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髓手术中途反悔,这场慈善行动爱恨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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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绝境找到合适配型，云南女孩带来生的希望

2011年2月17日，江苏徐州市农民王传颂被壹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需做骨髓移植。不幸的是，家人的骨髓配型都与王传颂不符，医院只能通过中华骨髓库为其寻找合适的骨髓配型。

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化疗期间，王传颂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他清楚，要想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无异于大海捞针。妻子汤武美一直安慰他：“医生都说了，现在捐献骨髓的志愿者越来越多。有这么多人，肯定能找到适合你的配型。你先把身体养好。到时才能好得快。”

2011年5月27日。就在王家人几乎绝望时，医生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中华骨髓库云南分库一位志愿者的骨髓配型与王传颂吻合。汤武美喜极而泣。她问医生：“我们能见见那位好心人吗?哪怕是跟她通一次电话也行。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谢谢她。”医生说，捐献者的个人资料一般不对外透露。汤武美只得作罢，开始四处筹措丈夫的手术费。

王传颂和妻子都是农民，女儿上高三，儿子上高二。正是用钱的时候，家里没有任何积蓄。不过两个孩子都表示，只要能救父亲的命。欠的债他们以后还。亲戚们很同情他们的遭遇。短短一个星期便筹齐了手术费。他们立即给中华骨髓库汇去5万元。其中两万元用于支付捐献者在云南那边的一切检查费用。

2011年7月，经过几个月的化疗，王传颂的病情逐渐稳定，医生说这是最好的手术时机。汤武美一直以为。动手术那天，捐献者会出现在徐州，和丈夫一起被推进手术室。医生却说，手术将在云南和徐州两地同时进行，等云南那边采集到捐献者的造血干细胞后，将通过飞机空运至南京，然后转运至徐州；只要在48小时之内将捐献者的造血干细胞注入患者体内，手术便算完成。

汤武美一个农村妇女不懂那么多，但她知道48小时很短，云南跟徐州又隔那么远，如果造血干细胞不能及时送到。结果会怎样?医生说：“进行手术前。为了不让新旧干细胞互相干扰，病人自身的造血干细胞系统会被摧毁，医学上俗称‘清水’。‘清水’后如果不能注入新的造血干细胞，病人本身不能造血，后果将比较严重。”不过，医生安慰汤武美，手术前双方会做好一切准备。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汤武美心里还是有隐隐的担忧。

和汤武美一样，此时。捐献者心里也颇不平静。事后，记者了解到，捐献者名叫苗华，毕业于曲靖市一所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现在云南一家医疗机构工作。2009年10月，她正式成为中华骨髓库云南分库的一名志愿者。2011年5月。得知自己与别人配型吻合，苗华特别高兴。为了调养好身体，为之后的骨髓捐献做准备，她每天早睡早起，坚持锻炼。

手术前一个星期，苗华住进了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在这里她将连续5天每天注射一针惠尔血(造血干细胞动员剂)，增加造血干细胞。注射完动员剂后，苗华出现了恶心、头晕等反应，每天吃不下饭。医生说这是正常反应。苗华却有些害怕：自己刚参加工作，生活才刚刚开始，如果出现什么后遗症怎么办?这时。得知苗华要捐骨髓救人，单位的领导、同事都来看望她，中华骨髓库云南分库还给她颁发了捐髓证书和5000元的误工费。手捧着鲜花和证书，苗华只能劝慰自己放宽心，一切往好处想。

移植手术半路叫停，等待救命的患者“被加速死亡”

2011年7月20日是王传颂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日子。早上8点，医生便用药物摧毁了王传颂自身的造血干细胞系统，等着输入新的造血干细胞。

与此同时。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苗华在《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签字后，便开始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医生在她的两只手臂上分别插入了两根输血管，中间连着一台细胞分离机。左手输出的血经过细胞分离机，分离出有用的造血干细胞后，其余的血液再通过右手回流身体，就这样进行循环采集，直到分离出足量的造血干细胞混悬剂。采集过程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要采集约16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剂。

为给苗华加油打气，男友和表姐都赶到医院，一直守在采集室外面。刚开始，苗华的心情还算轻松，她和医生开玩笑说：“以前我一直以为捐骨髓就是把骨髓从骨头里抽出来，没想到跟献血差不多。”医生说，这是最新的造血干细胞采集方式。

10点50分，造血干细胞采集进行到一半时，细胞分离机突然出现故障不再工作，重启之后还是不行。这时已分离出115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剂，大约还差三分之一。随后，医生拔掉了输血管，对于是否让输血管里的血再回流到捐献者体内，医务人员之间出现了分歧。看着这一切，苗华对医生的能力产生了质疑。她问医生：“这么重要的手术，机器怎么会坏掉?”医生解释：“三个月前，细胞分离机已进行过一次全面检修，由于是电子产品，出现故障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控制的。”

可能是心情比较差，加上刚抽了血。苗华出现了嘴唇、舌头发麻，头晕，恶心等症状。家人忍不住抱怨医生水平太差。苗华听在耳里，心情越来越糟糕。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医生过来和苗华商量：“机器坏了，一时半会儿可能修不好，我们已经跟昆明总医院联系好，你能不能过去进行二次采集?”苗华犹豫了，她表示要和父母打电话商量一下。听清楚情况后，母亲当即表示反对：“救人是要紧，但你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血液输进输出，要是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听了母亲的话，苗华更矛盾了。

医生一再劝她说，到了这个时候，一旦放弃，无异于把受捐者推进鬼门关。医生也是着急才这么说，可在苗华听来却像是一种威胁。她生气地冲医生喊：“病人是好是坏，都是你们医院造成的，我已捐献过一次，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有什么后果，都应该由你们医院承担!”

僵持到了下午4点，48小时已过去了8个小时。这时，闻讯赶来的中华骨髓库云南分库的志愿者也一直在劝苗华：“听说病人是个农民，为了做这次手术，欠下几十万元债务，如果你这时候放弃，病人就被扔在了那里。你想想看，病人家属该多着急。只要你再坚持一个小时，就能救他的命，我想这也是你当初愿意捐献骨髓的初衷。”

下午5点多，苗华终于同意进行二次捐献。

在前往昆明总医院的路上，苗华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中，母亲哭着说如果苗华去进行二次捐献，就跟她断绝母女关系。挂断电话。苗华当场就哭了。她情绪激动地对陪同在身边的医生说：“我妈现在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你们说怎么办?”

到了昆明总医院，苗华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待在楼下不愿上去。一拨又一拨的医生和志愿者轮番上前试图说服她，每个人都给她分析利弊，都说如果她不捐，就有可能加速患者死亡。苗华激动地大叫：“为什么到最后成了我的错々难道你们没听见我妈要跟我断绝关系吗?”之

后，苗华蹲在地上大哭起来。见她这样，苗华的男友和表姐情绪大变。立即打车带她离开了医院。

此时此刻，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王传颂的大舅子汤武兴正在焦急等待从云南那边空运来的造血干细胞。晚上9点，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给他打来电话，说了细胞分离机坏掉。捐献者不愿继续捐献的事。医生告诉他，之前分离出来的115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剂将会在今晚送到。云南那边会继续说服捐献者进行二次捐献。

21日凌晨两点，11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剂送到后。输进了王传颂体内。如果接下来的30小时之内，捐献者依然不同意二次捐献，剩余所需的造血干细胞不能及时补上，移植手术就算失败，患者的生命将进入倒计时。

7月21日，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和中华骨髓库云南分库的工作人员找到苗华，并联系上了其母亲。苗华母亲的态度还是很坚决，苗华却有些动摇。昨天从医院回家后，苗华心里一直很纠结，如果因为自己而让病人出现什么意外，自己肯定会一辈子寝食难安。

在卧室里，苗华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妈，要不我再捐一次，毕竟对方还等着这血救命呢!”母亲先是沉默，后来问女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你后半辈子怎么办?”为了保障女儿的生命安全，苗华的母亲向医院提出了6个条件，包括要求医院保证其女儿一年内无任何后遗症、补偿经济损失5万元等。由于其中某些条款医院无法接受，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手术台上“悔捐”，如何守望搁浅的生命

7月22日上午9时，守在层流病房外，汤武美的眼泪一直没干过，她不止一次地恳求医生。把捐献者的电话给她，她想亲自跟对方说说好话，求对方救救自己的丈夫。出于职业操守，医生没给。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医生过来告诉王家人，捐献者仍然不同意二次捐献，由于最后期限已过，云南那边只得放弃，移植手术失败。虽然病人体内已输入115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剂，但由于不足量，极有可能不造血。而患者自身的造血干细胞已在术前被全部摧毁，病人随时都有可能死亡。听到这个消息，王家人气极了，他们认为如果捐献者不愿意捐献骨髓，当初王传颂就不会接受“清水“手术；同样，医院如果不是机器坏掉，捐献者也不会反悔，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事。王家人表示，一旦病人出了什么事，他们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讨医院和捐献者的责任。

捐献手术半路叫停。病人“被加速死亡”。有知情者将这事传到了网上。有人在网上指责苗华不负责任：“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同意捐献，病人可以继续寻找其他合适的配型；要是同意帮，就该帮人帮到底。现在这么做就等同是杀人凶手。”也有人对苗华的做法表示理解：“捐献者也是人，出了那种状况，不捐也情有可原。毕竟一旦留下什么后遗症。被毁的就是一个女孩的一辈子。如果每一个捐献者都要做到不顾自身安危去救别人，那么还有谁敢去捐骨髓救人，中华骨髓库怕是要关门大吉了。”

听到这些话，苗华只能独自流泪。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也很委屈：

“上大学时，我身边有个校友两次捐骨髓救了人，我一直很佩服他。我是学医的，总想着如果能救人一命，也是一种天大的幸运。所以才报名成为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当初，知道自己的骨髓跟他(王传颂)配上了。不止我高兴，我父母也很高兴。还叮嘱我要把身体养好。动手术前。他们还特意让我表姐请假来陪我。后来大家都说是我母亲不通情达理，不明是非，其实她只是担心我。我想，任何一个母亲遇到这种事，都会选择这么做。

动手术前几天，我要连续5天注射动员剂，本来是应该住在医院的。可我心里实在恶心，头也晕得厉害。便向医院提出回去休息，家里安静些。医生知道这些情况后，也没问问我要不要紧，只是淡淡地说这是正常反应。晚上回到家，我几乎把胆汁都吐出来了，没人知道我心里有多忐忑不安。

“动手术那天，医院的机器坏了，二院的医生在一旁不知跟谁打电话问要怎么处理，我身体里的血就那样停留在输血管里。要知道，血液在体外进行循环，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何况还在体外停留了那么长时间，我要是染上什么病，是医院负责还是病人家属负责?事后，大家只是一个劲地劝我救人、救人，可没人想过我身体要不要紧。病人是人，志愿者就不是人吗?我不同意继续捐献以后，所有人的态度都变了，好像我是罪魁祸首。我也想救人。事情演变成今天这样，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随后，记者联系上王传颂的主治医生。当时，王传颂的造血干细胞数仍然为零，他们只能期待奇迹的出现。

记者从中华骨髓库了解到，在我国，骨髓初配成功后，志愿者的反悔率达20％，大多数原因是人们对骨髓捐献认识不全面，或是家人劝阻。不过在手术台上“悔捐”。这算得上是国内首例。由于骨髓捐献提倡的原则是“自愿无偿”，签署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当志愿者反悔时，很多时候并不能追究志愿者的法律过失。不过。也有法律界人士给王传颂的家人出主意，志愿者虽然是自愿捐献，但因为签订了同意书，如果这种悔捐导致受捐者死亡，相当于违背了《合同法》的诚信原则，捐献者也应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医院的医疗器械出现故障。应追究医院责任。当然。考虑到公平原则，双方承担责任的比例不一样。由于医院是有偿服务，捐献者是无偿服务，医院应承担主要责任，捐献者承担次要责任。

目前，我国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行为，捐献者想反悔就能反悔，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有了法律层面的保障，就能对捐献行为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进行规范，对医院、患者、捐赠者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让干细胞移植手术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也许到那时，每一次善举便会以圆满的方式收场。

补记：就在本期杂志付印前一天，从医院传来好消息：王传颂体内的造血干细胞开始生长。他的生命得以保留一线希望。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这样的折腾能少一些，因为每个生命都经不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