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两晋南北朝制瓷工艺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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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此间尽管西晋曾有短暂统一，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全国仍处于长期的动荡分裂中，人们被迫四处迁徙，土地荒芜，原本富庶的中原遭到破坏。战争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交流与大融合，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原大量人口南迁，使江南尤其是江浙一带孙吴政权活动的中心区域经济崛起，很快赶上或超过了中原地区，突出表现在制瓷手工业发展迅速上。从大量考古发掘资料可知，江浙一带孙吴两晋时期的近千座墓中出土数以万计的瓷器，品种齐全，应有尽有，表明瓷器基本取代了陶器、漆器、铜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此时青釉呈色稳定，釉色青绿怡人；瓷器造型新颖生动，典雅实用。综观此时瓷器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此时制瓷工艺有了新的突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釉下彩绘及青釉褐彩的出现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南京雨花台长岗村一座孙吴晚期至西晋初期的墓中发现一件青釉下褐彩绘盘口壶(图1)，其褐彩花纹繁缛清晰，排列有序，疏密得体。它的出土将釉下彩绘瓷出现的时间由唐代提前至孙吴晚期至西晋初期，意义十分重大。以后近20年，类似釉下彩绘瓷再无发现。令人惊喜的是2002年至200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南京六朝都城建康旧址及其附近，再次发现了孙吴晚期完整釉下彩绘双领罐、盘口壶以及洗、盏、器盖等残片多件(图2、3)。这批釉下彩绘瓷器出土地层明确，器型多样，工艺精湛，尤其是纹饰布局和内容与长岗村釉下彩绘盘口壶非常近似，不仅印证了长岗村青釉下彩绘盘口壶的时代，也为研究中国古陶瓷釉下彩工艺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釉下彩即是在修好的坯胎上直接以褐彩料绘画，待阴干之际再罩一层薄釉，然后入窑一次烧成。其制作工艺简单，花纹在釉下既好看又不易磨损。综观孙吴晚期釉下彩绘盘口壶、双领罐以及洗、盏、器盖等残片，几乎通体施彩挂釉，釉层极薄，工艺精湛。其花纹布局严谨，纹饰大同小异，佛道兼融，反映出当时人们受佛、道思想影响，幻想超脱生死境界，魂灵升天，来世成仙的思想。目前釉下彩绘瓷在南京以外地区，以及西晋至南朝墓葬与地层中均不见有出土。为什么此种施彩技法没有能流行起来还有待研究，但是就制瓷工艺而言，它改变了以往青釉、黑釉等单一釉色装饰瓷器的状况，成功地以青釉下褐彩来装饰美化瓷器。尽管它与后来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瓷没有直接递进关系，但是它的出现为唐代长沙窑、邛窑等釉下彩瓷的烧造奠定了基础。另外釉下彩绘瓷将绘画技法与制瓷工艺有机地结合成一体，使瓷器的美化达到了全新的艺术效果，赋予瓷器装饰更加广阔的空间。

西晋末东晋初在浙江东南一带，率先出现且很快流行起一种以青釉点褐彩为装饰技法的瓷器，即在施好青釉料的坯上，以含铁量较高的褐釉用彩点的形式在器物的口沿、盖顶、腹部等醒目部位施点彩，然后入窑一次烧成。青绿的釉地上以褐色斑点为彩，朴素典雅，给人一种清新古朴的感觉。目前已知青釉点褐彩器有鸡首壶、唾壶、广口尊、钵、罐以及羊、牛等动物造型器(图4～6)。最初褐彩多以散点形式施在壶的盘口。东晋时褐彩点缀略显复杂，根据不同器物采用不同的编排点缀方式，使褐彩纹饰或对称、或十字交叉、或以点组成花朵形。施彩部位除盘口沿外，多施在器物的肩、腹、器盖及鸡冠、羊角或动物、人物双睛上(图7～9)，点缀方法简洁生动，使器物更加有灵气。

东晋南朝时期这种装饰手法在江南一带普遍流行，除江浙外，江西南昌东晋墓，湖南湘阴窑、青竹寺窑都曾出土有青釉点褐彩瓷器。青釉点褐彩应属釉上彩(个别属釉下彩)，其褐彩不是绘画的颜料，而是同青釉呈色原理相同的褐釉，它们都是以铁元素在高温还原焰中呈色。所不同的是褐彩釉料中铁元素的含量明显高于青釉料中铁元素的含量，因此青釉与褐彩釉在高温下能相互兼融，施彩处呈褐色玻璃相。绿地褐彩相互衬托，纯朴漂亮。唐宋时江浙一带仍保留以青釉褐彩装饰瓷器的做法，只是施褐彩方法不是以点组成各种图案，而是竖条形斑纹或绘出纹饰，且多施于罐等的肩部或腹部(图10～12)。

青釉点褐彩的出现，标志着西晋末东晋初制瓷工匠们已经突破了过去以刻、划等手法装饰瓷器的做法，开始采用以釉上施褐彩的形式装饰瓷器，说明此时制瓷工艺更加成熟，并且开拓出了美化瓷器的新途径。

化妆土的应用

化妆土顾名思义即是在成型的坯上挂一层由细粉制成的泥浆，使粗糙的坯体表面变得光滑整洁，细腻好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在陶器上使用化妆土了。制瓷中使用化妆土始于西晋浙江金华一带的婺(wu)州窑。婺州窑地处浙江中部偏南，这里属丘陵地带，多红色粘土。以此种粘土为原料制成的瓷器胎体呈紫色或褐色，挂青釉烧成后其呈色较深并泛褐色，自然无法与浙东平原一带青瓷翠绿釉色媲美。为了掩盖其胎体颜色，使青釉呈色青翠美丽，这里的工匠们将选好的瓷土经过反复淘洗，洗掉胎土中大部分铁元素，然后将含铁量很低的白色瓷土制成细腻的泥浆，薄薄地施于瓷坯表面，再挂釉人窑烧成。尽管瓷器胎体呈色较深，但是由于挂了化妆土，掩盖了深色胎体，高温烧造后釉色青绿或绿中泛黄，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图13)。值得注意的是在瓷器上使用化妆土远比在陶器上使用化妆土要复杂，关键是瓷器的胎、釉、化妆土经高温烧造时，其膨胀系数应保持一致，否则三者结合不好，胎釉就会开裂，极易出现剥釉。婺州窑的制瓷工匠们较好地解决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成功地运用化妆土为自己开辟出新天地，使婺州窑一举成为当时著名的瓷窑。受其影响，东晋时越窑、德清窑的部分瓷器也使用化妆土，以保证质量。南朝时湖南、四川等地一些窑口及北朝时河北邢窑也都使用化妆土以提高质量。

在制瓷工艺中成功地使用化妆土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较好地解决了瓷器胎体粗糙、呈色较深的缺憾，使器表光滑整洁，釉层饱满，呈色鲜艳，极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为劣质瓷土资源的充分利用创造了条件，使南方广大红色粘土区域能够烧造出更为理想的瓷器，较好地解决了瓷土资源问题，扩大了原料使用范围，为当时乃至后来制瓷业的兴旺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白釉器的烧成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发掘了北齐武平六年(575年)骠骑大将军范粹墓，出土陶瓷器70余件，其中7件白釉器非常亮丽，器型有直口碗、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均为生活用器(图14、15)。它们特征鲜明，即胎料经过淘洗，较细腻，呈灰白色，釉层很薄，施釉不甚均匀，釉薄处呈乳白色，釉厚处釉色微泛青或泛黄，釉质光亮，玻璃质感较强，有细碎开片。这批白釉器虽不如隋代白瓷成熟完美，但与青釉器已有本质区别，被公认为我国最早有纪年的白瓷器，它们的出土为研究白瓷起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通过对历代名窑白瓷化学成分测试分析可知，白瓷的首要条件是胎体洁白，即胎土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小于1％，若大于1％或更多，则胎体会变成灰色或褐色。而要使胎体洁白：洋非易事，需反复淘洗胎土，滤掉其中铁元素，使其含量尽量低于1％。范粹墓出土7件白瓷，胎体白中微泛灰，说明其时制瓷工匠们已认识到铁元素呈色的原理，并且通过淘洗胎土方法，力争将铁元素含量减至最低。

白釉是由青釉发展而来的无色透明釉，我国历代青釉主要是以铁元素为呈色剂，钙、钠等微量元素为助熔剂，通常青釉中铁元素含量约为2％～3％，经高温还原焰烧造后，即可呈现青绿色。白釉为透明釉，所以釉药中三氧化二铁必须得到严格控制，其解决方法也同其胎一样，需经过反复淘洗，去掉釉料中的铁元素，使其含量在1％以内，再经高温氧化焰烧成白瓷。范粹墓出土的这批白瓷虽不甚成熟，但它反映出北齐时北方制瓷工艺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对铁元素的呈色原理有了明确认识，而且还能在烧造时有意识地将还原焰变成氧化焰，烧造出真正的白瓷。白瓷的烧制在隋代逐渐成熟。它是北方制瓷工匠对中国陶瓷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更为后来各种釉上彩及釉下彩瓷的烧成奠定了基础。

需要补充的是范粹墓出土的白釉器中还有挂绿彩的罐、长颈瓶等，与之相类似，在北齐李云墓中也出现有黄釉绿彩罐等(图16)。绿彩的呈色元素是铜，白釉绿彩器和黄釉绿彩器的出土表明北齐时制瓷工匠们不但已摸索出最大限度滤掉铁元素以烧造出白瓷器的方法，而且还能提炼出含铜元素的釉药，以挂彩的方式装饰美化瓷器。此种装饰效果较南方流行的青釉褐彩要绚丽，这是北方制瓷工匠在施釉工艺中的又一创造，为将来不久的唐代三彩器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总之，孙吴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制瓷工艺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釉下彩绘的产生，青釉点褐彩的出现，化妆土的使用，特别是白瓷的烧造成功，均标志着制瓷工艺的突破性进展，在陶瓷发展史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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