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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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书城-五方杂处说北京》vs《凤凰周刊-天安门的百年历变》vs《新周刊-我爱北京天安门/回到北京》
人们企图言说北京的时候，一般会有两个结果:失语或者成为专深的学术研究。
北京作为八百年的历史存留下了太多的历史和文化，当仅将它做为一种意象任其在脑海中驰骋时，那种穿梭古今看尽天下的壮丽宏大的思想狂飚能让每一个深深沉迷；但是，巨大的信息拥堵却使一本杂志要梳理这块地层复杂、蕴意深厚的城市时，往往只能避开正面的全景扫描而以侧路探索，这是不得不采取的态度:“挟泰山以超北海，不能，非不为也。”
《书城》这本本来就以文化评论见长的杂志，在2002年3月的专题中一上阵就是一篇扎扎实实的学论长文，北大中文系以研究“北京学”著名的陈平原教授却在开篇就万分谦逊地表示:“此处只能是‘小引’，不敢 ‘导论’，更谈不上正文。”。此文洋洋洒洒整9页，虽是面向知识分子的读物，但这篇“五方杂处说北京”要通篇读完，还是要求读者具有相当的探索的耐心和热情。陈平原教授用尽量平实易懂的语言组织了六个谈论面: “为什么是北京”、“作为旅游手册的北京”、“作为乡邦文献的北京”、“作为历史记忆的北京”、“作为文学想象的北京”，着重从人文出发，为这座古都在当今时代的定位和发展构想做着努力，并为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北京历史的读者不断介绍着有参考价值的书籍，他说:“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引起诸位的兴趣，然后全身而退。”
的确，此时读者感受到的文字之重仅仅是北京文化之重的沧海一粟，但如果用具体的事件来感受北京，那也许是一个迅速接近的办法。《凤凰周刊》以北京政府144号令改变天安门广场管理方式的时政新闻为专题，打出了“天安门的百年历变”的标题。作为一本注重时效性的时政杂志，“百年历变”自然成为了文中背景式的铺垫，而天安门作为政治表态的场所时要面临的公共安全问题才是谈论的重点。鉴于问题的高度敏感，《凤凰周刊》在表达自身立场时相当谨慎，大量采用被采访人的原话，“某某表示”紧接着“某某某又表示”。这样一个看似要开始宏大叙事的主题实际上只是一个拉长了的新闻报道，这是《凤凰周刊》的能力所限，更是一个国家讳莫如深的权力，所以，对这期专题所有缺憾的批评也许并不公正。
同样是谈论天安门，《新周刊》的专题“我爱北京天安门”无疑轻松得多。将都市建筑、历史陈述、政治符码、文学想象（陈平原语）掺杂在了一起，并且以天安门在个人成长中所留下的记忆作为一个淡化其政治感的突破口，强调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中的“我爱”，将天安门的形象以新的视点落在了读者的心中。
《新周刊》在另一期北京专题“回到北京”中，有一个相当有气势的开头 :将上世纪70年代百万知青的返城、80年代外省青年的集体寻梦、以及90年代南下创业者的回归和海外留学者的回潮并排在一起，三个时代的记忆混合着散发出了青春澎湃气息，一种明亮的痛苦在闪烁。不幸的是，由这个亮点所指引的专题内容却又一次展现了《新周刊》的所有缺陷。如果爱情和咳嗽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隐瞒的事情，那么当一个编辑部没有深入探讨问题的习惯时，期期出现的弊病更不可隐瞒。
北京，这样一座几乎无法言说的城市，还是有许多杂志在努力地言说着。上面谈及的只是一些，还有具体突发事件推出的很多专题，比如《新闻周刊》的“北京之痛”和“脆弱的北京、安全的北京”，《北京纪事》的 “北京不设防”，《三联生活周刊》的“紫禁城‘最奢侈’建筑的挽救之道” 等等，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上 海
《三联生活周刊-上海的身体语言》vs《新周刊-上海不是榜样》vs 《书城-上海:记忆与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派出了一个整齐的文化记者队伍来写“上海的身体语言” :王晓峰、邹剑宇、苗炜，个个都是可以写专栏的人物。一本杂志在保持总体气质的同时又能让记者个人保持相对独特的表达风格，是其对读者有持久吸引力的原因，也是这期专题比较成功的秘诀之一。而一本时政类的杂志对时效性和信息量的需求，也使这几位主笔记者在文化挖掘的时候尽量简洁、多元化:文章并不以采访对象为主，但当问题谈到某一个关键点时，与此相关的个人观点总是适时地出现，比如《上海的身体语言》和《第一高楼和内衣》，在细节上的把握也正显示出其在文学上的优势。而在以人物为主的文章《上海没有冒险家》中，陈天桥、唐海松、叶钢等人的经历也被编织在记者想要的多样而充满张力的对比中。这种讨论问题的方法，显然是编辑者有着把握全局的预先构想，并且一直控制着论调的走向――他们明确这期专题想要什么内容。《新周刊》正好相反，他们总是在采访者各自精彩的叙说中慢慢模糊了主题。但是，城市的复杂性让其整体的面貌很难被涵盖在一个专题中。“上海的身体语言”表现的是上海的社会性和人文性，而2002年第40期的“社会”栏目中的“移居大上海” 一文，对上海以及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作了很详尽的描述。文章视点广阔，点评到位，完全具备在一个专题中担当重头戏的角色，可惜被放在一个相对不起眼的位置没有发挥出本来的力量。如果，《三联生活周刊》能够整合好各方的力量，以更强的编辑思路和更开阔的视野，为一个时代画像，应该不是野心。
《新周刊》的“上海不是榜样”是一期进行了充分策划的专题，他们剖析这个城市的方法是:全面出击，各个击破。首先，一个由26位有话语影响力的评论者组成的作者群在回答提问时基本都切中了要害，他们用自己敏锐的眼光为这期专题在文化总结层面上起了一个较高的开端。然后，是关于生活在此的人们发表看法:学生、白领、老外、文化商人、台商、海归派这六种上海最活跃人群的截面，使这个专题渐渐充实，也使思路从形而上的评论来到了形而下的真实生活。在梳理了一遍上海内部肌理之后，《新周刊》排出了来自外部的对比:“上海的四个情敌”，在有可能形成竞争的城市香港、台北、北京、广州与上海之间逐一评述，进一步说明:“上海是学不到的上海和不必学的上海。”其扫描的眼光遍及里外、左右还有前后，对于那些笼罩在上海光环之下跃跃欲试的城市:南京、苏州、宁波、杭州，《新周刊》想表达的是:“大家都对上海看好，但每个城市自己要对自己看好”，总的论点这时浮出了水面:上海不是榜样。
要论及不足，又一次要谈到《新周刊》的概念先行、口号至上的问题。他们在提出响亮的标题后总有些兴奋过度，进入实际操作难免粗心和浮躁。26个采访者个个都有代表性，但有的谈得精彩有的相对平庸，而论点也有重复趋同的地方，这时排版上却采取了无重点陈列，说明编辑并没有意识到通过进一步整合这堆优质材料可以打磨得更加光彩。所以，《香港商报》首席记者毕竟说:“上海既是榜样，又不是榜样”时，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比一味论述“上海不是榜样”更有复杂性的谈论方向。
铺陈了大量丰富的采访资料后，本刊评论是避不开的重点。开篇评论 “上海示范了什么”已经初见思想锋芒，但有的问题刚刚触及却话锋急转泛泛带过――就文字的深度和厚度而言，还和《南风窗》和《三联生活周刊》都有差距。而结尾评论“城市无榜样”更是一篇单薄的口号文章，完全谈不上压轴，更像是一场戏演至此不得不做的一个表情。可能是《新周刊》自己对这个结尾都没有信心，于是又暴露出了另一个弱点:堆积观点，以为量变能带来质变。最后，专题在“上海的爱与恨”8个城市的人们对上海表面、肤浅的泛泛而谈中结束，很像一顿美味的盛宴在结尾时吃到了变质的食物，不能不说遗憾。
《书城》所做的“城市”，其实是各个城市的文化意象的集汇。2002年第6期的《书城》，来自波士顿、北京、上海、广州的文人将发生在各自生活中的事件、状态加工成精良的文字呈现在“城市”这个专栏的桌面上，于是在遥远的时间与空间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系。这种质感与盘旋在一个城市上空的意象迥然不同，四篇文章中没有一篇直接谈论城市，谈论的是城市中的电影、书市、文化展览以及流动在城市中的各种信息。这个专栏的编辑思路传达着《书城》对城市不同的叙述角度:看似局部,却是本质特征。而接下来的专题“上海:记忆与想象”开始不折不扣地谈论着城市，但是也不是从谈论当下入手，而是娓娓从上海开埠以来纷繁复杂的历史讲起。上海学者倪文尖用类似于学术研究的富于逻辑的笔调层层剥离着上海，以及与成为一种意象被加上了引号的“上海”之间的关系。在逐步试图解开“上海梦”在人们心中纠结的同时，一个模糊的城市轮廓出现了；在对“十里洋场”形成的背景有深入了解之后，其不可复制性也有了客观的解释，明白了为什么“上海不是榜样”。而后一篇“马车上的――性别移动与上海城市空间”则更是用一种诗意的联想勾勒着“沪游梦影”时代的背影，将这些怀旧的符号汇入到全球性“流动空间”中，再提出“上海”是将“想象”当作“真实”还是寻找新的可能性的问题。相比《新周刊》气势汹汹的专题策划，《书城》的朴素文字更像是来自内心的疑问。唯一觉得吊诡的是，当一个城市的记忆由文字在脑海中形成时，仿佛那是一个陷阱，因为它可以永远谈论下去。
广 州
《三联生活周刊-广州:潮湿的商埠》vs《新周刊-广东方式》
以文化内蕴著称的《三联生活周刊》在面对务实的广州时，竟然一时找不到突破口。主笔舒可文试图从各个方面描摹广州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带着一系列应用于它的符号试图接近它的时候，这些符号却总是被一再地否定，好像你把这个城市看成了一条船一样不得要领。”作为一群北方人，三联的精英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抓住南国的精髓，无论是文章开篇文学青年出身的主编朱伟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文学喟叹；还是文章中大量 “某某说、某某表示”这类请人代言的格式，都说明了某种无法走近的距离。《三联生活周刊》努力想说明广州是个怎样的城市，但最终还是给读者一个模糊的形象。几篇文章中有一篇“吃的就是吃”，结尾说“关于吃，基本上都是外地人来总结，广州人只管找最好吃的。”这也许是差距的关键。
相对于《三联生活周刊》做“潮湿的商埠”时那种遥远又长久的揣测，《新周刊》做“广东方式”是轻车熟路地层层剖析。当时“非典”疫情猖獗而广东人受到广泛排斥，背负着帮助一个城市建立新形象的悲壮使命，《新周刊》直接走向了事物的中心。从九个方面的切入采访，采访对象无论是秦朔还是王志纲，都对广州有发言权也能说出有洞见性的评介。一贯以炮制观念为特点的《新周刊》这次很例外没有喊口号，他们用广东方式做了“广东方式”，他们深知:“不讲空话大话的平常心态才符合广东人的脾气”（钟南山语）。唯一的遗憾是，通篇对广东的赞许未免显得单一，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热爱家乡的人，永远不会觉得家乡十全十美。
香 港
《城市画报:I Love HK》vs《周末画报:香港Guide》vs《新周刊:香港找回香港》
当第一批内地城市市民可以以个人身份游香港时，香港旅游发展局以 “香港购物节”的名义邀请各大内地媒体为自己的城市策划宣传，试图将购物天堂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内地广大消费人群心目中。作为香港一衣带水的城市，广州的《城市画报》和《周末画报》不约而同地以香港购物指南为主题，推出了“I LOVE HK”和“香港Guide”。在这次购物“嘉年华”的策划中，《城市画报》放低了平常的高姿态，以饱满的热情倾情投入:大量的信息杂而不乱，各类物品层次分明，结果特刊被一抢而空，加印之后再次告罄。执行副主编李晖说:一直想做一期关于香港购物指南的特辑。当时机成熟时，“新生活的引领者”在繁琐细碎的购物领域终于爆发出了一次不小的能量，小资们齐声呼应，物质享受是大家秘而不宣的激情暗流。香港，一个由物质及其相关活动构成主体的城市，将其本质的微粒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后，它就如奇迹一般显现出来，没有大写的标签，质感却如此强烈。可惜读者没有能够在《城市画报》之后的主题策划中继续看到这一质感。相比之下，《周末画报》的“必逛”的影响力就相差很多，不仅出版日期比前者晚八天，而且在从总体策划到具体个案的挑选上都技不如人，香港鱼龙混杂的立体结构被简化和压缩成为一个只有8个购物中心的平面，最后得到的只是“I LOVE HK”的一个子集。“大众小资”与“精英小资”终于在这次国际城市整体广告的较量中一分高下，毕竟，购物是一件以精明和精致见长的本事。
《新周刊》有个误区:只要把资料堆积在一起，读者自己就会看出丰富多彩以及深度和厚度。从这期的“香港找回香港”来说，共九篇文章，前三篇“香港价值睇真D”、“被误读的香港”、“香港有机体”的顺序完全可以任意颠倒而不会觉得和之前的有什么不同。后四篇以人物采访为主的文章亦然，最后一篇担任压轴大戏的“香港找回香港”，在整个长达32页的专题中仅有草草一页。加之贯穿全文的基本相同风格的笔调，在缺乏良好的立体专题编辑时，那样的效果就像一场乏味的单声部合唱。《新周刊》还有一个误区，总是以振兴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形象为己任，一味单向度地赞扬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这是造成堆积感的又一原因。综观《新周刊》，有许多不错的选题最后总以不尽如人意的效果收场，它总是被同样的缺陷所羁绊:太想仰起“新锐”的头颅，却忘了将脚深深扎进土里。
三 峡
《书城:三峡最后的穿越》vs《中国国家地理:典藏三峡》
《书城》与《中国国家地理》在2002年三峡大热的时候都推出了各自关于三峡的专题:《三峡，最后的穿越》、《典藏三峡》。这两本杂志均以 “人文关怀”而著名，要说区别，《书城》偏重“文化人文”，而《中国国家地理》偏重“科学人文”。在叙述上，“穿越”是《书城》的手法，按照三峡线性的城市排列，且行且吟，充分表达了对故去文明的眷恋。而围绕三峡的技术争论，《书城》用最简练的文字和表格对比来呈现。做为知识分子，他们清楚三峡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的地位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三峡有许多可以讲的故事，他们着重选择的是讲述城市的意象和人的体验。《中国国家地理》的专题显得朴实、理智，在情感上的流露节制而含蓄。他们分成 5个章节展开，从地理、生态等客观问题的讨论入手，专家论述工程的各种技术难题，以及对三峡文明源头的追述，而依托专业优势绘制的“手绘长江三峡长卷”无疑是吸引眼球的最大亮点。这些风格是《中国国家地理》一直行之有效的优势，但这一次，科学的态度在面对家园将逝时显出了生硬和有距离。从出发点来看，《中国国家地理》的本位是自己方法论，而不是三峡本身的形态。《书城》则以充沛的情感和大量有感染力的图片占了上风。这次较量的不是实力，而是视点与内容契合度，没有什么方法比事物本身的逻辑更合理了。
城 市
《南风窗:城市的较量》vs《新周刊:城市魅力排行榜》
《南风窗》给这期专题起了一个十分大气的名字:城市的较量。这符合该刊一贯沉着严肃的风格。翻看杂志，一直到18页才找到这篇“独家策划”，一直到29页止，共三篇文章:“谁是苏南老大”、“珠三角:面对长三角的挑战”、“攀枝花到昆明争夺温商”。如果说每一篇文章都是专题的一件武器的话，这三篇文章就如并排在弦上的三支利箭，篇篇了得，枪枪锁喉。但是，做为一个策划专题，只有“三支箭”未免阵容太不整齐。对于城市事件不仅要有良好的报道能力，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精良的专业知识和开阔的世界眼光提出自己的声音，能看见现在者明，而能看见未来者智。做为一本大刊，《南风窗》一直对自己的文字能力有着充分的自信，然而却忽略了图片的功能，在这期本来图片有着极好发言空间的“城市的较量”中更是没有完成好图与文的互答关系，这是一个遗憾。 还有，《南风窗》真的认为“城市的较量”就是城市经济的较量吗？这是个多么有潜力的选题啊！
1998年第14期“城市魅力排行榜”一直是《新周刊》的得意之作，这期专题在媒体上带动了一股“排行榜”的风潮。尽管名为“排行”，事实上《新周刊》为几乎每一个重要城市都安排了一个头衔，就像一场无人落榜的选美比赛，这也是它最有价值之处:默认了每个城市是区别于其它城市而独一无二的。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热点，《新周刊》这种没有进行科学论证和扎实采访就发言的态度也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同样在评述城市之间的比较，《南风窗》之“城市的较量”在翔实和准确方面就比较有说服力，但是又缺乏《新周刊》总体策划的完整性和图片的质量水准。而城市的魅力正在于这种众说不一的话语，良莠不齐的评论。城市的丰富性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视角，而城市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研究城市命题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