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访谈录:《我的名字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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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是土耳其当代著名作家，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黑书》、《雪》和自传体散文集《伊斯坦布尔：一个城市的回忆》等。
1998年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是帕慕克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获得了法国“外国最佳图书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奖；2003年获得都柏林文学奖，这个奖金高达10万欧元，是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
故事发生在伊斯坦布尔。16世纪90年代末期，苏丹秘密委托制作一本伟大的书籍以颂扬他的生活和帝国。他找来当时最优秀的画家，以欧洲风格为此书作画。然而，在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盛行的那个年代，这是一件危险的计划。任何具象艺术的作品均被视为与伊斯兰教相抵触。为了自身的安危，参与绘画的艺术家们必须暗中进行创作。然而，一位细密画画家还是失踪了，恐怕是已遭暗杀。这时，他们的大师不得不寻求外援。遇害的画家究竟是死于画师间的夙仇、爱情的纠葛，还是宗教的暴力？苏丹要求在三天内查出结果，而线索，很可能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的某个地方……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仅编织出一个惊悚的谋杀之谜，对于爱情和艺术创作，更有深刻迷人的阐释。
本文是帕慕克2001年就该书答读者问。
――译者
问：您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通过许多讲述者讲述这个故事。事实上，没有连续两章用的是一个声音。您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构建您的小说？这种结构表现出什么样的挑战？
答：把我的人物拟人化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我喜欢发现16世纪奥斯曼帝国时代细密画画家，一个在寻找一个丈夫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两个孩子的声音，一个谋杀者那恶魔般的声音，以及一个在通向天国之路上的死人的叙述。不仅是我的人物在我的故事中讲述，就连物体和颜色都在讲述。我认为所有这些不同的声音会产生一种丰富的音乐――400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特质。这些视角的转换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视角而不是通过一个神的视角看这个世界。所有这些和绘画中透视画法的使用有关；我的人物生活在一个透视画法的限制并不存在的世界，所以，他们就以各自的声音，以他们自己的幽默感讲述故事。
问：其中一个人物――您的女主人公谢库蕾的小儿子――名字叫奥尔罕。他是您的另一个自我吗？
答：奥尔罕不是我的另一个自我，他就是我。大多数细节以及那位孤独的母亲和她儿子的关系的逸闻趣事都是源自于我自己的经历。我在这个故事中还保留了我母亲和我哥哥的名字。兄弟之间的敌意，他们不断争吵、打架，以及他们谈判讲和、谈论母亲的嫉妒，都具有自传性质。通过把我童年时代的细节写入我的历史小说，我希望给小说以个人的因素。
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挑战并不是完美地描摹过去，而是讲述历史的同时加入些新的东西，用想象和个人经历的知觉丰富历史，改变历史。
问：要写一部具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细节的长篇小说，您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工作？
答：写这部小说我花了6年的时间。当然了，我花了许多时间读书、看画，不过我很少想到这就是“研究”，我一向喜欢我所看的东西，我也总是看我爱看的东西。土耳其人很喜欢保存文献，伊斯坦布尔省长的文献就保存完好，并得以出版。所以那时候，我往往一连几个小时看某一年伊斯坦布尔市场上各种衣服、鱼，或者各种蔬菜的价格。这就导致了有趣的发现，比如说，我了解到，只要价钱合适，理发师也行割礼或者拔牙。
至于说研究绘画，那就更个人化了，因为从6岁开始，我就一直想着要当一个画家。我小时候常常临摹我看书时碰到的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细密画。后来，我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20岁的时候不再画画了，就开始写小说了。
问：您能否解释一下，那位细密画画家只是双目失明之后，才达到了伟大的高度，这里面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吗？
答：这里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根据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思路：您如果是一个中世纪的画家，您的手艺根据的是模仿和重复（而不是现在经常所说的要根据创新精神）。您模仿得越多，重复得越多，您就越炉火纯青。同样的场面和物体，画了又画，多年以后，我的画家们就开始记忆了。这样开始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一个绘画大师是不需要看到他所创作的东西的。
问：伊斯兰绘画审美观和西方绘画审美观之间的冲突在历史意义之外对您有影响吗？您是否在试图提出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看世界的东西？
答：受到西方肖像画技法影响，对传统的伊斯兰画家来说是一个窘境，因为伊斯兰画家致力于对传统形式的重复和净化。在此之外，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察、绘画，甚至表现这个世界的方式。一种是通过任何个人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通过我们卑微的视角观察事物。另一个是通过真主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就像伊斯兰画家那样高高在上地观察这个世界，高高在上地感知，比如说，一场战斗的整个场面。后者更像是用心里的眼睛观看，而不是用眼睛本身观看。
我就是试图用这些波斯绘画大师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这个世界、讲述故事的方式，当然和我们的文化、历史以及现在所俗称的身份有关。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冲突？在我的小说中，由于东西方之间的这种冲突，它们甚至互相厮杀。不过当然了，我希望读者意识到，我并不相信这种冲突。所有好的艺术都是来自不同的根和文化的东西融合的结果，我希望《我的名字叫红》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问：对您产生过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有谁？
答：我48岁了，到了这个年龄一想到影响我就感到紧张。我倒是想说，我从别的作家那里学习到，也拿来不少东西。我从托马斯・曼那里学到，历史小说的乐趣的关键是把细节结合起来的奥秘。伊塔洛・卡尔维诺教会我，创造和历史本身一样重要。从艾柯那里我学到了，谋杀推理小说的形式还可以被运用得如此优雅。不过我从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里学到的最多，她写过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论述历史小说中的调性和语言。
《我的名字叫红》里给我灵感最多的是伊斯兰细密画。从我看过的无数张细密画里得来的数千个小细节，都在这部小说里找到了位置。这些爱情和战争场面的背后，是伊斯兰的经典文献，因为画这些细密画总是要表现故事的最好的场景，很久很久以前，这些故事最好的场面每个人都记得烂熟于心，而今，由于西化，很少有人记得了。《我的名字叫红》就是对这些已被遗忘的故事以及为那个时代的爱书人所画的美妙的图画的敬意。
问：您的书在土耳其所出版过的小说中首印数量最大。这使您感受如何？您为什么认为这部小说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您觉得美国读者对这部小说会有何反应？
答：当一部书在我那部分的世界卖到这么多的时候，记者总是问销售的奥秘而不是问小说文本的奥秘。我总是说，我不知道这部书为什么卖得这么多。我也无法预测美国读者的反应。不过我总是为这样的问题担心……当然了，我为自己有这样世俗的担心而感到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