里，夹着一张两指宽的纸条，上面写着书名。这些书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有许多字我还不认识。但我一排排看过去，寻找我想看的小说。兜了一圈，书架上没有，后来走到店堂中间的长桌前，突然发现了一部《水浒》，上面还标有“ 第六才子书之一 ”的小字，翻开封面，里面是人物绣像，各执不同武器，各有不同姿态，威风凛凛，使我高兴得呼吸都急促起来。

我记不清在扫叶山房究竟看过几部小说，但我却记得之后在那儿还翻看了《白香词谱》，这是因为我当时写小楷时，临的一本名叫《星录小楷》的字帖，白底黑字，字极清秀，而内容全是唐诗宋词，我最初接触李后主词，就是从这本字帖上，所以看到有《白香词谱》，也就取下阅读了。

从扫叶山房出来，斜对面是戏学书店，窗里陈列着梅兰芳、姜妙香等京剧名家的字画，后来知道，梅先生坚持民族气节，蓄须明志，不为敌伪演出，以靠出售字画维持生活；此外，窗里还展出色彩斑斓的京剧脸谱，而张挂在显著地位的清代沈蓉圃的工笔重彩画《同光十三绝》，那栩栩如生的画像，更使我神往于前辈艺人的风采。

抗战胜利以后，我进了中学，学校在跑马厅西首，我每天往返于福州路上。我先是在北新书店的条桌上翻看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后来又在永祥印书馆的店堂里阅读了法国马洛的《苦儿流浪记》、英国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等。我去得最多的，是伯父家后弄堂外的开明书店，在那门面朝南的并不宽敞的店堂里，我除了翻阅过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开明少年》和夏尊先生翻译的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而外，还将巴金先生的《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第四病室》、《寒夜》等全看了一遍。在其他书店里，我还读了老舍先生的小说、辛笛先生的诗歌。

文学为我掀开了人生的帷幕，让我看到了家庭之外的广阔天地，而古老民族艺术的绚丽，又使我产生了种种神异的幻想，本来是灰色的少年时代，却因此而增添了另一种乐趣。上海解放后，我1949年参加青年团，第二年偷偷去警备区司令部报了名，直到规定报到日期的前一夜，我才向伯父伯母说明了情况，面对伯父的老泪横流，我终于意识到我辜负了老人的培育与期望，六十多年过去，我依然愧疚难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