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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是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这里便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后历经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夏、商、西周三代的不断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科技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如农时学、地宜学、大农业观、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农田水利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对此,农史学界多有分析。然而,对这一时期齐国农业科技成就取得原因之探索,几乎无人涉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略谈几点看法。
一、齐国农业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境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比较广阔的平原,有山麓堆积平原、胶莱平原、黄河三角洲冲积扇等。这些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蕴水丰富,是齐国农业发展的理想场所。先秦时期,齐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属于暖温气候(1),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境内水利资源丰富,潍河、济水、大沽河、弥河等河流经境内,丰富的水利资源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齐国东有黄海,北有渤海,南有泰山,西有清河,四面都有天然屏障,堪称"四塞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护其发展中的农业不致遭到扼杀,为在列国割据兼并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齐国正是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发展农业生产的。
现今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早在远古时代齐国就有原始居民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这就为齐国的建立、富强以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目前在齐地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遗址(2)。此后,在旧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齐地都有原始人类活动。人们在长期的采集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了一些植物的生长规律,于是就尝试在居住地附近将采集来的这些植物的种子、果实种在土里,以期待它们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大约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到距今约一万年左右,随着全新世暖期的到来,齐地原始农业便在这种有利条件的孕育下得以诞生。齐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有后李文化(3)、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后李文化距今为8500~7700年,其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蚌铲、蚌镰、石磨盘、石磨棒等,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其陶器上粟作遗痕的发现,表明了齐地是我国最早产生粟作农业的地区之一。北辛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7300~6300年,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蚌铲等,主要为农业生产或粮食加工用途,其中石铲数量最多,为主要生产工具,标志着农业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齐地的原始文化获得更大的发展,其发掘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粟作遗存就表明了这一点。龙山文化时期,在齐地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稻作遗存(4),表明当时齐地人民还掌握了种稻技术。历史发展到夏商时期,齐地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时期所发现的生产工具比原始社会时有了明显的进步。岳石文化时期(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不仅出土有比龙山文化数量更多的石质、骨质、蚌质的铲、镰、刀、锄,而且也出现了更适合农耕的新型农具方孔石锄和弧面石刀(5);商代的农具中则出现了青铜斧、镰、犁等(6)。西周时,太公以功封于此地,建立齐国。他一方面因地制宜,"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7),发展工商业;一方面也极其关注农业的发展,《六韬》中载太公之言,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农、工、商为"三宝",缺一不可,"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8)。但同时他又把"大农"放在"三宝"之首,认为农业的发展应放在工商业之先,可见太公在发展齐国经济时并未忽视农业。有的学者认为太公时的齐国,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9)。其实则不然,从齐国盐碱地的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齐国北部今惠民、东营一带,而齐国中部地区,尤其是临淄附近,土地还是相当肥沃的(10)。所以说,太公当时推行重农政策完全是可以行得通的。以上论述表明,齐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奠定于石器时代,积聚于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的兴盛,可以说就是得益于史前的肇基与商周的发展。长期农业历史文化的沉积,使齐人积累了丰富的农作经验,这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二、开明的民族政策
齐地自始以来一直为东夷人所居之地。太公就国时,就遭到了东夷人的强烈反对。史载:太公受封后,"东就国,……夜衣而行,黎明至国",一到营丘,立即与东夷人(莱夷)发生争夺营丘之战,"莱夷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11)面对东夷人的挑战,太公如何应对呢?史书记载,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12)的建国方针。这就是说,太公采取的措施是因袭东夷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等,不采取行政手段去变革它。这种民族平等的开明政策的推行,使得刚刚建立的齐国与当地土著东夷人之间不会发生较大的冲突,有助于保持齐国境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致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这样,齐人就能与当地的土著东夷人进行交往、融合,而民族融合有利于双方的科技文化的交流。众所周知,自新石器时代起,东夷人就有着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尤其在纺织、金属冶炼、天文历法、陶器制造、生产工具制造等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3)。通过双方的文化交流,齐人就吸收了东夷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农业科技),从而为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有生力量,促使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快速发展。
三、统治者实行重农政策
恩格斯曾经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4)。它可以为人们提供衣食所需要的原料,是富国富民的主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而且农业还能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保证。正是基于对此的认识,古代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对农业生产高度重视,齐国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
首先,管仲改革,实行四民分业的定居政策。管仲提出四民分业论,将全国人民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主张"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士井"、"处农就田野","勿使杂处"。并且四民的职业世袭不变,即"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15)。这样,由于同一职业的人居住在一起,有利于彼此之间交流经验,提高生产技能;同时,四民长辈的经验、技术、技能很容易就传授给下一代人,而下一代人也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教育,便能自然而然地学会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技能。这种政策就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技能的长进。
其次,齐国统治者实行奖励专门人才的科技政策。《管子·山权数》篇记载:"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知时,曰’岁且阝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之大者也。"奖励范围包括农业、畜牧业、林业、园艺、医药、时令、蚕桑七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大农业的整个领域。像这样全面而具体的奖励政策,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从这些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国家不仅奖励科技人才,而且还要求人们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免去他们的兵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研究。同时,还把奖励科技人才的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显而易见,这种政策的推行对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
三、设置农官。为了有效地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齐国设置了各种农官,从《管子·立政》、《度地》等篇可知,当时设有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水官等。同时在给这些官职选配官员时,要求官员们具备相应的科技知识。比如说,主管水利的司空要懂得"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臧,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禾分获"(16)。就是懂得排水、通渠、筑坝、蓄水,以保证农业丰收,也就是需要具备水利方面的科技知识;主管农业的司田要懂得"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17)。就是要懂得土壤的地势高低、土质肥瘦,适宜种植何种作物,并懂得何时种植何种作物,以便对农业生产做出安排,也就是需要具备农业方面的科技知识。农官的设置,使得有关的农业科技技术工作成为一项稳定的社会职业,保证了农业科技工作能够持续、系统地发展。同时,选拔具有科技知识的人才担当相应的职务,可以使得他们在国家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下,安心地从事科技研究。此外,还能积累相应的农业科技资料。总之,农官机构的建立为科技取得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尊贤重士的政策和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
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因此科学的发展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被称为士。对士人的重视,齐国开始很早。齐恒公时就设立"庭燎之礼",广纳贤士。延至战国,田氏家族在取得齐国政权时非常清楚士的作用,深知"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于是创立稷下学宫,召天下贤士。稷下学宫可以说是战国中后期的学术交流中心,容纳了众家学派,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而且各家各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都在稷下学宫呆过,如孟子、荀子、慎到、田骈、环濮、邹衍、邹等(18)。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稷下’是兼容并包的,在那里战国各派大小学者都可以参加。"(19)齐国统治者不仅给贤士们以优厚的待遇,提供优越的环境,"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20),而且还给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为上大夫"(21)。稷下学者在这优越的环境里广研学术,各显所长。他们既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方面的问题,也探讨天文、历算、舆地、医药等自然科学知识,如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就因为经常谈论天文星象,所以被称为"谈天衍"(22)。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就直接推动了齐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科技的兴盛。当时齐国在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23),并领先于其它诸侯国。如《考工记》就堪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业百科全书,里面详尽地记述了三十种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从运输、生产工具,到兵器、容器、玉器,以及皮革、染色、建筑等,全面反映了当时技术发展的卓越水平。《甘石星经》可谓天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正是由于稷下学者们的著述,使得由齐国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得到总结和整理,使得先秦时期的一些科学成就得以流传至今。齐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相应地也带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
正是在以上诸因素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齐文化的大花园中大放光彩,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注释:
(1)宣兆琦:《论自然环境对齐文化的影响》,《淄博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2)《山东沂源县发现猿人化石》,《人民日报》1982年5月7日。
(3)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
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考古》1984年第3期。
(5)高广仁:《岳石文化的社会成就与历史地位》,《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6)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3期;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11期。
(7)《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8)《六韬·六守》,《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第726册。
(9)宣兆琦:《试析齐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性特点》,《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
(10)张光明:《淄博地区先秦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
(11)(12)《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13)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西安1980年版。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
(15)《国语·齐语》。
(16)(17)《管子·立政》。
(18)《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19)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20)《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21)《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22)《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23)孙以楷:《稷子学宫考述》,《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第4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