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船”,蒙元帝国创建的海上商贸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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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次大规模西征，蒙元帝国靠着血色铁骑的残酷征战，打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超级版图。据《元史・地理志》载：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此外，蒙元帝国还在战争中将俄罗斯、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地区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蒙古王国家底不厚，全靠自然经济生存，建立大元之前，甚至连商品交换都不懂。大元建立后，极需强有力的经济支撑，所以，元蒙政权一方面不断扩大陆上地盘，创建军力最强的陆路帝国;另一方面不断开展海上征战，企图建立远及印度洋的海上帝国。
自忽必烈自立为汗，推行“汉法”以来，许多蒙古贵族拒绝归附忽必烈。这导致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的“四大汗国”纷纷脱离蒙元中央政府的统辖，各自发展成为相互独立的国家。虽然，蒙元政权与这些汗国关系紧张，但却通过几个汗国来控制中亚，在陆路因战乱而不便通行之时，从海上进入伊利汗国的航路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开拓这条海上通道的政治、经济及外交意义既现实又深远，并非后来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所能涵盖的。
1271年建元后，蒙元大军挥师南下，用了八年时间彻底消灭南宋。在收复浙、闽等地后，漫长的南中国海岸已尽在蒙元朝廷的掌控之中。于是，新王朝开始大举恢复和兴办海运事业：国内航线，蒙元一朝开辟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海运漕粮事业;海外航线，蒙元政府在继承大宋市舶制度的基础上，又创建了全新的“官本船”海上商贸模式。
宋代，海上贸易已相当发达，朝廷特在几个重要港口设立了相当于今天海关的“市舶司”，其中尤以四州――杭州、明州（南宋称庆元，今宁波）、泉州、广州四大市舶司为最盛。蒙元一朝继承了宋代海港开放的家底，又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澉浦、太仓等港口，使太仓不仅成为海运漕粮的“百万海运仓”，而且成为中外闻名的“六国码头”。据《元史》卷《市舶》载：
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解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
四大市舶司的设立，使这些港口成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的冲要之地。
国家在口岸城市设立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出海贸易政策。了解世界航海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大航海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条件是皇家与商家合作出海探险，而后利益分成。它的第一个成果就是1492年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虽然，古代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没有任何发现，但关于官商合作出海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却早于西方200多年。
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海上贸易是高利润与高风险并存的，个人办海运，仅造海船一项，不是大户商家根本承受不了，此外，还有易货资本、海上费用等。对于如何化解风险，提高利润，历朝历代都没有办法。没人能想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竟然是骑马打天下的蒙元王朝。至元二十二年（1286），大元朝廷接受了中书右丞卢世荣的建议：朝廷银根吃紧，可依市舶贸易原则，实行“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官本船”制度。
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这样“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如是一来，出海船为“国有”，贸易本钱是“国资”;而其贸易所得，70%归“国库”所有，30%则为己所得，商船尽可放心地拓展海上贸易。这种“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的国有民营办法，唐、宋两代均未实行，实是元朝廷首创，在当时的国际海洋贸易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这种远洋大船在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把大批产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货物运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被大批运往海外，甚至几经转运贩卖，远及欧洲。元朝为了更好地与印度洋国家做好贸易，甚至雇用了阿拉伯人帮助大元。
“官本船”政策由至元二十二年（1286）实施，至英宗至治三年（1323）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而止。此后“官本船”制度再没有大规模推行过。但作为余波，元政府偶尔也以种种方式向海外派出官方贸易船，如顺帝元统二年（1334），“十一月戊子，中书省臣请发两赊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后至正二年（1342），有人试图恢复这种贸易，却遭到权臣的反对，“恐远夷得以窥中国，事遂已”。至此，“官本船”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均告结束。
“官本船”制度实施不足半个世纪，但在元朝的内政外交上功高至伟，它支持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史料记载，刚刚实行了几年“官本船”，至至元二十六年（1289），仅江淮行省的市舶税就达“珍珠四百斤，黄金三千四百两”，倘若汇总全国各大口岸，税银就相当可观了。再以明州港的进口舶货为例，宋代《宝庆四明志》记载的进口货物为170余种，而元代《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的舶货为220余种，比宋代增加了50余种。这两项差距充分说明元代贸易活动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前代。
“官本船”开拓的海上贸易不仅影响了经济，也引领了“时尚”。由于打通了波斯湾的海上商路，波斯的地毯、波斯布和产于印度、东南亚的平纹细布等“西洋布”源源流入中国，使得富足人家皆以“西洋布”为馈赠佳品。元末著名隐士、诗人谢应芳曾有《全佥宪自黄州以西洋布遣骑见惠，作诗谢之》一诗，形象地描述了他收到“西洋布”礼品的有趣情景：
十月北风方怒号，
故人西布似绨袍。
远劳使者传书信，
笑看家人落剪刀。
敢为天下先的澉浦杨氏远洋贸易
多少年来，中国的教科书与相关宣传都将明代的“下西洋”解说成史无前例的远洋活动，而将前朝的海外探索统统忽略不计。实际上，至少在元代，中国官方的远航帆影就已出现在波斯湾、红海，甚至是非洲东部。这里仅以澉浦（今天浙江海盐）杨氏三代（杨发、杨梓、杨枢）的海上贸易活动为例，略证一下大元“公私合营”的“下西洋”。
事实上，明朝并没有否认前朝的远洋贸易活动，而是在多种文献中详细记载了大元与“西洋”的关系。据《明一统志》载：
澉浦在海盐县南三十六里，《水经》云：谷水于县出，为澉浦。以通巨海。晋光熙初尝有三毛人集于此，盖泛于风也。元至元间，宣慰杨耐翁，居此构屋，招集海商居民质易，遂成聚落。洪武中亦筑城浦上。
这里所说在澉浦招集海商的宣慰杨耐翁，即杨梓。
杨梓的父亲杨发，曾任南宋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等职。元蒙南下灭了南宋以后，杨发降元，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元史・市舶》载：
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龄泉州，令忙古解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宁波）、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
据《海盐县志》载，杨发、杨梓两代皆亦官亦商，是澉浦以海运起家的豪门富室。“杨发其家复筑室招商，世览利权。富至憧奴千指，尽善音乐。饭僧写经建刹，遍二浙三吴。”杨家不仅是拥有私家乐队的富商，杨梓本人还是一位著名的“南戏”剧作家，是昆曲前身“海盐腔”的创始人之一。
东部沿海港口，宋代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与高丽。杨梓早年也主要从事对日本和高丽等国的海上贸易，也间或做南洋生意。后来，因熟悉南中国海路和东南亚风情，还参加了元代抗击爪哇入侵的海上战争，为元廷海上远征军导航。招谕归来，受封为安抚总司，后又任杭州路总管。
杨氏一门亦官、亦商、亦文，是江南望族，所以在后世的文史典籍中多有关于杨家的记载。其中，最为中外交通史学者所乐道的是杨梓之子杨枢。杨枢因经营海外贸易而著名，他经营“官本船”有方，官封海运千户，还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他的事迹载于元代史臣黄盟写的《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这篇著名的墓志铭全文刊载于《四库全书》所收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五》中。金华黄先生（即黄茫┪杨枢写的这篇墓志铭全文如下：
杨氏之先世有显人，宋之盛时，有自闽而越，自越而吴，居澉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贵仕。入国朝仕益显。最号巨族。今以占籍为嘉兴人。君讳枢，字伯机。赠中宪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骑都尉，追封弘农郡伯春之曾孙。福建道安抚使，赠怀远大将军，池州路总管，轻车都尉，追封弘农郡侯发之孙，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致仕梓之第二子。母陆氏。所生母徐氏。陆以封，徐以赠，并为弘农郡夫人。徐夫人温之宦家女，生君甫数岁而没。陆夫人抚君不啻如已出。君警敏，长而喜学。一不以他嗜好接于心。自刮摩豪习，谨厚自将。未尝有绮纨子弟态。其处家虽米盐细务皆有法。仆隶辈无敢以其年少而易之。诸公贵人，多称其能。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聃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聃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喇哈斯达尔罕，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云。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既又用私钱市其土物，白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盐之属以进。平章政事察聃等引见宸庆殿而退。方议旌擢以酬其劳，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归。至大二年也。阅七寒暑疾乃间。寻丁陆夫人忧。家食者二十载，益练达于世故，绝圭角，破崖岸。因自号默默道人。泰定四年，始用荐者起家为昭信校尉，常熟江阴等处海运副千户。居官以廉介称，被省檄，给庆绍温台漕挽之直。力划宿蠹克之弊，绝无所容。天历二年，部运抵直沽仓，适疾复作，在告满百日归。就医于杭之私廨。疾愈剧，不可为。俄升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命下，君已卒。至顺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刘氏，南渡名将，太师王光世之裔。前四年卒。赠嘉兴县君。初，君有三子。俱未龀而夭。奉父命，以弟之子元德为之子。后乃有子曰元诚。君卒时，元诚生二年矣。元德卜以元统二年正月某日，襄y事于泊橹山先茔。东百步与嘉兴县君，兆合君，从父兄，朝列大夫同知集庆路总管府事，清孙实志其圹。而墓道之石，未有所刻。元德以状来谒铭，乃序而铭之。序所不能悉者，志文可互见也。君平生所赋诗，有遗藁藏于家。
由此墓志铭可知，杨氏家族世代为官，由闽迁吴，居于澉浦。杨枢乃杨梓次子，虽生于大户人家，却警敏好学。大德五年（1301），年刚十九的杨枢即被委任为官本船人，远赴印度洋经营海外贸易。从波期湾忽鲁模斯港返航时，他巧遇波斯合赞王派出使中国的那怀等人，遂带领那怀等人于1303年平安抵达中国。这些使者，在大都觐见元成宗后，请求中书省左丞相哈喇哈孙答喇汗批准他们乘杨枢的海船返回波斯。元朝廷答应了这一请求，并特封杨枢为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授予佩带金符的荣誉，让他以官员的身份护送那怀等波斯使者回国。大德八年（1304）初冬，季风劲吹，杨枢护送那怀一行出发，旅途历经艰险，直到大德十一年（1307）才抵达忽鲁模斯港。第二年，杨枢返回大都述职。在护送使臣的同时，杨枢也做海上贸易，从波斯诸国进口白马、黑狗、琥珀、葡萄酒、蕃盐等货物。
《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是元代中外关系史、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献，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元代的海港是开放的。“墓志铭”中所提到的杨氏所居的澉浦，地处杭州湾北岸，有内河直通苏州、杭州、湖州、常州等地，海商们通过海河联运把商品远销海外。可见，澉浦是古代“远通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的重要商港，其建港历史可远溯宋代，在元代更与庆元、上海、泉州等一样，是名扬海外的大港。
二是元代是通过开明的“官本船”政策来鼓励海上贸易的。杨氏家族从波斯湾“用其私钱，市其土物”，有阿拉伯马、番盐、琥珀、葡萄酒等。通过海上贸易与政府合作，杨氏既发了财，又升了官，“墓志铭”中所记的杨枢，即是千户。
三是元代与中亚的海路是畅通的。“墓志铭”所记的忽鲁模思岛（今伊朗东南米纳布附近岛屿，临霍尔木兹海峡）是西亚波斯湾要塞。这里远离中土，但因蒙元在波斯领土上建立了伊利汗王朝，虽然后来因各种利益之争已不统属，但仍与元廷有着血肉之亲。元至元末年，伊利汗王朝第四代君王因王后病故，特向蒙元帝国的大汗忽必烈请求选补一位王妃。元廷遂选阔阔真公主跟随杨枢的“官本船”赴伊利汗国;而伊利汗国王又派外使随杨枢船队赴中国答谢蒙元大汗。杨枢两赴忽鲁模思，使蒙元朝廷通过海路与西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由此得到一些西方的信息。
澉浦杨氏一门三代的南洋及波斯湾远洋贸易，所标示的不是一个港口和一个家族的兴盛，而是一个朝代的先觉先行。而大明王朝的海上活动，完全是踩着大元这个远洋巨人的肩膀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