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最传奇的红灯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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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中国所有的河流里，秦准河恐怕算脂粉气最浓的一条了。和它联系密切的有秦淮八艳的故事，这明清八位名妓的身世，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秦淮河沿线最新的旅游景点就是修复了李香君故居（媚香楼），乘仿旧的画舫抵达青石板铺砌的埠头，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生怕惊动了李香居对镜梳妆的影子。小楼里的摆设很明显是今人添置，甚至小楼本身都可能是有关部门根据对历史的推测而臆造的。但这足够了，足够用来寄托对一位女子的怀念，因为历史是无法杜撰的。
江山是一柄能开能合的折扇，美人的血泪溅在纸上，使历史的面庞浮现出淡淡的红晕。桃花扇的戏剧，给秦淮河浓得化不开的脂粉气增添了横空出世的刀光剑影，和丝丝缕缕的骨气。明朝的千秋基业在清兵南下铁马的冲撞中土崩瓦解，一柄命比纸薄、吹弹得破的桃花扇，反倒借助弱女子的腕力完好无损地陈列下来，使天平另一端的灾难都失重了，每位为李香君的歌哭感染过的观众，内心都有这么一杆良心的天平。我们有什么理由贬低“铁蹄下的歌女”呢？没准她比战场上的武士还要勇敢，还要富有原则性。《桃花扇》，中国的《复活》，东方的《茶花女》，应该感到忏悔的反而是侯方域之类的软弱男人。想起李香君，我耳畔总是凉风习习。而风中翩跹的蝴蝶，说不定就是一柄失而复得的桃花扇呢？有什么不可能的？
除了李香君，秦淮八艳还包括柳如是、苏小小、董小宛、马湘兰、顾横波等人，个个都花容月貌，能歌善舞。她们并非勾栏瓦舍低档的，其品位接近于日本的艺妓，精通琴棋书画，而且跟良家妇女相比并不缺乏任何人情味，在追求尘世间的挚爱方面，她们甚至更狂热冲动，如灯蛾扑火般奋不顾身。
秦淮八艳，一群古代的女歌手、女琴师、女画家抑或文学女青年，一群最早的女“白领”。她们卖艺不卖身，或者说，即使卖身，也不卖国，比某些饱读圣贤书的书生或官僚强多了。
李香君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假如搞一次自古以来“南京小姐”的评比，最著名的女性无疑是李香君。伪道学先生肯定会感到尴尬：历史上的“市花”居然是一个。是的，李香君是一个，却是一个圣洁的，即使在修女面前也会毫无愧色。只要她爱国，就标志着并没有失去心中的上帝。拿李香君跟北京的赛珍珠相比，我们就能鉴别其格调的高低。京城名妓赛珍珠毕竟曾经投身于占领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的怀抱……如果南京的典故里没有李香君，肯定会感到少了点什么，她绝对是给这座城市增光添彩了。当然，我并不是仅仅指旅游创汇方面。就跟《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一样，李香君同样属于名著中的女人。
南京作家叶兆言说过，秦淮八艳呀金陵十二钗呀，给人的感觉，南京这地方出美女，就跟搞批发似的，一掰手指就是八个，一张嘴就是十二个。
他特意写了篇《南京女人》：“秦淮八艳有别于历史上的其他美人，也许在于她们不像中国历史上其他的美人那样，专门是为帝王准备的。她们不承担亡国祸水的罪名，在爱情方面，她们享有较别人更多的自由。她们有选择的权力，换句话说，一般的男人可以爱她们，她们也可以爱上一个普通的男人。秦淮八艳和西施相比，和赵飞燕相比，和武则天相比，更多一些平民百姓的人情味。当然，秦淮八艳的真正意义，关键在于她们有不做亡国奴的骨气，在于她们很好的文化素养和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识……秦淮八艳是一面镜子，桃花扇底看前朝，通过这八位不同凡响的风尘女子，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颓败，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虚伪和装腔作势。像钱牧斋和侯方域，都是名重一时的大才子，这些才子都是先唱高调，最终却失节投机……倒是秦淮河边的八位小女子，轰轰烈烈地唱了一曲正气歌，活活羞煞男子汉大丈夫。”
叶兆言不愧是我的老乡，说得真好啊。我也算是遇见了知音。
熟悉南京的人都知道，秦淮河流经繁华市区的地段，有一座夫子庙（其热闹程度接近于上海的城隍庙），在古代却绝对是庄重肃穆、道貌岸然的。站在夫子庙的围栏前，俯身就能够得着秦淮河的朵朵浪花，不知孔夫子对发生在他身边的秦淮八艳的骊歌作何感想？出夫子庙，跨过文德桥，就可以踱过李香君的绣楼了：短短几分钟的行程，孔夫子该怎么看待自己的邻居？按道理说正统的儒家礼教与民间的长袖善舞原本势不两立，秦淮河偏偏把夫子庙的名胜古迹和李香君故居以及秦淮八艳的传说贯穿在一起，就像壁垒森严的岩石缝隙冲突出星星点点的野花嫩芽，所以说于无声处悄悄流过地图上的十里秦淮是一条耐人寻味的河！
秦淮八艳是河的女儿。虽然封建伦理和世俗偏见注定不会把她们列入正史，而顽固地视其为河的私生女。
中国的民间传说有那么一小部分和有关。甚至《汉乐府》、《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偶尔也夹杂几篇的作品。成都有一口能冲印上好纸笺的薛涛井，正是纪念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女诗人。
既私通皇帝、又与词人周邦彦结友的李师师，后来还被写进了英雄云集的《水浒传》，及时雨宋江也不得不求助她牵线搭桥，而与从地道里微服私访妓院的宋徽宗握手言和。读周邦彦的艳词，我会猜测：哪一阕是给李师师写的呢？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为一段背叛的情缘殉葬。使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其出身也是富贵人家私养的歌妓。
南京有秦淮八艳，北京有胡同，胡同虽然给人以暖昧的印象，但你可能不知道，那里面也出过保护滇军首领蔡锷免遭袁世凯迫害的小凤仙……
她们几无例外都有着美丽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在一代代众口相传中余温尚存，暗示着一个又一个同样美丽的故事。夜泊秦淮的话，假如你不曾产生诸如此类的联想，则说明你活得太现实了。这条从无数往事中流过的河流，对于你而言就不存在，至少，是一块空白。
古代文人和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至少对一部分文人来说，不是没有关系。唐朝的杜牧也曾是轻狂阔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到了宋朝的柳永，在烟花巷陌里更是有无数的红颜知己，并且以一阕《鹤冲天》惊世骇俗：“且凭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凡有井水处皆有柳词，在宋代文学史里独占婉约派魅首的柳词，就是这样产生的。文人的失意与落魄，恐怕只能到勾栏瓦舍、柳巷花船去寻求安慰及补偿了，而文学无形中也获得了可供栖息和滋养的襁褓。据说柳永死后，杭州的几乎倾城出动，去郊外凭吊他的新坟。她们能不感激吗――能不感激这样一位才华夺冠的文人在世俗眼光前毫不避嫌地与她们为伍，与她们交友，并且公开宣布为她们歌唱。当然，在那时代，文人的地位并不见得比优伶高到哪儿。正因为彼此是平等的，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同情、自己的爱倾囊而出。几乎每个时代都有这些类似于桃花扇的故事：书生与相互引为知音。说明民间也有着自己的《长恨歌》。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秦淮河依然在流，在传说里流，在现实里流，当然，也在文学里流，惹得多年后的读者也会在慵倦的氛围中重温一小段饱经烟熏火燎的金陵。
据《板桥杂记》：“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阑画槛，倚窗丝障，十里珠帘。客称既醉，主曰未归。浮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魅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蜓，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
这是一幅属于南京的“清明上河图”，复活了那浓墨重彩的繁华与狂欢。
曾国藩攻占太平天国的天京，首先表态恢复秦淮的画舫，看来他对这金陵也慕名已久。后来当有幕僚请示加以禁止时，他笑说：“待我领略趣味，然后禁止未晚也。”并且还真的微服私访，通宵游玩。第二天早晨才意犹未尽地回办公室上班：“我昨夕但闻歌舞之声，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何可无容禁止矣！”看来这杀人如麻的湘军首领还真是性情中人，至少，他懂得入乡随俗。秦淮河啊，总算是获得了一位大官人公开的赞美……
如今，这一切自然恍若隔世。估计现实中的秦淮河也早已忘却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苏童寓居南京，他那篇《红粉》估计也是在石头城里写大的。在异乡翻开《红粉》，我又闻见了秦淮河的气息，那种古老、浓艳而又腐朽的气息。这就是生活。昨天的生活就是历史。而历史毕竟曾经是现实。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尊重它呢？
半个世纪以前，两位戴金丝眼镜、穿灰布长衫的文人结伴秦淮河，相约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共同的题目，各写了一篇风格迥异、相映成趣的游记。他们一个叫朱自清，另一个叫俞平伯（后来研究《红楼梦》了）。
半个世纪前的秦淮河，或者说秦淮河半个世纪前的桨声灯影，从他们蘸水钢笔的笔尖流淌出来，一直流到我们今天的书架上。这已是一条超现实主义之河，我们坐在它桨声灯影的下游。我们甚至可能习惯地认为：秦淮河如果不是夜晚，如果没有桨声灯影，它就不像秦淮河了。哦，文字港湾里的一条夜生活之河！我们会徒然地羡慕那半个世纪前的游客。
今天的秦淮河，污染越来越严重了，仿佛几千年的历史垃圾都沉积在这里。但在当时的桨声灯影里，它绝对是温柔与滑腻的。这东方的小夜曲，睡美人一样古典！
朱自清与俞平伯乘坐的是一种叫“七板子”的夜航船，在狭窄的河道上，不时与一艘艘兜售风味小吃的舢舨以及灯火通明、莺歌燕舞的花舫擦肩而过，花舫的船头端坐着手弹琵琶或其他乐器的歌女，肯定已不是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一位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早已经过时了。“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
朱自清那天晚上虽然像个好奇的偷窥客，纯粹为了看看西洋景，但大名鼎鼎的秦淮画船还是使他忍不住夸了几句：“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就差说这是全国第一或天下第一了。
那么，秦淮河本身呢，是否也有着北京万生园、颐和园、西湖、扬州瘦西湖等等所不能替代的情韵？
至于秦淮河上的女人，是否也同样如此？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这是杜牧专门为秦淮河写的一首诗。它是最早给秦淮河定性的，秦淮河也因之而一举成名。一千多年过去了，不管公平与否，这篇“诗传单”，已构成贴在水面上的一枚标签，或者说是一面树立在历史紧急拐弯处的交通警示牌，在提醒着世人。杜牧还给西安华清池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给赤壁写过“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都有类似的劝谕意味，堪称唐诗中小杜的“三戒”。
和贵妃出浴的温泉相比，侧身市井的秦淮河水要冷冽一些，虽然它们同样的放纵。和火烧连营的赤壁相比，秦淮河从来就不是古战场，涛声依旧中打捞不出沉沙折戟，顶多能拾捡几根歌女的玉簪、公子的手杖，但两者都构成卡住历史咽喉的鱼刺，令岁月隐隐作痛。
在杜牧的诗句中，秦淮河的纸醉金迷埋藏下倾国倾城的伏笔，秦淮河的歌舞升平是虚假的和平，或者说是一种危险的和平，一种可能导致战争（而且是毁灭性战争）的和平。这就是秦淮河对战争与和平的演绎。说来说去，似乎为了证明：都是月亮惹的祸，都是商女惹的祸，都是花惹的祸。
杜牧之所以对秦淮河大加指责，是有原因的。六朝均建都于金陵，而且都是些短命的王朝，其中包含着极深刻的历史教训。金陵怀古也就成了后世咏史诗中极热门的一个话题，譬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呀什么的。
金陵仿佛是会遗传的，当你醒来已悔之晚矣。至于一槌定音的“花”则是六朝的末代皇帝陈后主的创举。这个大玩家，在奢侈荒淫方面比其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务正业，无心治国，只是一味地在浮华的台城里搭建舞榭歌台，贪图声色犬马。这位爱好音乐的昏君，自谱新曲《玉树花》，填上淫词，招来三千粉黛载歌载舞，其乐融融，却忽略了隋兵压境的烽火鸣镝。直到国破城倾，才匆匆拉着宠妃张丽华躲进鸡鸣寺的胭脂井，由天堂直接跌人黑暗的地狱，并且断送了金粉南朝的命运。某种意义上来说，昏君可能比暴君还要可耻：太没出息了。
《玉树花》并不只是南京的地方音乐，却作为祸国殃民的靡靡之音而出名了，如同后来使西安蒙耻的霓裳羽衣曲（唐玄宗与杨贵妃）一样。
跟杜牧一样，刘禹锡也对《玉树花》颇有微词：“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花。”有什么办法呢，无情最是台城柳。可惜这一系列诗人的提醒并未起到多大的效果。台城沦为废墟，《玉树花》还能找到新的舞台，通过秦淮河的桨声灯影、香鬓红唇卷土重来，而且屡禁不止，几乎在每朝每代都会死灰复燃。仿佛患了软骨病的石头城哟，名不副实。
金陵王气，支撑起那么多的王朝，但也出过太多的亡国之君。给人的印象，南京的代表作仿佛就只有那一曲《玉树花》。或者说，《玉树花》已成了所有金陵的画外音。不知这支古曲是否确实已失传了？我没有亲耳听过，想象不出它何以具有这样的诱惑力与破坏力，难道比古希腊传说中海妖塞壬的歌声还要可怕？奥德修斯为了倾听这魔鬼般的音乐，把自己捆在桅杆上，并且让划船的水手用蜡堵塞住各自的耳朵……
好曲赋的陈后主和会填词的李后主，都不得善终。宋太祖攻破金陵捉住李后主时，听说李后主正在埋头填那首“樱桃落尽春归去”，于是评价道：“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看来艺术家真不适宜治国。
但我实在弄不懂，干嘛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在《玉树花》身上，不就是一支曲子嘛？这究竟是音乐的错，还是人的错？
作为一座古老的城市，南京的尴尬是双重的：秦淮八艳是它过去的“市花”（前面已解释过了），而《玉树花》又分明是它古代的“市歌”，这真是跳进秦淮河里、跳进长江里也洗不清了。
我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替南京打抱不平。有点跟杜牧“较劲”或辩论的意思：月光何错，河水何错，美人何错，佳酿何错？你为什么虚晃一枪，而不敢将矛头直指真正的罪人？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替秦淮河辩护，替商女辩护，替音乐辩护。
秦淮河源自今江苏省溧水县东北，流经南京地区，入长江。相传为秦始皇南巡会稽时所凿，以疏淮水，故名。秦始皇肯定想象不到：他挥手之间，给后人带来了那么多的喜怒哀乐，也给后世带来了那么多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