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任:制造业触底企稳的势头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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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制造业投资推动经济转向内生增长的迹象更加明朗，中国内需市场、创新精神和各界持续的投入也在培育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
截至2017年2月，沪深两市总市值53.8万亿元，其中制造业总市值26万亿元，占48.3%；两市流通市值41.4万亿元，制造业流通市值18.2万亿元，占44%。如果没有制造业基本面至少是边际上的改善，那么沪深两市股指的稳中有升不仅很难说是稳固的，更不能奢望2017年的慢牛行情。
从宏观调控的需求侧来看，基建和房地产作为终端需求，毕竟有逆周期的属性，什么时候逆周期政策的力度能开始递减，取决于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什么时候开始恢复，特别是工业投资需求的恢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目前已经步入更加接近稳健中性的阶段，2017年，政府设定的M2预期有所下降，赤字率目标没有提高，基建投资目标也没有扩张。
从2008年以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波动下行，在2016年一季度是5.8%，但二三四季度都是6.1%。2017年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料会令工业经济有更加明显的变化。
就当前工业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运行情况，《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采访了工信部前总工程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朱宏任认为，尽管工业投资需求尚未明_进入加速轨道，但已不必悲观，特别是制造业触底企稳的势头正在趋于明朗，并伴有结构性改善。
制造业触底回升
《证券市场周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多年下降后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这种企稳在未来是否可持续甚至发展为逐渐向好呢？
朱宏任：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来看，逐渐趋稳的情况在增速上已经逐渐地显现，制造业触底企稳的趋势在趋于明朗。
从这几年投资、消费、出口情况看不同需求对工业的影响，可以把工业增速看成这三条曲线拟合后的反映。现在看，即便这一轮GDP恢复一定程度增长之后，也已经不同于2009年-2012年期间的增长了。相应地，中国的工业经济是在新的平台上达到了新的稳态，增速处于比以前低的平台。
增速之外更要关注的是企业增长结构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4%、7%和6.8%，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分别高出1.1、0.9和0.8个百分点，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2.8%、84.7%和85.9%。从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来看，制造业的比重是逐渐增长的。
《证券市场周刊》：可否详述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
朱宏任：制造业当中，基础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的分化值得关注。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行业虽然涨价受到的关注度很高，一些企业也扭亏为盈，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增加值增速还是同比下降，而装备制造业当中诸如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通信设备、汽车制造等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2016年处在上升趋势当中。
另一点是，近两年，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快于规模以上全部工业增速，也就是说，高技术产业成为了当前经济增长中更加活跃的力量。并且，2016年高技术产业增速10.8%，较2015年加快了0.6个百分点。
《证券市场周刊》：从投资需求的分布看，过去几年基建投资增速较高，房地产投资在2016年有触底回升的迹象，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滑。但到了2016年四季度，制造业投资也出现了一些改善，从累计增速看，2016年1-8月最低点为2.8%，1-12月达到4.2%。制造业投资这样的改善是否可以持续？
朱宏任：制造业投资回升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强的体现，除了绝对增速以外，还要关注相对水平以及增长方式的变化。
从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看，2016年全年是31%，和金融危机前的高点水平接近，但仍处在从2012年高点为36%以来的下降趋势当中。这一比重下降有制造业投资自身增速下降的原因，也有基建投资增速保持在相对高一些水平的原因。
另外，2009-2012年的制造业投资主要体现在新增产能上，特别是大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未来制造业投资应主要集中在对现有产能的技术改造方面，这将是更有效的投资。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制造业投资持续改善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关键条件？未来需要哪些方面新的政策投入？
朱宏任：首先，是改善企业对市场需求的预期，这牵涉到要提高消费者的信心和消费能力。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将消费和投资对立起来看，这是片面的。
其次，是降低企业的负担。政府也要对一些投资管理的政策进行便利化改革，另外继续通过“营改增”鼓励企业借助扩大可抵免增值税的资本支出降低财务负担。
第三，是对于创新和创新成果转化的支持，现在比较缺少创新成果转化和交易的公共平台。
第四，是金融业和资本市场能够对创新企业提供支持，过去几年资本市场对制造业前景不太看好，对制造业投资有一些制约。引导资本市场把握制造业的趋势，也具有重要意义。
供给侧改革的工业映射
《证券市场周刊》：行政命令主导的去产能是否是政府对市场运行的过度干预呢？
朱宏任：2016年，首当其冲的钢铁去除了落后产能6500万吨；煤炭去除落后产能2.9亿吨。我了解到很多专家对此有疑问，说这是市场的问题，为什么要由政府以这么大的力度来推动？
大家讲的有道理，真正的市场中如何竞争是市场选择的问题。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市场不断完善和成熟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有低效的情况，甚至由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不当干预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造成资源错配和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去除过剩产能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证券市场周刊》：如何评估当前产能过剩的情况？
朱宏任：过去有个说法，把产能利用的78%-82%区间作为合理利用的区间，在此之下就算是产能过剩。对严重过剩的产业来说，产能利用率一般是指低于74%-75%的水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严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投资项目，从当前中国工业总体的产能利用率来说，已经出现了从2016年一季度72%-73%低位逐渐回升的趋势，2016年四季度接近74%。
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增长目标要结合潜在增速来看。产能利用率的回升预示着GDP负产出缺口的收窄，实际增速离潜在增速的差异在减小，因此需求侧扩张可以适当温和一些。
也要注意到，各行各业差异巨大，去产能在一些行业还是要坚决去推进的。如果剔除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上游行业，其他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还要更好一些。另外，比如汽车2016年实现产销增长14%，使得汽车制造业的产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利用，但是这个阶段如果继续扩大投资，就可能使得下一个阶段出现结构性的产能过剩。
《证券市场周刊》：供给侧改革在工业经济上还有哪些反映？
朱宏任：去产能方面，2016年退出钢铁产能超额完成年度4500万吨的目标任务，全年钢铁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2倍，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51%，全行业运行状况大为好转。
去库存方面，2016年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3.2%，增速低于同期主营业务收入1.7个百分点，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3.8天，比上年减少0.4天。
去杠杆方面，2016年年末，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
降成本一直受到本届政府高度重视。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同比下降0.16元。
补短板，多方发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力度。2016年，工业完成技术改造投资92567亿元，同比增长11.4%，高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7.8个百分点，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0.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速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快于整体工业4.8个百分点。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也有积极推动它发展的方面。
《证券市场周刊》：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在过去两年十分明显，这一方面涉及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同时也涉及到国内外企业在华投资的信心。除了钢铁煤炭行业，总体上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如何？
朱宏任：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8.5%，因为2015年，工业企业效益特别不好，所以，2016年的适度回升有前面基数的关系。相对2016年以前PPI的超跌反弹，也是一种修正。PPI在增长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在波动的基础上保持平稳，不会持续不断涨上去，这就意味着，靠限产涨价带来的上游企业盈利改善将难以持续。
从景气度方面，制造业PMI连续数月处于景气区间，为2015年以来最好状况，其中新订单指数最近也呈增加之势。新订单指数回升与PPI通缩压力的缓解，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负债状况，增强企业预期和市场信心。2017年，企业盈利状况有望继续好转，工业品价格在波动中保持继续回升，主要经济指标仍会改善。
《证券市场周刊》：当前工业经济还面临着哪些主要的不确定性？
朱宏任：我们在进一步判断经济增长中，也要避免就此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加快增长的周期。实际上，我们存在的问题和不确定因素仍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
不确定因素首先在于需求。和原来相比，需求增长乏力，特别是对投资本身的增长，虽然在工业领域有一些回升迹象，但总体看还是乏力的。现在消费增长快于投资的增长，但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还要加以时日。从外需看，规模以上工业出货值仅增长0.4%，同比回升2.2个百分点，出口的不确定情况更大一点。
其次，传统动能修复投入不足。尽管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新动能的较快增长不能抵消传统动能的减速下行，传统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高达86%，转型升级还存在不少困难。2016年，制造业投资同比仅增长4.2%，增速同比回落3.9个百分点。
部分地区和行业依然困难：从地区看，产业结构偏重、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生产产业集中的省份转型压力较大，困难程度较大省份多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从行业看，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生产经营仍较艰难，并集中在上游能源和原材料行业。
本土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不只靠政策
《证券市场周刊》：除了去产能领域的政策，在政府支持发展的领域同样存在争论。在中国，新产业的发展往往是由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主导的，制造业这样的情况比服务业还要更明显一些。如何评价政府的产业政策近些年的变化以及是否必要呢？
朱宏任：当前的产业政策和以往相比，从单纯地扶持变成了对企业界和学术界形成的共识进行认定，在认可某一种产业方向的同时也不排斥其他的技术路线。例如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目前的政策是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共同发展。在资源投入上，政府集聚部分资源加以推动，但更多是吸引社会资源投入。
《证券市场周刊》：这是否是一种更有效的发展路径？
朱宏任：有人认为，由政府确定一个主要发展方向可能有一些违背市场本身发展的规律。我认为，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因为政府做出这样的判断或提出它发展的方向并不是政府拍脑门拍出来的，实际是集中了多数专家和有经验的企业家形成的共识提出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是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结合。
像“中国制造2025”，是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希望中国在这十年时间里，中国从制造业大国不断成长为中国制造业强国，针对此提出了方针、政策措施，予以重点着力的十个方面等措施。
《证券市场周刊》：就当前一些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或是关键制造业的国产替换进口趋势，可否有一些介绍以及对前景的评估？
朱宏任：从趋势上讲，国产汽车制造业随着创新投入的增加，对市场的把控能力和定价权是会上升的。如果政府对创新投入的态度再积极一些，这个结果甚至会更快地到来。这不是只靠政府支持的结果，中国汽车市场的关税壁垒和外资保护都已经下降了，国产汽车业的市场地位上升有产业发展的必然性。
中国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发展、促进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当中所起到的价值十分宝贵。企业家的创造性劳动是不可替代的，过去可能我们重视得不够，如果没有他们，企业很难沿着良性轨道发展下去。
《证券市场周刊》：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在低一些的平台上企稳，很多行业出现增长的天花板，未来行业集中度上升和业内龙头企业的定价权上升将是竞争的新格局。对此您是否认同？
朱宏任：有这样的可能性。而且，当前的制造业竞争受到互联网的影响，能够提升行业集中度的龙头企业往往善于利用互联网。中小型企业的机会往往在一些细分领域当中，例如为智能制造设备提供关键的零部件和基础原材料，这些细分领域不一定是特大型巨头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