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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将迎来索尔弗利诺战役150周年,正是这场战役促使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形成。作为该运动的创始机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已经遍及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在武装冲突中,他们参与的人质解救工作如何进行?他们如何与当地居民相处?而作为一个长年作业于战争冲突地区的组织,他们又将为中国人海外安全状况提供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记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全球的安全问题中都做哪些工作?
克雷恩布尔:当ICRC进入一个地区,非常重要的就是坐下来告诉当地人:我们是一个中立的组织,我们不会去干涉你们的社会模式或者政治制度。然后,我们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释,我们是非常纯粹的人道主义组织,我们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们,无论他们从属于哪个组织。
人们在冲突地区有不同的目的,外交的、商业的、政治的、人道的,只有解释清楚我们的角色,我们才能在一些安全事件中扮演相应的角色――比如,在非洲的中国人质被绑架时,我们才能作为绝对独立的中间人,去参与人质交接等问题。
记者:您能否给我们ICRC参与解救中国人质工作的更多细节?
克雷恩布尔:在人质被绑架事件发生后,ICRC不是自动参与在这个事件当中的。我们也不会强加给任何人什么决定。我们没有武器,没有权力――当然这也许正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比如,一群韩国人被绑架,韩国政府请求我们去跟组织接触,询问他们接受何种条件,然后可以放人。基本上,中国公民在苏丹、尼日尔等地区遭遇这种状况时,我们也是做同样的工作。
记者:在非洲的中国人质解救工作中,ICRC怎样和中国外交部配合工作?
克雷恩布尔:大多数时候,与中国政府和外交部联系的主要是ICRC日内瓦总部。绑架发生后、中国政府非常关心,而且知道ICRC在这个区域在开展工作,一般都会与ICRC联系,看有什么帮助可能提供。
这是一种非常公开的、非常自然的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保持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能对某件事独立做决定。
记者:您对于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和企业,不论是旅游者或企业人员,有关于安全问题的任何建议么?
克雷恩布尔:当然,所有离开本国,去其他地方工作旅行的人,都应当了解当地的现实、传统和思维方式――不只是表面上的,而是更深层的了解,而且应该跟所在国的相关组织和人员保持联系,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永远更熟悉。
另外,尤其在冲突地区时你要注意,对你工作情况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地,也许有人有批评、有抱怨,这时你要仔细倾听。
记者:您认为,对海外的中国公民而言,关于安全问题有哪些主要困难?
克雷恩布尔:我想,对所有的人,包括中国公民而言,最有挑战性的恐怕都是“感知问题”(Perception Issues)。就是说,你被当地的人怎么看待?你怎么样被人观察、被人分析、被人感觉,这很重要。以ICRC为例,我们去到某个地方,是带着一些我们的意图的,但我们的意图可能被当地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
记者:从政府到企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在安全问题上应当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克雷恩布尔:我只能从我们自己的组织来讲。在躺下睡觉时,我常想,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处在危险之中。
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让他们接受尽可能好的培训,与当地的机构有良好的联系,我们在当地的安全管理上极其用心,与不同的组织对话,以保证在最大程度上人们理解ICRC的工作性质,并且要工作人员清楚特殊地区的特殊安全规定,这是纪律。
但ICRC对企业人员、外交人员等没有特殊的建议,所以对他们来讲,确定自己的安全管理规范很重要。
记者: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评估一个地方的安全状况?
克雷恩布尔:我们的方法很简单,甚至听起来可能太简单了,但这是真的:我们就是要非常非常善于倾听。
坐下来倾听,这样才能知道人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可能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们必须倾听,必须非常耐心,才能有所了解。国际雇员通常还要很好地与当地的雇员交流,因为人们往往对外国人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张哲)
(本组文章摘自1月8日《南方周末》,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