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组织社会问题研究方法浅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现代组织社会问题研究方法浅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自Adam Smith创立了体系化的经济学理论以来，已经经历了三个世纪。这近三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无可否认经济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时至现代组织社会，其社会形态与社会环境已然与Adam Smith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因此，以往仅重视人类外在要素研究手法越发显现出了它们的局限性。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现有主流经济、经营学研究的回顾，揭示适用于现代组织社会的，注重人类内在要素的全新研究理念。

关键词：现代组织社会；合理性；均衡；内在要素

中图分类号：D631.1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8-000-02

自经济学这种体系化的学术理论确立以来，尤其是随着合理期待形成学派的发展，大多数研究都将“人类总会采取合理的①行动方式”这一假设作为前提来进行。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将目光投向了“人类应该如何行动”或者“人类如何行动才是最合理的”这种所谓规范理论上，却忽视了“人类仅仅具备有限的认知及推论能力”的事实。不仅如此，常被归属于经济学的经营学也同样受到了合理性理论的影响，进而将组织论引导向了偏离的方向。事实上，现代组织社会中此类组织问题已然屡见不鲜。因此，把握如何研究现代组织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希望通过对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回顾和总结，发掘现代组织社会中的重要元素，进而打开解决现代组织社会问题的切口，探寻一个崭新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思路。

既如此，那么我们不妨再次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原点。尽管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单一化的趋势，但不得不说经济学原本并非这般狭隘。看一看被我们称为“经济学之父”的Adam Smith，在他的《道德情操论》②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中无不涉及了人类的内在要素。经营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组织论这个理论体系的创始者Chester Irving Barnard把组织分为Formal和Informal两大类，并且在其著作中着重强调了看不见的Informal Organization的作用。之后，也有Rousseau③在论文中强调了写不出的契约，看不见的契约，这种被其称为“Phychological Contracts”的重要性。但无比遗憾的是，在这之后诸如此类的理论研究较为贫乏，也未能出现将此类理论体系化的研究。

鉴于这种情况，1974年，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公开了他们共同研究成果④，也为经济学开拓了一条名为行为经济学的崭新道路。Kahneman将之前被忽略的“人类仅具有有限的认知及推论能力”这一事实作为原点，并尝试通过研究人类的认知科学进而解析人类意志决定的特性。同时，他还为广大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以“认知”为中心轴的自然科学分析理念。尽管如此，Kahneman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实验对象为个人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够用于组织集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其二，“实验室”的研究手法是否能够用于现实社会中仍需要深入分析。其三，Kahneman的实验基于实验对象“具有完整感知能力”的前提下进行。

事实上，现代组织社会已经不像Smith所设想的那样简单。在他活跃的时代，尤其是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中，虽然人们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人在社会中生存，但其与家族及社区（Community）的关系非常紧密且强力。也就是说，在个人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家族及社区的介入余地较大，进而产生了大量人文性熏陶的机会。因此，当时的社会体制能够协助人们保持较为均衡的心理状态和坚实的人格基础⑤。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体制中集成了一种将个人变为社会性个人的稳定装置，同时这个装置也发挥着十分有效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在现代组织社会中，企业的力量急剧增大，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多国籍化的跨国企业。也因此，曾经的社区、共同体等社会关系瞬间崩塌⑥，进而导致维持均衡状态越发困难。例如，在一个有自律性的社区中，其内部各人的分工明确，且具有相互确认、相互评价的体系。但在现代社会，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体系会因为某种原因导致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当然也有例外，在自治性社区中，社区成员会运用调查、互助、教育等手段不断努力克服上述问题⑦。事实上，这种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在以西日本为中心的日本传统村落社会中极为常见⑧。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这种情况放在现在组织社会中，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作为企业来说，通常情况下追求利益的行为较多，且这种倾向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越发明显。因此，在这种趋势下，企业不得不随时把经济效果作为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元素。换句话说，现代企业为了维持企业组织整体的效率，便不得不采用诸如解雇、减薪、停职等强制手段。其结果就是作为这类手段的被动接受者（民众阶层）之间，频频发生至今为止从未预料到的复杂的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又会再次反馈到组织中，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对于此类心理均衡状态崩溃、扭曲的人们来说，如果无法让其回复均衡状态，那么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范围也将会受到极大限制。

因此，恢复这些社会成员的心理均衡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是否有某种或某类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里，笔者认为有下述几种方法论可以切入。如果从救援者的立场来对这些方法论进行分类，可以把其大体分为“自助”、“共助”、“公助”三大类。

首先，所谓“公助”，是指从国家、政府、制度等公共要素方面来考虑的方法。例如，政府实施的保险制度、按照经济状况调整的福祉政策、通过市场调查采取的金融货币政策，亦或者是各领域研究人员提出的新型社会体制、能够适用于大范围的规划方针等等都可以归入此类。事实上，每当发生影响深远或波及范围较大的社会、经济等问题时，我们便会自然地优先从国家责任的角度来寻求解决方案，而这种心态尤其是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学者间较为明显。

其次，关于“共助”这个分类，诸如被现代组织社会所忽略的社区重建、地域活性化等等行为和活动都可以归入此类。当社会体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或者虽然能够发挥作用但却无法深入细节的时候，社区就应该起到协调和调节的作用。事实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可以预想此类情况将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同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我们对“社区”的概念认知同样也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例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发挥重要作用Twitter，按照其功能来说，同样可以归为一种共助体制，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借由因特网连接的“网络社区”。

最后，所谓“自助”，则如其字面含义，可以解释为自己通过自身的努力帮助自己。就像面对天灾人祸时自己保护自己生命的行为，或者是提高与现代组织社会协调性的手段，亦或是加强自身在社会中抗压能力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如果能够建设健全完美的“公助”和“共助”体制，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或回避现代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但在“自助”意识薄弱的状态下，体制维持本身也会有很大难度。而且，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一种所谓“健全”，所谓“完美”的体制本身就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更不用说这种制度还需要覆盖数量庞大的人群。因此，“自助”意识的强化在上述三类方法论中最为重要。

那么归根结底，我们在研究现代组织社会的问题时，需要采取怎样的态度呢？首先，在研究现代组织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过往重要理论进行重新归类、把握，寻找出其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部分。紧接着，我们需要基于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不合理性”，由内而外，从分析和研究人类的内在要素特性着手，寻求一种能够像Smith时代那般，符合现代组织社会特性的，维持人们内在均衡的有效体系。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和高度信息化的今天，相对于物质层面的急速发展，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更需要注重人类内在要素的变化，进而构建符合现代组织社会特征的社会框架。

注释：

①合理性：经济学中的“合理性”，是将人类假定为homo economicus，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仅遵从利益（得失）进行活动的完全合理性生物。

②アダム・スミス『道郧椴僬（未来社，1969）

③Rousseau D.M.， “Psychological and Implied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 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 Vol. 2， No. 2. （1989）， pp. 121-139.

④Tversky Amos， Kahneman Daniel，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New Series， Vol. 185， No. 4157. （Sep. 27， 1974）， pp. 1124-1131.

⑤大多数近代主义者将这种状况作为近代市民主义的世界来看待。

⑥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也包含了能够让近代人际关系更好发挥作用的习俗、礼仪等非正式的制度。在这里，关于这些内容不再赘述。

⑦如日本的宫本常一等部分民俗学家，就在不断地努力捕捉这些共同体成员间生动逼真的生活状态。

⑧关于日本社区制度的理解多种多样。例如在以大V久雄为首的东大近代主义理论中，认为共同体秩序是近代以前的旧事物，进而采取抗拒、疏远的态度。但是，从站在日本固有民俗学立场的学者来看，其中蕴含了极为自然地Gemeinschaft传统，并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态度和评价。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则认为共同体秩序具有“两义性”特征。关于这些学说，本篇中不再赘述。

作者简介：王勇慷（1988-），男，云南，博士，心理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