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不到垃圾的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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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杨静山端着一本色彩缤纷的环保教科书，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记者侃侃而谈。他声音洪亮，说话时喜欢手舞足蹈。这是一本教小学生如何做好垃圾分类的教科书，没有出版经验的老杨为之“折腾”了3年，而今年春天，这本书在政府部门的推广下走进了广州10余家知名小学。

“我们再不做些事，以后孩子会骂我们的。”杨静山说。这位41岁的福建人不是狂热的环保人士，也不为NGO工作，他是一家垃圾分类管理企业的老板。

杨静山大概是广州媒体在报道城市垃圾处理时曝光率最高的企业主，他创办的“分类得”公司曾在广州东湖街道进行过一场广受关注的垃圾分类试验。当时，东湖街道近60栋住宅楼被命名为“环保楼”，13个社区中有7000多户家庭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有报道称，当时东湖街的垃圾减排量一度超过八成。

“垃圾围城”是个老话题了，关于它的解决之途，社会各界在近年有了共识――“垃圾分类处理”。但是，如何在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200多万的城市里推行垃圾分类，这可难倒了很多有识之士。广州每周产生的生活垃圾足以填满一幢24层高的大楼。令人头疼的是，源头的垃圾生产者――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迟迟无法形成，这让后期垃圾分拣的人力物力投入成了一个无底洞。目前，政府投放的公益广告随处可见，环保组织时常走进社区做理念宣讲，在垃圾的重重围困之下，大城市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一个共同的愿景下走到了一起。

一个很少参与公共事务的群体也行动起来了，他们挨家挨户上门收垃圾，为做好垃圾分类的居民送油送米、送爱心积分卡和优惠电影券……这种不辞劳苦又富有想象力的行为出自有盈利激励的民营企业。

在这场“垃圾突围之战”里，企业家们正用独特的市场智慧、千奇百怪的市场手段，试图为当下的城市治理困境中破开一条出路。他们的突围顺利吗？按杨静山的说法：“只要行政单位能配合，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够了。”

市场激励

2003年，刚经历一场车祸的杨静山选择到台湾散心，此行改变了他此后10年的人生轨迹。在台湾，杨静山见到垃圾分类已成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回收后的垃圾被环保公司循环利用，回收率超过三成，利润可观。朋友向他介绍，在成熟的社区里，垃圾回收处理是一个“暴利行业”。

“多大的矿山也有挖空的时候，但城市里的垃圾可是一座挖不完的富矿。”杨静山当时就寻思着要进军垃圾产业，但他不着急开公司，首先干起了市场调研的活。为了搞清楚环卫部门的处理方式，他跟着收垃圾的环卫工人干活，和工人们一起上楼收垃圾、装车；为了了解市民对垃圾处理的态度，他又干起了“收买佬”，蹬着自行车，摇着铃铛穿街过巷。

“一吨废纸可造纸800公斤；1吨废塑料至少能回炼600公斤的汽油和柴油；铝罐溶解之后，可回复成原来的原料―半……”长达数年的“垃圾调研”，让杨静山掌握了大量的一线数据，他清楚地看到了垃圾回收行业利润庞大的市场空间，也意识到专业垃圾分类组织的空白，他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未分类的垃圾是废物，分好类的垃圾是宝。”2008年5月，杨静山成立了广州市分类得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他主动找到广州东湖街道办，请求合作推广垃圾分类，双方一拍即合。东湖街开始变成一个城市垃圾分类综合试验场。

东湖街居民古勤科记得，2008年之前，他所在的小区每户在家门口放一个垃圾桶，所有垃圾都往里面倒，楼梯里经常散发出垃圾臭味，苍蝇是这里的常客。

分类得公司与当地社区居委会联手推动了一个个小区的垃圾分类。“他们每个月都在社区搞宣传活动。”古勤科回忆说，由于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不了解，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他还被请到宣传会上演讲。

当时，政府与社会各界正在热议是否应以行政命令推行垃圾分类，是否对不执行的居民处以罚款，但民企却完全是另外一套思维，“我们应该哄着居民去做垃圾分类，教育他们，激励他们，就像培育市场一样培养居民的环保意识。”

目前，国内垃圾分类回收大多数局限于“可回收与不可回收”，没有细分，许多环卫工都分不清楚，居民就更搞不懂了。杨静山在东湖街道每层楼设有两个桶，食品垃圾和非食品垃圾。在杨静山看来，这样的设置易于居民判断又利于工人分拣。为了调动小区居民的积极性，杨静山还想了许多新鲜好玩的法子。比如，他给居民免费派发垃圾回收卡，居民只要拨打卡上的电话，就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收垃圾，而将垃圾分好类的居民，还可通过积分卡兑换积分，凭积分换取牙膏、洗衣粉、洗洁精等日常家庭用品。

杨静山希望通过“公益理念倡导+市场化的激励”的组合让更多的居民形成良好生活习惯。他出书、宣讲、送油送米，奇招频出。“企业回收有用垃圾能赚钱，完全可以让一点利给居民，培育更大的市场。”

垃圾与电影票

用市场的思维与手法解决垃圾问题的企业还有很多，在佛山市，唐锦成与他的垃圾处理公司也在做着相似的事情，他们使用了更为直接的市场手段。

从去年开始，一台台淡绿色、形似大型冰柜的“智能垃圾投放机”被搬进佛山市张槎街道的部分居民小区，这是唐锦成“卡邦”公司的杰作。居民可以通过公交卡、老人卡、物业卡等IC卡激活垃圾分类账户，在智能垃圾投放机刷卡投放垃圾。机器上贴着可回收废品的单价，居民往里投放可回收的废品后，数天后会收到企业打过来的“垃圾款”。

有意思的是，这台智能的大家伙还会根据卡上附带的个人信息，“吐”出适合他们需要的优惠券。据说，曾经有一名电影爱好者在投放了垃圾后刷出一张八折电影优惠券，这让他的邻居非常惊奇，因为这位邻居刚刚买了全额电影票。拿到优惠券的居民笑着说：“谁叫你没垃圾分类。”

在垃圾分类机器上引入商业元素，这是卡邦公司一个引以为豪的创意，他们通过IC卡收录了居民的信息，然后说服提供优惠券的商家为此支付广告费，在激励居民的同时获取经济收入。而分好类的垃圾，他们反而不去碰，卡邦公司联系好有资质的固体垃圾处理企业，让其定期收走。

唐锦成原想把厨余垃圾的业务也揽下，他一度设立“社区绿房子”，用生化手段把厨余垃圾转化成有机肥料，但遇到了“资质问题”。厨余垃圾被列入严控废物名录，处理厨余的单位须申请严控废物行政许可证。卡邦公司董事陈志雄说，“资质”的门槛设置太高，一般民企爬不过去。一家有资质的公司的高层坦陈：“要舍得投入上千万元，才能干这行，而且现在不好赚。”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从事垃圾终端处理的民企大多不具备官方认可的“资质”，不少民企小成本、小范围经营，活动在社会有需要，但法规却还不允许的灰色地带。不愿在风险下运营的卡邦公司已经开始转型。今年2月，卡邦公司改名“碳联”，陈志雄说，希望在“低碳联合”的理念下专攻垃圾分类管理。

谈起垃圾处理的门槛，陈志雄颇有感慨，他说：“政府没有任何支持，你试成功就给你，不成功你就自生自灭，政策永远都是锦上添花，从来不会雪中送炭。”

民企受限？

《广州市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公共专项支出预算草案》透露，2013年，广日集团一家国企将获得广州市财政专项资金约2.7亿元，用于垃圾处理项目的日常运营维护。

“民营企业一点垃圾都抢不到！”今年1月20日，在广州市人大的分组讨论会上，广州市万绿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远峰炮轰垃圾处理问题，称广州垃圾市场被国企垄断。在李远峰看来，垃圾处理没有多高的技术门槛：厨余垃圾的处理是把干湿垃圾分类，而废纸、废玻璃可再利用，而废家具、废衣服，则可作为燃料，“这些在日本、德国、美国等都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但是在中国，垃圾属于严控废物，企业处理垃圾要经政府首肯。以广州萝岗区为例，一个名为“环卫美化服务中心”的事业单位掌控着“垃圾指标”，李远峰的公司现在处理的垃圾需要花钱向其购买，若不然，收垃圾就变成了“非法行为”。李远峰认为，目前分类后垃圾的再利用却对民企不公平。“我们民营企业比‘二奶仔’都要差。”他大声抱怨称广州不该让广日集团垄断，“这个体系是滴水不漏，我们打不进去。”

李远峰不满，杨静山也有相似的感受。2011年6月，他停掉了在东湖街道的试验，原因是“当时环卫部门的领导不认可。”杨静山认为，环卫部门此前一直担任着城市保洁的职能，垃圾越多，环卫部门获得的财政经费就越多，队伍就越大，“环卫部门没有减少垃圾产量的激励。”

目前，垃圾填埋厂、垃圾焚烧厂以及有资质的大型垃圾处理企业，大多有国资背景，民企的进入，分的是国企的蛋糕。“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阻挠。”杨静山说，“这是新旧生产力之间的碰撞。”

但杨静山对于民企的未来持有信心，他认为，既然原有的体制无法解决垃圾围城的困局，必然会为更有创造力的民企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