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那个叫做“蜂子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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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这么多年，早该给故乡一些文字的，可是无数次提起笔又放下，实在想不出该写它什么。在东北，像它这样存在了近半个世纪还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比比皆是，没有悠久的历史，没有别样的景致，有的只是那几十年如一日地撒落在山坳里的人家。只是那些漫山遍野的庄稼，它似乎什么都没有，而我却对它那样地念念不忘，一次次在梦里，千回百转。
这里原本没有人家，只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四面的山上大都是椴树，春暖花开时节，满山遍野的椴树就羞答答地抽出了乳黄色的花蕾，一树一树，一片一片，一坡一坡，一山一山，开成个芳香怡人的世界。花香引来了山外的赶花人，赶花人本来是带着蜜蜂来采花粉的，花期一过，赶花人通常会离开。可是50年前，这里来了两位原籍山东的赶花人，他们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爱上了这片原始的、没有被人踏过的土地，爱上了树林里各种各样的原始资源，还有因了四面环山少了风沙雨雪袭击的怡人气候……他们俩在山坳里搭了茅屋，接来了妻儿，慢慢地开始有山东人闯关东也来了这里，用黄泥脱成坯，随便地选个地方垒起来，上面用茅草一盖，在小茅屋周围再用拳头粗的椴树干圈成你想要的大小的篱笆圈，这就是你的家了。在这里家家都有前院子后园子，土地肥沃得很，随便撒上些什么样的种子，都能长得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因了赶花人，因了那些蜜蜂，小村的名字自然地叫了“蜂子窝”。
1975年我4岁，那年春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年轻的父亲赶着毛驴车，车上装着锅碗瓢盆――我们的家当，同样年轻的母亲抱着3个月大的弟弟，小脚的姥姥牵着我的小手，最后面是与我同龄的那条大黄狗，我们从穆棱镇上出发，一直朝着西北方向那个刚刚有了名字仅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走去。
长大以后听母亲说起过那次大迁徙的原因。姥姥本是穆棱镇上大地主赵永贵的老婆，因为一生未育，赵永贵便停妻再娶，孤独半生的姥姥40岁上才抱养了母亲。母亲16岁初中毕业，姥姥做主招赘了父亲。我4岁那年春天，家里来了一对年过半百的老人，看着抱着弟弟喂奶的母亲就叫闺女，说孩子你受苦了，我们可算找到了你。在屋里正给弟弟洗尿布的姥姥听了这话立马抄起根木棍颠着小脚冲了出来，嘴里骂道：放你娘个屁，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闺女谁要你来认……
母亲说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抱来的孩子，她从没想过要离开拿她当命一样珍爱的姥姥，可是姥姥不信整天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为了姥姥，年轻的父亲母亲从住得好好的镇上去了那个荒凉的小村子。
那时小村只有十来户人家，以开荒种地采山为生。只有两家是放蜂的，父亲在靠近北山根的小河边，搭了个马架子（马架子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一种可以住人算不得房子的房子）。碗口粗的圆木支成人字，上面用树枝和泥巴搭起来，盖上些茅草，下面是挖进地下尺把深的地窨子，里面一铺大火炕占了空间的一半，火炕的另一端，连着一口12印的大铁锅，我们就这样安了家。
从未参加过耕种的母亲开始跟在父亲身后开荒种地，姥姥也开始背上背着弟弟手里牵着我房前屋后地种菜养鸡。
母亲说我们刚到小村落户时小村人是有些欺生的。他们清一色都是山东人，十几户人家一个口音，都讲着一口流利难懂的山东话，妈妈不叫妈叫娘，拖着长腔甚至叫成“粘”。爸不叫爸叫大大，女孩子一律叫“妮”，你做什么偏扯着浓重的口音说成“你咋”，于是他们视讲普通话的父亲母亲为另类，叫我们一家“臭迷子”。父亲也不示弱，理直气壮地喊他们“山东棒子”。后来他们又编了顺口溜骂父亲：臭迷子赶大车，山东棒子是你爹。日子开始在不友好的气氛中过起来，骂人归骂人，生性热情耿直的山东人是不记隔夜仇的，偶尔缺东少西的，他们照样伸出热情的双手来帮你。
那时小村的夜晚格外地漫长、宁静。天一擦黑，男人们就撂下饭碗走出家门，仨一堆俩一伙地坐在小河边，叼上一锅自家种植的烟叶，从山东到东北，从种地到狩猎，侃个眉飞色舞，兴致勃勃。女人这时就哄睡了孩子，守个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开始缝缝补补，洗洗涮涮。
几声犬吠，几声蛙鸣，几声大笑，和着小河流水声汇成山村小夜曲。
那时小村虽然荒凉，但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当地曾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沙锅里，胖胖的野兔钻锅底……这绝不是夸张，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带我去后山根的小河边洗衣服，河边有几块青石板被当成搓衣板，常常是边洗边晒在河边的草地上，然后捋起裤管拿上脸盆走进清凉的河水里抓鱼。有些时候回家时我抱着一摞透着肥皂香味的衣服，母亲端着盆里那几条欢蹦乱跳可以熬汤或可以煎烹的鱼，满载而归。至于什么野兔肉、山鸡肉、狼肉、野猪肉、狍子肉、刺猬肉，我都吃过，吃得最多最有滋味的就是刺猬肉了。夕阳西下，暮色降临，劳作一天的父亲扛着锄镐回家了，手上拎着至少一只或几只缩成一团的刺猬。晚饭后，灶堂里的火炭正红着，父亲蹲在院子里开始和黄泥，我们姐弟几个围蹲在一边看，看父亲用黄泥把刺猬裹起来，埋进灶膛里，我们就欢天喜地地上炕睡觉去了，酣甜的梦乡里有着丝丝缕缕的肉香。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被父亲的大手拍醒，来不及穿好衣服就齐刷刷地跑到院子里的磨台边。父亲在我们垂涎欲滴焦急的目光中嘘着哈气把黄泥掰开，刺猬的皮也随着黄泥剥了去，里面是粗粗的瘦瘦的一团肉丝，一条条地撕下来，蘸着母亲擀好的盐面，我们吃得津津有味，那香浓的滋味，到现在都回味无穷。
那时候不知道蛇也能吃，如果知道，怕是当饭吃也吃不完了。那里最多最常见的是一种深灰色叫做“土球子”的小型蟒蛇，无毒，不凶。如果睡到半夜脚底发凉，掀开被窝准有一条蛇盘在那里。房梁上、院子里，看见条蛇再正常不过，没有人会大惊小怪，看见了就像看见自家养的鸡狗一样，瞟一眼便过去了。
村民最怕的是狼和黑瞎子。那时家家院子里都有一只坏掉的铁桶或铁盆，如果熊狼光顾，便拿根木棍使劲地敲。谁家听到了也跟着敲，甚至燃起篝火才能吓跑它们。最容易受伤害最让大人不放心的，就是那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孩子。女人出去，抱个柴去趟茅房什么的，都会把熟睡的孩子放进用柳条编成的筐里吊在高高的房梁上。刚从山东闯关东的人曾经编过这样一段顺口溜：关东山，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长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在山东人眼里的这些怪事其实都是当时当地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窗户纸，糊在外，是因为冬天太冷，屋子里的热气太重，会把纸弄湿；大姑娘叼烟袋是为了熏蚊子，那年月那样的深山老林子，太阳一下山，不论男女就点着一锅旱烟，否则没有任何办法对付那从草甸子里蜂拥而至的蚊子。
小村的四面都是山，而每一座山又是一座宝藏。金秋时节，白露霜刚降，女人们开始背起硕大的柳条筐进山了，鲜红的五味子、紫盈盈的山葡萄、山核桃、松树籽……赶上什么就捋几把什么。菌类就更多了，榛蘑、冻蘑、松蘑、草蘑、油蘑、猴头蘑、山木耳……一筐筐从山里运到晒谷场上晒起来，冬天可以拿到镇上卖个好价钱呢。
男人是不屑于这些的，随便在山里下个套，埋个夹子，就回家了，半个晌过去，一准会提上个什么山鸡野兔之类的回家，运气好还能套个狍子狐狸什么的。当时最值钱的是一种红色或白色的狐狸，拿到镇上最抢手，卖价也高。谁家要是逮到了红狐或白狐，一般会放串鞭炮，据说一是为了庆贺丰收，二是辟邪。
来小村求生活的山东人求到了甜头，一封封家书从小村直抵山东，于是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山东汉携妻带儿地投奔了来。等我上小学的时候，小村竟有近百户人家了。
1978年，村里小学校成立，小村惟一的初中毕业生母亲担任了老师。
五星红旗在三间土房上空“呼啦啦”地迎风飘扬，母亲用标准的普通话领着十几个孩子的读书声在小村上空回荡。小村人不再排斥和取笑母亲了，那些曾经叫母亲“臭迷子”的人开始叫母亲王老师，言语中透着几分尊重。那时我们家是小村惟一一家吃国库粮的，每个月父亲都会赶着马车去镇上拉回些大米、白面。然后母亲会蒸上一大铁锅白米饭，父亲会剁一只肥大的鹅，左邻右舍的乡里乡亲每人手上都端一只碗，一大锅米饭，一大铁锅大鹅烧土豆，一院子的谈笑风生，那是我记忆中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风景。
小村的冬天是最美丽的，大雪一下就没膝盖，山、树、村庄，一夜之间银装素裹，宛如童话世界。
忙碌了大半年的农民，这时正是清闲的时候，那用大豆苞米棒子喂了大半年的猪也膘肥体壮了，大雪一下，就你一家我一家地杀起猪来。几个青壮年的汉子在当院用青石块支起口大铁锅，磨刀石上的刀渐渐地在太阳底下晃了眼，铁锅里的水沸腾的时候，猪也绝望地嚎叫着被抬上了临时搭起的案台上。杀猪手是一位40多岁的汉子，嘴里叼着明晃晃的尖刀，手里拿一只接猪血的木盆，手起刀落，干净利落，真正的稳、准、狠。胆小的女人用手蒙了双眼，只听杀猪人嘴里念叨着：猪、猪、你别怪，你本人间一道菜……等女人把蒙眼睛的手拿开时，半盆猪血都接完了，杀猪人指挥着男人调转猪身鼓起腮帮子吹气、刮毛、开膛。女人们边呵斥着疯跑的孩子边将大棵的酸菜洗净、切好。桦木子“劈啪”做响地在铁锅下面燃起熊熊火焰。一袋烟的工夫，香味就飘满了小院。大铁锅里翻滚着连骨带肉、血肠下水加酸菜粉条子。人人有份儿，剩下的猪肉子，浇上凉水，挂在仓房里冻起来，一直吃到春暖花开。
写到这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写不下去了，这是21年前的故乡，21年前它的种种已经沉甸在我的记忆里，那么今天呢？
我终于将手头的工作安排妥当，坐上了回乡的汽车。开车的小伙子是故乡人，二十几岁的年纪，他在我生活的小城里开出租车，知道我回乡便做了我的带路人。
一路上，激动的心情随着车轮颠簸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行至村口，我执意下车步行。当脚步终于踏上那块熟悉的土地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仔细地寻找着我童年的足迹，可是那条曾经长满了车前子贯穿全村的羊肠小路哪里去了呢？我的脚下是一条近3米宽的大路，那些散乱的茅屋呢？那些圆木的篱笆呢？我眼前是一排排整齐的、气派的青砖红瓦的房屋，一扇扇气派的大铁门，连着红砖垒成的院墙，我没有在这些崭新的建筑中找到我儿时的家园。
我一路朝着二大爷（曾经的邻居）家走去，我眼睁睁地看着小伙子用熟悉的方言和我身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打着招呼，然后再向乡亲介绍着，这是王老师的大闺女。那些两鬓飞霜的长者顿一下，然后惊呼我的乳名，是华丫头啊，20多年没见，都不认识了，快去家里坐，你爹妈还好吗？我点头应着竟然有几分拘谨几分羞涩。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想起了这样的句子：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在二大爷家吃的晚饭，二大娘从冰箱里拿出些鸡鱼肉蛋，用城里人的话说，鸡是小笨鸡，肉是笨猪肉，蛋是小笨蛋。再从自家的菜园子里扯上几把青翠碧绿的农家菜，那顿饭我吃得特别香，那香味一直飘进记忆里。
饭后，我又漫步在小村里，这一次我坚持独行，我知道脚下的土地曾经布满了我儿时的足迹，我是那么地想亲近它。21年前，为了读书我离开了这里，而今，为了寻梦我又踏上了这块曾经养育过我的土地。在这里，我没有找到逝去了的影子，这是一个新式的小村子。它有了电灯电话，有了能收三十多个频道的和城里一样的大彩电，有城里所有的现代化生活的标志，这里和城里惟一不同的地方便是那沁人心脾的漫山遍野的野花香，那袅袅地飘在小村上空的炊烟，和黎明时分几声鸡鸣犬吠了。这里不再是贫瘠的农村，而是一个世外的桃源了。
对于离开这里21年的我来说，喝一口家乡的井水，吃一口家乡的饭，听一听乡音，都是在圆一个游子的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