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笨花》的叙事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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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铁凝创作《笨花》并非要显示自己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只是借此潜入历史深处,还原历史真实情境中的真实的生命历程和人性本真,使我们这个长期被历史整体性支配的民族,能够把个人从“群众”中拯救出来,使之获得个体的意义。这业已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众多怀着经典冲动的长篇小说共同追求。
关键词: 小说《笨花》 历史叙事 个体生命
一
《笨花》以一个乡村家族故事的铺展切入宏大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历史截面。铁凝这种创作的历史冲动,是否正如陈晓明所言:“我们的小说总是要从历史那里获得精神深度,这使当代小说离开了历史就找不到通往深度的路。”确实,《笨花》体现的是一种不断汇集的创作潮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虽然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不断边缘化,“但作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创建历史叙事和创造经典作品的冲动”。宏大叙事在遭到先锋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颠覆和瓦解之后,泛滥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呈现的庸俗、肤浅、怪异、零碎也逐渐令人厌弃,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经过多方面的探索,在融入了新的创作观念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了创作上的某种回归。进入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创作,再一次旗帜鲜明地追求宏大叙事,尤其是当下相当一批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在人生阅历和理性思索上有了进一步的积淀,不约而同表现出对创作的“史诗化”追求,一批重要作品被纷纷推出,比如《秦腔》(贾平凹)、《兄弟》(余华)、《圣天门口》(刘醒龙)、《生死疲劳》(莫言)、《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平原》(毕飞宇)、《空山》(阿来)等。
《笨花》留给阅读者的印象不是历史叙事,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极其本土化的日常生活,其目的似乎并不是在写历史本身,历史只是展开整体叙述和塑造人物的一个背景。在对历史大事件的处理上,采取的是“嵌入”公文的方式。《笨花》的叙事回到日常生活的原场,在全知视角下展开日常生活细节和风俗文化的描摹,即使是中心情节也没有大开大合的戏剧元素。这种“日常生活”模式也不是完全回避历史风云,其通过民间视野描述的“历史褶皱”中那些为人们所忽视的细密琐事,构筑丰富的解读空间。纵观铁凝的一贯创作,她并不刻意追求寓言化的思想承载,但恨“艺术饱满温润”,充满日常诗意,以一种比较本色的语言、充满灵动的诗性又氤氲着泥土的气息。
南帆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大批长篇小说,以在当时影响较大的《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为例,其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历史叙事与个人性格之间产生了脱节,历史不是由无数个人真实的利益、欲望、行动、冲突所产生的“合力”编制而成,历史仿佛是一个分离于个人的空中楼阁,高高在上,自行其是,它的“整体性”与那些渺小的个人无关。然而,没有个人的历史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幻象。“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够引起另一些普通人的兴趣――小说读者的兴趣”。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性格能够产生支配事件的意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正是从这里重新开始――作家重新开始正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正视这些性格内涵所涉及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批长篇小说不仅力图恢复一系列性格的真实生命,而且力图恢复个人与历史的联系。
二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叙事观念认为,长篇小说的成熟表征即是:从种种概括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个别、感性、具体以及日常情境。如果说,《红高粱家族》《白鹿原》等提供的故事和人物使人们意识到,“民间文化拥有另一套解读历史的策略”,那么,从九十年代中期的《长恨歌》到2006年的《笨花》,则是“作家重新开始正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正视这些性格内涵所涉及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问题”。《笨花》正是“尝试着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统一到笔端……一方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思想僵化的积弊,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日常生活叙事对意义的消解……将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陈晓明)。
向喜这个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悲壮而凄凉的。他的成长与归宿展现了大时代给人的命运留下的印迹。他的成长是时代使然,其性格中有军阀的共性,他不可能超越时代,但这不表明个人始终是被动的,事实上,个人命运虽然不可能超越时代,但个人的因素还是起着极大的作用的。向喜从小接受过孔孟教育,正是个人心中尚存的那些孔孟之道,以及农民本身的纯朴正直,使向喜每在历史关头都能把握住自己。在王占元让他处理兵变士兵时,他能够坚持不从,后来又告别军旅急流勇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而回到家乡后,他又安于寂寞,回到粪厂,足不出户,最终为救卖艺人而与敌人同归于尽。
《笨花》回到乡村叙事,回到日常性叙事,使这部小说生动而有生活质感和情趣。笨花村里的乡亲们,每个人物都是具体可感的。作者将散落在笨花村的历史碎片捡起,精心地拼凑起来,写出了其中的各种人物与乡村民俗,写出了历史风云变幻中的日常生活。向喜的飞黄腾达,乡村医生向文成的未卜先知,瞎话连篇的“瞎话”,笃信基督的梅阁,从城市来的取灯,笨花村的西贝小治、时令、走动儿,甚至风流的乡村女子大花瓣和她的女儿小袄子,等等,都有其鲜明的性格。民风民俗更是作者描写的着力之处,《笨花》既写出了乡村的日常生活,又超越了一般的日常生活,而深入到了地方或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处。
《笨花》的叙事,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不同,但又糅合了两类小说的一些因素,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小说中,宏大叙事表现为向家三代人在历史风云中的选择与命运,向喜从一个卖豆腐脑的货郎,成长为一个军阀队伍中的中将,小说以他的经历描写了清末和军阀混战的历史,向喜的儿女取灯、文麒、文麟,孙子武备、有备则以不同形式参与到一场拯救民族于危难的战争中,正是这些将笨花、向氏家族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显示了观察历史的新思路与新视野。
当然,对于茫茫众生而言,个体生存意义往往取决于历史,昆德拉曾经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说,自塞万提斯以来,欧洲的小说担负着探索人类生存可能性的重要职责。“而中国的小说均有意无意地将故事情节纳入到历史中去进而突出历史背景。中国人生命精神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宏阔的历史意识,因而将小说置于中国生命精神发展的历史中,进而体验中国人生命精神的历程是必要的”。
三
铁凝在《笨花》的创作心语中表白得很清楚:“我更愿意说,这部小说有乱世中的风云,但书写乱世风云和传奇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情感也不在其中,而在以向喜为代表的这个人物群体身上。虽然他们最终可能是那乱世中的尘土、历史风云中的尘土,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这个民族的底色。”铁凝也并非是要借助《笨花》显示自己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只是借其潜入历史深处,还原历史真实情境中的真实的生命历程和人性本真。铁凝是聪明的,当她的同代作家,面对“已经破裂的乡土历史记忆”,在历史与文本之间犹豫不决,“其结果导致语词癫狂式的表达”、“小说叙事常处在虚构纪实的双重矛盾中”的时候,她很清醒地知道《笨花》里还需要什么。她给自己对这部小说的叙述限定了8个字:结实、简朴、准确、温润。“这里的凡人和凡事我想让读者闻得见摸得着――生活的肌理、日子的表情,它们不在被符号化了的‘类型’里,它们浸泡在结实、简朴、准确、温润的表达里”。小说虽然以乱世为背景,但铁凝解释那不是风云史,也不是在怀旧,而是“希望写出人情中大的美,和生活中的情趣。在闭塞环境中人心最终保有着道德秩序和智慧,在狭窄的东西里面有着相对永恒和宝贵的东西,那是一种积极的美德”。
历史研究者在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很容易作出价值判断,但文学不是诉诸社会价值,而是“发现各个领域里生命的感觉和存在的澄明”,使我们这个长期被历史整体性支配的民族,能够把个人从“群众”中拯救出来,使之获得个体的意义。这业已成为九十年代以后众多怀着经典冲动的长篇小说的共同追求。
四
《笨花》运用粗笔与细笔的交替,寻找一条独辟蹊径的叙事路径,这是一种奇特的写法――不依赖于故事,不依赖于一己之经验,叙事回到人的存在中来,在无数结实的细节中关照人的存在。用粗笔勾勒历史时序,但与此同时,又用细笔描绘世俗烟火,通过一种比兵荒马乱更恒久的媒介进入时间,进入没有钟表的时间。而时间沉淀出来的是人的处境。这一切使得《笨花》“从道德情操(强化小说道德与人间道德一致)、个体身体经验(沉溺于个人化的感官经验)、意识形态(小说自我培植起来的激愤和怨恨)的三重困境中突围而出”,为当代文学史刻下新鲜而温和的记忆。
参考文献:
[1]劭燕君.“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叙事”――近年长篇创作的“史诗化”追求及其困境[J].南方文坛,2006,(6):32-38.
[2]南帆.历史叙事:长篇小说的坐标[J].文学评论,1999,(3):92-104.
[3]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J].文学评论,1999,(5):3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