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水志书的学术价值研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明清时期山水志书的学术价值研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中，山水志书一向列入史部地理类中。清代《四库全书》又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河渠之属”与“山川之属”二小类，以前者总括有关国计民生的河渠水利之书，即所谓“崇实用也”；后者总括侧重于记载山川风景名胜之书，即所谓“广见闻也”。山水志书，向来是传统舆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包括地方志等地方文献的主要内容之一，因其实用与见闻的功能而备受历代学者与各级官吏的重视。明清时期是山水志著述的全盛时期。《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明代与清前期中期的山水志书有150余种。清后期，山水志的著述更为兴盛。在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中所收藏的500余种山水志书中，成书于道咸同光宣间的即占290余种，较之历代山水志总和还要多。这些山水志书，就其内容可分为山岳志与河渠水利志二大类。其中山岳志所记一山或数山之风物、草木、山石、岩洞、沟壑、名胜、寺庙、道观、古迹及著名僧道、隐逸、名士之属，侧重于自然的风景名胜与人文景观。而河渠水利之书，则复杂一些，其记述对象不仅有河川、湖泊、山泉之属，还有水利灌溉沟渠之说，其侧重点各有不同。山水志书作为一种地方性文献，其记载的资料丰富、详实，涉及范围广泛，是研究环境变迁、历史地理、水利史、文化史、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在许多方面可以弥补一般地方史志的不足，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山水志书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山川湖泊变迁的重要史料，是研究自然地理与环境变迁重要的历史文献。

以汉水下游河道为例。汉水下游是宽广的江汉平原，沿途地势低洼，河道非常不稳定，曾经有过多次迁徙。成书于乾隆时的《行水金鉴》（及其续编《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与齐召南所著《水道提纲》，对于汉水下游所经城镇、山丘、湖泊以及堤防之修筑、之堵塞都有详细的记载，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最迟到明清之际，汉水下游河道已在今河道位置上。至光绪末年，田宗汉撰《湖北汉水图说》，其亲赴其地考察，实地测绘，复“访之舟子、商人，并参考数家、细加较订，绘为汉水图稿”（湖北汉水图说・序），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水下游地区地理景观的真实可信的资料。

湖泊的变化比之河道恐尤甚。《水经注》记载的北方诸多大泽，如今多数已不复存在，或者“面目全非”，即使是如太湖、洞庭、鄱阳之类的大湖，古今变化也非常之大，对此不仅正史、官书不题一字，就是府、厅、州、县志也往往记载不详，而河川湖泊之书，对于这一方面记载尤详。如《震泽编》、《具区志》、《太湖备考》均于湖泊变化言之甚祥；又如成书于道光间的《洞庭湖志》虽主要是采集滨湖诸府、厅、州、县志之有关记载而成，然于湖区之湖山、水道、洲港、堤堰无不具载，实为洞庭湖环境变迁之系统资料汇编。与水道、湖泊的变迁相比，山岳林木的变化资料比较稀少，因为山岳志所记大多为风景名山，山林破坏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我们在一些山岳志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如乾隆年间《太岳太和山纪略》卷二（物产）云：“太岳太和山自麓至顶七十余里，周围数百里，土地奥衍，物产繁富。方升云：道士廪食者四百人，人给之田，徙民往耕，凡五百五十户，岁得谷三千七百余石。王在晋云：五龙行宫东，平田四豁，桑柘村落，宛然农舍。冯石可云：过华阳桥，除道楚楚，田庐桑麻，不类深山”。这说明，虽为道教名山的武当，在当时仍有部分山林因为经济开发而受到破坏，在宋、元时被称为深山幽谷的五龙宫附近，到明清时已是“田庐桑麻，不类深山”了。

二、河渠水利之书有关水利工程之兴废、管理、水利政策以及水利纠纷的详实记载，是水利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河防水利灌溉之事，历来被视为国之大政，因而受到重视，明清时期，此类撰述无论从数量、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成果已远超前代，就其记述内容而言，这些河渠水利之书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河工之书。即专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专著。如：潘季驯《河防一览》、恭凤祚《两河清汇易览》、张伯行《居济一得》、靳辅《治河方略》、黄春圃《山东运河图说》、佚名《南河成案》等均属于此类，是研究黄河、淮河、运河水利史主要的历史资料。其中，大部分志书的编纂者都是长期主持、参与治河工作的水利专家，他们的论述详实可靠。如靳辅《治河方略》记述黄、淮、运干支流水系、黄河变迁、历代治河议论等。又如《南河成案》及续编、又续编以编年的形式汇编了雍正四年至道光十三年间有关南河治理的官方文书档案，是研究清代中期南河水利治理工作宝贵的历史资料。

二是各省境内水利专著。即专记某一地区或某一省、府、厅、州、县、乡之河渠湖泽水利之书。如：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张国维《吴中水利书》、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凌介禧《东南水利略》、王履泰《畿辅安澜志》、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陶澍《江苏水利全书图说》、王概《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徐寿兹《豫南水利卮言》、桂林《固始水利纪实》、陈恬《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等均属于此类。这些专著虽然在分布区域上遍及全国各地，但以浙江、江苏与河北三省为最多，这就说明这些地区在明清时期水利事业是较为发达的。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直隶五大河流图说》，记载直隶境内的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与蓟运河等六条主要河流“按其河道之源流、工程之兴废，分为河道、淀泊、堤防、闸坝、官汛、修治六条，凡沟渠、营田、桥座等皆附之”。（直隶五大河流图说・奏议）。而《固始水利纪实》，在总论固始县境内水利大事之后，分论境内各河流水利，祥记四乡土坝、渠堰，最后辑录有关水利之议论与公牍。

三是一水一湖之书。即专记某一河流（或其一段）或某一水利工程的专著。如：吴仲《通惠河志》、李逢亨《永定河志》、姚柬之《临漳县漳水图经》、顾士琏《娄江志》、程国观《李渠志》、徐用福《横桥堰水利记》、雷应龙《木兰陂集节要》、毛奇龄《湘湖水利志》、谢廷谅《千金堤志》、倪文尉《万城堤志》、程鸣九《三江闸务全书》等均属于此类。此类专记一水一湖水利或某一水利工程之书，较之各省境内水利专著更为具体详实，所涉及者大都为农田水利，这对我们深入细致地考察农业水利史，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成书于明正德十二年的《木兰陂集》，专记福建莆田木兰陂的兴修与管理，特别是卷四“累朝规制”下记录了从宋宣和年间到明成化年间的管理“定例”、“陂规”、“禁约”等，是研究农业水利史难得的珍贵史料。又如成书于清康熙五十四年，汤谐纂辑的《练湖歌叙录》，则是江苏省丹阳县练湖水利的资料汇编，引言称练湖在清顺康间已三废三复，下录诸次废复争执之文，对于考察地方官府、士绅与水利事业兴废关系颇有用处，后又相继有《续编》、《三续》、《四续》之纂。分记清雍乾嘉、道咸、同光间练湖水利事，此四编联成一体，就成为一部珍贵的清代练湖水利史专著。

三、山水志书中有关名胜古迹、释道庙宇等人文景观以及对历代高僧、文人隐士之吟咏题辞的记载，为文化史的研究和风景区的开发规划提供了宝贵资料。

绝大部分山岳志所记都是风景名山，而绝大多数风景名山或者自身既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或是佛教、道教圣地，或是两者兼具。大多数山岳志所记除自然风物外，也均侧重于名胜古迹、寺庙道观及著名僧道、文人隐士之属，并广泛收录有关游记、碑文及诗文等。如：乾隆二十九年刻《上方山志》，共五卷，除卷一“名胜”与卷五“物产”所记多为自然风物外，其余的卷二“人物”记高僧、信善、长老、耆旧、执事、都管等；卷三“建置”记载寺、院、庵、殿、阁、园之属；卷四“文部”录历代文人诗赋碑记及历朝禅师塔铭等，均与佛教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有些山岳志则基本上就是有关佛、道宗教传承的专志。如明代僧人广宾所撰《上天竺山志》，分为普门示现品、尊宿住持品、器界庄严品、帝王檀越品、宰官名护品、风范隆污品、诗文记述品等七门，就是一部典型的区域佛教志。而乾隆九年刻王概撰《太岳太和山纪略》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部武当山道教史专著，特别是其卷五、卷六所录历代碑记，对研究武当山道教胜地的起源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如卷六所录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揭亻奚斯撰《大五龙灵应万寿碑》云：“唐贞观中，均州守姚简祷雨是山，五龙见，即其地建五龙祠。宋真宗时升祠 五龙观，赐额曰‘五龙灵应之观’。其后废于靖康之祸，孙真人元政兴之，又废于金兀术之兵。皇元受命，与天地合德，大兴老氏之教，扶运翼世，以迎休祥。山之有道之士汪思真奋然特起，辟草莱，剪牯瑁一举而新之。先大宗师上卿张留孙初总摄江淮荆襄道教，奏以其山叶希真朝觐天子，大信其道。至元二十三年，诏改其观为五龙灵应宫，以希真主之。居八年而侯道懋继 之，又二十年而续道成继之。……”这篇碑文记述武当山道教早期历史与传承甚祥，为它书所不及，而此文又不见于揭亻奚斯《文安集》幸赖《太岳太和山纪略》才得以保存下来。湖泊志所记，大致以风景湖泊与农业水利各占其半，而常以风景湖泊志修撰较精，卷帙亦较大，其较著名的有《西湖志》、马士图《莫愁湖志》、特通阿《东湖志》等。这些风景湖泊志虽侧重于湖山之胜， 主要记述风景名物，但也往往博采文人雅士与吟咏题辞，而对于湖区寺观、书院等更无不具载。如成书于清末、毛乃庸所撰《勺湖志》，虽然以勺湖（在淮安城内西北隅）名志，但所记却不仅限于一湖之风景，本书卷一为总叙，卷二至八为书院，卷九为园林，卷十至十二为祠庙，卷十三为寓贤，卷十四、十五为艺文，卷十六为丛记。盖以一湖贯穿淮安城之文脉，对于研究清代淮安的城市文化尤具价值。又如成书于清嘉庆间焦循所撰《北湖小志》，“以北湖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迹、忠孝、节义、文学、武事悉载于是。”（北湖小志・序）这更是扬州北境北湖地区的地方文化志。

还需指出的是这些风景名山与风景湖泊志，既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又保存有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这对于现今名山与湖泊风景区的开发与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四、山水志中还保存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史资料，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山水志虽然以记述山水为主，但所记却并不仅限于山水，而是广泛涉及与山水有关的城邑、物产、风俗、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是自《水经注》就已形成的撰述体例，后世山水志大都因袭这一传统。这一特点在河川湖泽志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如《行水金鉴》及其续编和再续，不仅汇编了所有与河川修防有关的历史资料，而且于河道钱粮、漕规、漕运等项亦无不具载；前举《直隶五大河流图说》除记水利外，各河流经区域的营田、庙宇、桥梁等均附于其中。山岳志也不例外。如道光十六年刻《云台山新志》，云台山之形胜风物仅占全书的不足五分之一，其主要部分都是云台山周围山水河湖堰坝桥梁、村镇、寺观乃至政区沿革、淮盐生产与盐法等方面的记载，远远超出一山之志的范畴，实为云台山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志书。

在这方面，山水志与一般府、州、县等地方志相比，亦有其独具的特点与价值，即山水志作者大都亲历其所记之山水，或久居其中，或亲身考察，因而所记多详实具体、真实可信，与官修府、州、县志多取材于官书档案不同。正因为如此，山水志所记多有一般府、州、县志所不能及者，其资料弥足珍贵。如成书于清末的《西徼水道》（黄懋材撰），就是作者在游历考察西南边疆诸水的基础上撰写的，其卷首“小引”云：“西南徼外诸水，僻在远方，古今图志遗略无考，即西人精于地图，独于此段廖误实多。……予此次出游，仅携《海国图志》一部，籍资印证，于大金沙江及印度恒河皆沿西图之误，其它西域水道亦未尽合。……予亲履穷荒，博咨遍访，先将徼外诸巨流疏述梗概，以释千古之疑团，而救西图之伪舛。”不仅如此，作者还记录了许多考察所见闻的社会经济情况。如在《金沙江考》中，述及竹巴笼汛“有渡船，为入藏之在道。沿江两岸皆悬崖峭壁，水势汹涌，桑昂巴野番往往乘皮船顺流而下，劫掠商旅。”又《澜沧江考》述云南盐井制盐之法：“土人取水倾注碉楼之上，少顷风干成盐。河东之盐色白，河西之盐色红。或谓蛮盐性热，食之多喉病，是以番民男妇往往项负赘疣者十居六七，盖未经熬炼之生盐且搀杂不净也。”《槟榔江考》记槟榔江下游入缅甸处“蛮慕有汉人街，临于河干三十八家，为寄顿货物之所。天气炎热，暮春之初，无异内地，盛夏兼之蝇蚋丛集，烦扰可厌。缅人刳木为舟，联二舟为一，覆以草蓬，驳运棉花西行百数十里至新街，合于大金沙江。腾人商于此地者三百余家，建有关神庙。缅地皆板屋，独此为砖瓦。”凡此，都得自实地考察，是非常稀见的社会经济史料。

即便并非以实地考察见闻为特点的一些山水志，也往往保存有一些一般地方志所缺的史料。如前引《太岳太和山纪略》所记为供给修真道士廪食、迁徙民户往武当山中耕种田地之事，即不见于其它志书。又如明嘉靖《衡岳志》卷二（坊市）“岳市”条称：“自（衡山）县治望岳门出岳路，夹道松阴三十里至岳庙，环庙而居为岳市。旧记云：浙江川广众货之所聚，生人所需无不有，盗贼亡命或期会结约其间，官置巡检司焉。”这一典型的山岳市镇，也很值得市镇史研究者注意。

总之，山水志书中保存有丰富的环境变迁、水利兴废、地方经济开发、民间信仰乃至社会形态多方面的重要资料。我们首先要保存好这批祖先留下来的古籍文献宝藏，同时也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深入地挖掘与研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