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的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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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云南元阳县两类社区（3个）深度访谈与半结构性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在梯田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地核心旅游吸引物的前提下，可视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民族歌舞与传统服饰）、收入与就业机会增加、外来投资增长和传统文化保护是区分旅游社区与非旅游社区的主要指标。（2）与非旅游社区相比，旅游社区灾害风险总体认知水平相对更高，对灾害（风险）也更为敏感，其遭受灾害的损失可能更大，旅游社区居民更愿意主动适应灾害（风险）。（3）“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SR）框架可以较好地解释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的差异性。该文可为指导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行为的理性互动提供依据。

[关键词]风险认知；自然灾害；差异性；旅游社区；哈尼梯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12-0046-09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12.009

引言

社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的，认为社区是由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域内的人们结合而形成社会群体，继而形成多种社会关系，从事各类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实体。旅游社区是一种独特的社区形式，其所在的地域具备特有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旅游功能。目前，学术界对“旅游社区”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Murphy于1985年出版的《旅游：一种社区方法》中最先出现了“旅游社区”的说法，之后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唐顺铁，孙诗靓、马波等学者认为旅游社区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有两种机制：旅游地的社区化与社区的旅游化，其中，前者是从某一地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开始，人口与旅游生产要素在此聚集，形成旅游社区；后者是某一成型社区，因具有一定的旅游吸引物，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逐渐发展成为旅游社区。随着近年来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由这两种机制形成的旅游社区也越来越普遍。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气候等灾害频率和强度呈增加趋势，造成的危害愈来愈重，已成为当前防灾减灾中的突出问题。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元和抵御自然灾害的一线力量，其院灾减灾能力建设是减轻灾害风险、降低灾害损失的根本所在。

灾害风险认知（cognition）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Slovic认为一般人主要是依赖直觉进行风险估计和判断，采用心理量表，问卷调查的形式直接询问人们的风险认知，表达他们所能接受的风险类型及程度。Sitkin和Pablo将风险认知定义为决策者评估情境所包含的风险，包括决策者如何描述情境、对风险的控制性、概率估计以及对估计的信心度。谢晓非认为风险认知是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环境中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且强调个体由主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个体认知的影响。可以看出，风险认知是基于社会和文化建构的，受到人们对机构团体的信赖、社会文化类型、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在面对同样的灾害时，个体风险认知是存在差异的，有些人因不能合理响应或不善于适应而更显脆弱，有些人则相反。灾害风险认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认知如何影响到人们对防灾减灾的态度、行为和决策，从而规避或接受灾害风险。随着“风险社会”时代的到来，风险行为决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预期效应理论（ expectedutility theory）、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都说明了个体由于获取信息的不完备、认知的局限性以及决策情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现实判断、评价和决策的过程中会产生偏差；而德国ABC（Adaptive Behavior andCognition）研究认为，人的认知局限是具有适应性的。个体由于认知偏差，会导致应对失宜或调整不当，人为放大灾情或风险，并影响到个体对各种防灾减灾措施的绩效判定。可见，正确认知灾害风险，采取合理的适应行为，可有效规避、转移风险。其中，如何认识和厘清风险认知对适应行为的影响，以及风险认知的变化对适应过程的影响机制至关重要。而当前学术界此方面的研究较少。

本文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研究区，选取典型的旅游社区与非旅游社区，通过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途径，试图摸清两类社区灾害风险认知的基本水平，厘清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与其他类型社区的差异性，为提升社区灾害风险认知水平，丰富与完善灾害风险认知的相关理论框架和指导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行为的理性互动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1研究区概况

2013年6月，哈尼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景观，其核心价值源自其延续1300多年的“森林一村寨一梯田一江河”四素同构生态系统，保护核心区位于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稻作文化系统同时也于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GIAHS）名录。

在前期专家座谈交流、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哈尼梯田分布的核心区范围、云南数字乡村网站（http：///S1）提供的各村基本情况（包括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经济情况、特色产业和发展重点等10大类150余项指标）、社区旅游发展情况等因素，选取元阳县新街镇土戈寨（以箐口村和大鱼塘村为代表）、全福庄（以大寨为代表）和攀枝花乡勐品（以勐品村为代表）为典型区开展社区灾害风险认知的差异性研究（图1和表1）。3个社区（村）都属于山区，空间上相互毗邻，人均梯田面积差异不大，但由于与典型梯田景观的距离和交通条件等不同，目前的特色产业和旅游发展程度有所差异。其中，土戈寨的箐口村是哈尼梯田地区旅游发展最早的村落，大鱼塘村近年来旅游发展迅速，全福庄基本处于未开发阶段，勐品村的梯田景观广受游客欢迎，但村落内部却并未开发旅游，所以选择这几个村落作为研究区具有典型代表性。

1.2问卷访谈设计与调查实施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简单随机抽样（便利抽样）并实地观察的方法。问卷设计主要针对区分两类社区、社区灾害风险认知表征、调查对象基本特征等3个方面展开（表2），问题设计根据对主题的响应程度分为主要判定依据（直接响应主题）和辅助判定依据。问卷设计采用半结构化方式，多数题目设置多个选项并让被调查者依据相应规则排序，部分题目为主观题，未设置选项；问卷共设计3方面12组问题60余项指标。

在问卷设计的基础上，通过与3个社区（村）主要负责人深度访谈，初步确定各社区拟调查的样本数量、随机抽样路线和样本分布等信息；考虑到问卷调查内容较多和语言沟通等问题，按照1名研究人员加1名当地翻译的配备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分组，共分为4组，由村干部带领以户为单位进行。土戈寨调查158户，其中深度访谈35人；勐品调查129户，其中深度访谈15人；全福庄调查118户，其中深度访谈12人。深度访谈人员包括参与村内餐饮、住宿、交通等业务的村民（访谈15人，共24人），参与旅游商品和纪念品、土特品销售的村民（访谈7人，共10人），参与民族歌舞表演的村民（访谈3人，共8人），参与刺绣制作和经营的村民（访谈5人，共9人），村委会成员，沟长，摩批和咪咕，农田遭受严重旱灾的村民以及普通村民代表。深度访谈的数据通过现场记录并配合录音笔记录，时间为每人2小时左右。

1.3调查样本概况与数据分析

1.3.1调查样本概况

由3个社区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表3）可看出：（1）以户主为对象的调查汇总，男性比例高，超过75%；年龄基本在45岁以上，且年龄差异较大；文化程度以中小学为主，占调查样本总量的65%以上；3个社区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类似，为后续对比分析提供了较好的样本基础。（2）从调查对象的年收入分布看，除全福庄个人年均收入超过7000元的比例约为10%外，其余2个社区个人年均收入超过7000元的比例均大于20%，说明旅游社区收入相对高一点。（3）从调查对象的收入来源看（图2），3个社区区别明显，土戈寨以稻田种植收入为主要来源的户数占比最高，勐品以从事旅游活动收入（如，开办旅社）为主要来源的户数占比最高，而全福庄以其他收入（如外出打工）为主要来源的户数占比最高。

1.3.2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为便于统计分析，对单项选择、多项排序选择、主观题目的回答进行了赋值处理（其中，1代表正确或符合题目设置要求、0代表错误或不符合题目要求）。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采用列联表分析法对调查对象反馈的主要指标在3个社区中的差异性进行了2x3列联表分析与卡方检验（自由度df=2）。

2 研究结果

2.1两类社区的识别指标

通过分析3个社区调查对象对各类旅游资源的认同率、旅游活动带来的影响等（表4）发现：（1）梯田作为本地核心旅游吸引物得到一致认同，不能作为两类社区差异的识别指标；民族歌舞、传统服饰等可视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3个社区存在明显差异，可作为识别指标；传统的自然风光、绿色农产品、民族风俗等未发现其作为识别指标的可能。此外，局地的特色资源（例如，政府出资为土戈寨复建的传统蘑菇房）对识别旅游社区起到一定作用，但因具备一定的偶然性而不能作为核心识别指标。（2）社区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更为敏感，其中，增加收入与就业机会、吸引外来投资和保护传统文化等可作为识别指标；社区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敏感性较差，且3个社区间差异较小；旅游收入分配不均、旅游活动导致本地物价上涨为2个辅的识别指标。

2.2风险总体认知的差异性

基于经典的灾害风险理论（灾害风险是致灾因子危险性和承灾体脆弱性的函数），本文从自然灾害类型、发生频次、时间分布与发展趋势等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脆弱性两个方面设置题目，反映两类社区对灾害风险的总体认知水平的差异。结果表明（图3）：（1）典型旅游社区（勐品）风险总体认知水平明显高于非旅游社区（全福庄），尤其是对致灾因子认知方面。对于本地主要灾害类型的认知上，勐品调查样本中对干旱、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震、低温雨雪冰冻等6类灾害类型的累积反馈率为145%，明显高于全福庄（累积反馈率80%）；对于本地频发的灾害类型、近年来主要灾害、影响严重的灾害等累积反馈率也表现出相同规律。（2）两类社区对未来灾害发生趋势不敏感，反馈率较低（小于40%），且3个社区间几无差异。（3）对灾害脆弱群体的认识，土戈寨累积反馈率最高（108%），勐品和全福庄累积反馈率低于80%；与对灾害类型的认知程度相比，对脆弱性的认知相对较低。

以典型旅游社区勐品为例，旅游社区内部灾害风险认知水平的差异性分析表明：（l）社区内部不同调查对象在灾害频发程度、近年来重大灾害、影响严重的灾害等3个指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而受教育程度、与梯田的距离是主要影响因素，对3个指标认知程度较高的调查样本中，60%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且基本都距离梯田较近，从事农业活动或及时采取措施降低梯田因灾受损较为便利。（2）对不同灾种的季节分布和未来发展趋势均未表现出差异，说明对此项问题的敏感程度和认知程度较低。（3）对灾害脆弱人群的调查中，女性较为敏感，几乎所有的女性调查对象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正确反馈，认为女性是灾害过程中的脆弱人群。（4）对于本地自然灾害类型的认知，调查对象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明显。

2.3灾害（风险）的敏感性差异

从梯田、房屋、家庭财产、森林、水系、道路等6类承灾体的可能受灾类型、频次、损失程度等方面设置题目，反映两类社区对灾害（风险）敏感度的差异。结果表明（图4）：（1）作为本地主要灾害承灾体，梯田、森林与水系在两类社区间表现出差异，尤其是梯田、水系的差异更为明显；勐品93%的调查对象认为梯田可能受各类灾害影响，而全福庄67%的调查对象表达出同样的观点。（2）在担心梯田、森林、水系受灾损失程度上，两类社区也表现出差异；全福庄在森林、水系的受灾损失程度上未表现出必要的担心。（3）梯田作为各类自然灾害主要承灾体和受灾损失程度2个层面在两类社区中都表现出绝对优势；“森林一村寨一梯田一江河”四素同构的独特生态系统作为本地核心旅游吸引物征的特色得以充分体现。梯田等传统资源（农业生产功能）发挥出的多重功能与价值（农业生产功能、旅游功能等）是旅游社区对灾害（风险）更为敏感的根本原因。

2.4灾害损失可能性的差异

从对遭受灾害损失的可能性、担心程度2个方面设置题目，反映两类社区遭受灾害的损失程度的差异。结果表明：（1）旅游社区在遭受灾害打击后，梯田受灾减产，种植业经济收入降低；梯田设施可能受到灾害破坏，梯田受损影响旅游景观；种植业收入与旅游收入的缩减，导致灾害造成的潜在损失更大。勐品村72%的调查对象认同受灾受损失更大，全福庄不足50%的调查对象表达了相同观点。（2）旅游社区中部分调查对象（约占30%）认为自身收入多源，灾害的影响有限，未表现出明显的担心；也有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家梯田位置好，受灾可能性很小（此观点将在另一篇文章中重点论述），也未表现出明显的担心。非旅游社区中以外出打工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调查对象（约占40%），认为自身对梯田的依赖性低，也不担心可能出现的灾害损失。

2.5适应灾害（风险）的差异

本文从采取措施适应灾害的意愿、已采取的主要措施等2个方面设置题目，反映两类社区适应灾害（风险）意愿和措施的差异。结果表明（图5）：（1）在适应灾害的意愿方面，旅游社区更愿意主动适应灾害风险，土戈寨、勐品2个社区均有超过60%的被调查对象愿意主动适应灾害风险，而全福庄仅为48%。（2）在采取过的适应措施方面（包括改变家庭从业结构、调整种植结构、加强梯田管护与人力投入、参与旅游发展、参加学习与培训、借助先进设备预防或抵御灾害），两类社区在采取多种措施适应灾害（风险）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加强梯田管护与人力投入上基本无差异；土戈寨调查样本采取过多样化适应措施的累积反馈率为llg%，勐品为107%，全福庄仅为81%。通过参加学习与培训提升适应灾害风险的能力方面，土戈寨反映相对突出（16%的调查对象对此进行了反馈），这可能与该村较早开发旅游有关。

2.6原因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旅游社区与非旅游社区的灾害风险认知存在明显差异，以“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SR）框架为基础，构建两类社区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行为关系的概念模型：（1）哈尼梯田社区灾害风险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灾害突发性、异常性、难以预见性增加带来的防御难度增大；同时，作为社区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物――梯田面临着种植效益下降、社区居民耕种积极性降低可能导致“森林一村寨一梯田一江河”四素同构的独特景观破坏，独特旅游景观完整性保护面临较大挑战。（2）旅游社区受到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影响，发展思路相对开阔，加之传统梯田资源发挥了多种功能与价值（农业种植收入、旅游发展核心吸引物等）导致的受灾对象类型增加、分布范围扩大、价值提高，社区居民对降低灾害风险的需求更高，灾害风险认知水平高和主动适应灾害风险的意愿强。（3）旅游社区主动适应灾害风险的结果是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减轻灾害风险，通过采取主动的适应措施提前规避灾害风险、转移灾害风险，为本地旅游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以此形成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行为的理性互动机制。

3 结论与讨论

3.1主要结论

梯田作为本研究区的核心资源得到旅游社区与非旅游社区的一致认同，但不能作为区分旅游社区与非旅游社区的主要指标；而民族歌舞、传统服饰等可视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收入与就业机会增加、外来投资增长和传统文化保护等可作为识别两类社区的指标。在灾害风险认知方面，与非旅游社区相比，旅游社区灾害风险总体认知水平相对更高、对灾害（风险）也更为敏感、其遭受灾害后损失可能更大、旅游社区居民更愿意主动适应灾害（风险）等特征明显，也在本研究中得以定量化验证。“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SR）框架在重点分析两类社区状态差异的基础上，可以较好地解释农业文化遗产地两类社区灾害风险认知的差异性，其中，旅游发展带来的传统资源的多重功能/价值是解释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水平高、主动采取措施适应风险的主要因素，这也可能会成为保持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行为的理性互动的关键要素。

3.2讨论

（1）本研究结论的主要贡献。与以往的旅游社区研究相比，本文从实际案例出发，在大量实测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方法定量地寻找出了识别旅游社区与非旅游社区的基本指标，对本案例点有较好的指导意义，虽然不能直接运用到其他案例点，但可为类似研究提供思路借鉴。研究从灾害敏感性、可能损失程度和适应灾害（风险）意愿等方面发现旅游社区具备更高的灾害风险认知水平，将这3个方面作为灾害风险形成的核心要素，较为科学地揭示了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的客观现实；相关指标设计与结论可供其他类似研究参考。

（2）本研究可能的新发现。梯田作为本研究区核心旅游吸引物，并不能作为区分旅游社区与非旅游社区的指标，这与正常思维得到的结论不同，主要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区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梯田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在非旅游社区同样占据重要地位。某一传统资源（例如本研究中的梯田）因旅游发展而增加了其他功能/价值（梯田观光、梯田学术研究等），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其损失可能被“放大”，也就是灾害风险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脆弱性；本研究从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视角，验证了灾害风险中脆弱性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灾害风险研究的领域。

（3）未来研究方向。本文参照“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SR）框架，较多地分析了两类社区在灾害风险认知状态方面的差异性，而响应作为减轻灾害风险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由于本研究时段的限制，无法较为客观地展现“响应”的重要作用。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地采用定位/定点观测等方式跟踪旅游社区减灾的各项行动，积累更多一手资料，以此寻求与揭示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行为的理性互动机制。本文中对灾害风险认知的内容更多地强调灾害种类、频次、时间分布、未来趋势、灾害损失和适应措施等，多属于文字描述性认知，而灾害风险本身是一个地理学问题，对其空间格局的精准认知对减轻灾害风险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本文结论可能更适用于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差异的理论研究与现实识别，原因在于农业文化遗产主体资源――梯田的多重功能与价值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