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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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质”上看，中国还远未走出工业化追赶阶段。图/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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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宏观调控，面临一个过去没有遇到的特殊困难：既要保证经济增速不大幅回落，同时还要遏制大中城市房价的过快增长，因为房价已经成为社会问题。货币供应量（M2）已接近GDP的两倍，而实业工业界处处遭遇资金瓶颈。宏观调控不仅要把握资金规模，还要监控引导资金流向。 偏重外需和基础投资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外向化水平已达到相当充分的程度。从世纪初开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FDI）达到每年千亿美元。各地争相模仿珠三角“招商引资、出口加工”模式，中国遂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天堂和“世界工厂”。经过工业结构调整的阵痛（75%国企和60%职工下岗转业），工业所有制形成“国有、私营、外资三分天下”。2.5亿农民工进城就业，连带地拉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国内能源、交通运输、机器设备工业的增长，然后是消费品工业的逐步升级。

2002～2007年，我国出口平均年增30%（投资年增26%、最终消费年增16%）；出口总值的90%以上是工业品，外贸依存度达50%～70%（美国、印度、巴西等大国一般不超过35%），“外需”是拉动高速增长的第一位因素，但它导致的结构的“失衡”也逐步显现。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西方经济衰退，我国出口受阻，经济骤然减速。次年出台以基础建设为中心的刺激政策，经济一时恢复增长，但也使原材料等初级加工产能进一步过剩，并直接导致城市房价暴涨、刺激了新一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2009、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面积同比增长28%、100%，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猛增69%，地方财政的卖地收入比重达60%。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说明：我国工业以目前的产能、结构和技术能力，再进行平面式（或数量型）发展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我国“虚拟经济”已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且和国际资本发生密切联系。照搬凯恩斯式的短期刺激政策将加剧经济泡沫化。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调整发展战略思维，也就是常说的“转变发展方式”。 工业大而不强

我国发展方式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偏重出口和投资-结构失衡”。问题在于，要搞清楚导致“结构失衡”的实质内容和长期性原因何在。

关于产业结构的分析，流行意见着重批评“二产过大、三产和城镇化滞后”，但缺乏对工业内部结构的分析。关于大众收入低和消费能力不足的原因，多归结于城乡差距和“国企垄断”，而无视当前非公有经济占总量80%、劳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这一事实。

我国工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钢铁、水泥、原煤、电解铝、造船产量占全世界的45%以上。仅看“量”的指标，很容易造成“工业化已经实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错觉。但从“质”上看，我们还远未走出工业化追赶阶段。

我国工业可分为“面向出口”和“面向国内需求”两大部分。工业品出口占工业总产值的25%～30%（主要是轻工、纺织、机电、电子通讯等）；出口的60%（电子通讯产品的90%）由外资企业完成，贴牌产品占出口总量的50%。这部分产业和国内工业关联性不大，已经高度“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跨国公司掌控全球产业链（“微笑曲线”）的高端-高附加值环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高端加工、营销服务（接单、运输、金融保险）、客户服务（如工业装置的远程维护），中国厂商处于底部的简单加工环节。如东莞贴牌衬衫的出厂价，仅为西方最终售价的百分之十几，中国厂商只是个打工角色。

10几年来，西方经济中制造业比重下降、三产比重上升，和我国沿海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基本同步。西方“现代服务业”就是全球“微笑曲线”的高端高附加值部分，它和餐饮零售等“传统服务业”是两个概念。

国有经济在能源资源、电力、冶金、交通运输装备、军工等基础、命脉、战略性行业尚占优势，在装备制造业中保留了骨干企业。正是这些领域国企的存在，保证了我国工业核心部分的自主性。

在多数竞争性领域（采矿、纺织、轻工、造纸及各类建材），国企、民营、三资“三分天下”（外资在电子通讯、仪器仪表占绝对优势）。民营工业企业近30万家，除少数著名企业外，总体规模偏小，组织力弱，技术研发实力不足，停留在成本价格竞争阶段。

外资占工业产值比重不到30%，具有规模、组织、技术、营销等方面竞争优势。在许多分行业中，外企占据前几名位置，掌握主导权。如放任这一趋势，我国工业体系面临被外资侵蚀分割的危险。 我国工业总的特点是大而不强，结构“矮化”和技术“空壳化”。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品（如精密机床、民航客机）靠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

我国工业总的特点是大而不强，结构“矮化”和技术“空壳化”。第一工业大国，又是品牌和知识产权小国、技术后进国。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品（如精密机床、民航客机）靠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

例如：2012年我国生产了11.8亿部手机、3.5亿部计算机、1.1亿台彩电，但其中核心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进口（对信息安全至关重要的路由器、基础软件更不必说）；年产1000万辆轿车，发动机等关键部件靠进口；高铁举世瞩目，轴承、轮毂、轴等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我国钢产量7亿吨，每年要进口七八千万吨高级钢材。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业，高端纤维和面料、机器设备依赖进口。先进技术和装备一代代引进，消化创新乏力，被动追赶。

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品牌，使我们工业附加值偏低、国民收入大量外流。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用于向外国厂商支付专利费。进口一箱intel芯片的价值等于一列车钢材。我国工业平均增加值率26%（美国45%、英国33%、日本34%）；销售利润率仅5%（intel的利润率30%以上）。我们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平面的规模扩张，总体处于全球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中低端位置。

技术被动追赶的基本原因，是长期忽视技术和产业进步的自主性，耽于“市场换技术”，依赖技术引进、迷信外资“技术溢出”。这就助长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压抑了自己的主动性。相比航空航天等国防领域，因技术封锁激发了自主技术进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开放是为了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增强自身能力，而不是要放弃本国工业和技术能力的主体地位、当外国附庸。这是基本的底线。 以自主创新推动工业现代化为中心

20多年来，我们依托低成本优势走“出口导向”和平面式扩张的道路，达到了人均6000美元的水平。现在，我国低档工业品在世界市场已近饱和，加之国内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原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产业升级任务紧迫。

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质是推动结构的升级，也就是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向高附加值领域攀登。成功实现追赶的后发展国家如日本、韩国，都是走自主的科技进步-工业升级道路，实在也没有其他捷径可走。如果满足于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及其他要素）“恩赐”，就无法摆脱“国际打工仔”地位，就会真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工业的“质”、而非“量”的角度进行国际比较，很明显，我们的工业化仍然任重道远。转变发展方式，首先是要转变战略思维，要以推进自主的科技-工业现代化为中心，从“量”的扩张转为“质”的提高，从GDP为中心转向国际竞争力为中心。具体说，就是要依托国内大市场，推进高端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以此推进内需层次的提高（对技术研发投资而非泡沫化投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高，以及两者的相互促进。工业现代化也将带动农业现代化、三产的升级和城镇化。

实现自主的产业升级，也可以为新一工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业利润与白领工资，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和推广自己研发、国人买得起的新技术新装备，节能降耗、环境保护才能操作和推广。 “虚拟经济”和城镇化之殇

不少人由于对我们的工业技术结构缺乏具体了解，更偏好“加快城镇化”思路。其理由，一是为巨大的钢材建材等产能提供出路，二是可提供巨大投资空间，三是可以促进三产发展、安定进城农民，减缓贫富差距。

当前原材料等行业的产能处于绝对“长线”（不是政府计划造成的），从短期看，必须维护这部分产能不至过快衰减，其中部分产能的“截短”也要逐步进行。目前，这部分产能的出路无非是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基础建设还有不小空间，但前提是筹集公共资金的能力。

关于城镇化：近代城市的发展，一般是由工业及相应的商贸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人口聚集效应，再带动派生的三产发展。如果没有工业作支柱，仅靠低端的商业餐饮之类三产，就业空间有限，附加值也高不起来。其次，城镇扩张可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但基础设施多带有公益性质，投资巨大且难以收回，必须靠城市财政支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相互促进，但归根结底是实业拉动城镇建设，而非城镇建设拉动实业。考虑到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如果强行用缺乏根基的城镇建设拉动内需，必然难以持续。

各地热衷于“土地财政”，根本原因是“政绩”压力大，又找不到实业发展的出路。而各类投机资本（在现实制度环境下）以房地产为金融筹码、哄抬房价，房地产的暴利再吸引资金投入，形成“楼市-钱市”自我加强的循环。

实体经济萧条和虚拟经济“高烧”并存，土地房产开发环节中的财政利益和灰色利益，引导地方不顾本地实际、放弃实业目标，形成持续的“土地财政热”。另一方面，金融泡沫导致资金短缺（国企贷款显然不是主因）并抬高利率，恶化了工业融资环境。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5%，银行间拆借利率一度超过10%，这就导致一些有工业抱负的国企和民营科技型企业，纷纷转向金融房地产等不必辛苦创新即可获得超额利润的投机性行当。

城镇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迈进中的派生事物，在此过程中占用农地和农民转业是客观必然。但目前“城镇化”被不正常地热捧，某种程度上成为为金融-房地产泡沫辩护的借口。房地产与城市建设的畸形繁荣，绑架了银行与地方政府，助长了腐败，加剧了官民矛盾和贫富分化，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并威胁长远的粮食安全（2001-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增长26%，城市面积增长50%，就很能说明问题）。

妥善对待基础建设、城镇建设、房地产热，遏制房价上涨的同时压低利率以支持工业建设，在压制城建-房地产“虚火”的同时给一定出路，是十分艰难，但又十分必要的。从长远发展看，堵不住金融房地产泡沫，就解决不了产业健康发展和升级问题。

遏制房地产泡沫，有现实的路径可循（如征收房地产税）。但这和“鼓励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一样，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前者是“泡沫经济界”，后者则是境外的工业集团。今天我们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是不可改变的现实，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统筹兼顾，但最高原则是照顾大众利益，有了这一条，就有了社会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