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析疑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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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悬瓮山下，是一处融山光水色和文物古建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祠创建于北魏之前，其后历代多有增修扩建，由于明清以前史料大多散失，致使许多介绍晋祠的文章、书籍谬误失真。笔者家居晋祠附近，又癖好文史，多次查阅史料，实地考察，今试析种种疑迷，以供识者进一步研究。
一、景清门惠远门不是一座门
关于景清门、惠远门，清末民初举人刘大鹏(太原县赤桥村人)认为是同门异名，他在《晋祠志》第三卷中记述：“景清门，一名惠远门，祠之正门，东向，南北连堡汀……”其后《晋祠风光》(刘永德，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晋祠名胜》(魏国祚，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书籍都承此说。
晋祠大门旧有景清、惠远、延禧、响曦、坤顺5门，其中景清、惠远并非同门异名。据蒙古至元四年(1267年)太原路提举学校官弋彀《重修汾东王庙记》“……自晋天福六年封兴安王，迨宋天圣后改封汾东王……王殿南百余步为三门，又南二百步许为景清门，门之外东折数十步，合南北驿路……”之载，景清门当是直对汾东王庙(唐叔虞祠)之正门，南向，位置在南北驿路(即今中堡、北堡大街)之西。金代诗人元好问于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年)撰有《惠远庙新建外门记》：“晋溪神曰昭济，祠曰惠远，自宋以来云然。然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南北路驿使宝坻高侯天辅悯外门之颓毁也，力为新之……”惠远门当是直对惠远祠(圣母殿)之正门，东向，位置在今新大门左右。晋祠大门一东一南之状一直延续至明代中叶，其时景清门巍然，惠远门破败。隆庆元年(1567年)，太原县东庄高汝行(曾任浙江按察司副使)《重修晋祠庙碑记》有云：“……亭榭凡十二……读书台、景清门，皆壮观乎祠者也……乡民王文泰等敦请善友杨廷才、道士程贞一募缘聚材……复以余力修惠远门……一时焕然……”
综上所述，晋祠历史上的景清门，惠远门不是一座门。
二、什么人书写“对越”匾额
对越牌坊在晋祠景区中轴线上献殿之前，坊上“对越”匾额传为太原县东庄(今晋源区晋祠镇东庄村)高应元所书，此匾与“难老”(傅山书)、“水镜台”(杨二酉书)同为晋祠三大名匾，当地素有“晋祠庙里三面牌，难老、对越、水镜台”之俗语。
相传高应元极其孝顺，其母患疾至晋祠圣母殿祈祷许愿，事毕起建牌坊还愿。“对越”二字出自《诗经・清庙》中“对越在天”句，既报答圣母的神灵庇佑之功，又暗含着对父母祖先行善积德的颂扬之意。高应元本人极善书法，时有“傅(山)不压高(应元)”之说，所题“对越”二字为榜书金字，气势磅礴，笔力遒劲，确是雄伟之笔，《晋祠志》第三卷有载：“……酉颜曰 ‘对越’二字大可二尺许，邑人高应元之笔……为祠中大字之渠魁，较杨字(指杨二酉所书‘水镜台’匾)尤胜。”
然而这块匾额却有两处令人生疑，有可能不是高应元所书。一是匾的下款有“万历四年岁次丙午春三月吉日立”字样，据清道光《太原县志》所载高应元是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庚子科乡试举人，假如高应元20岁中举，万历四年尚未出生，若30岁中举，万历四年也仅6岁，可见非高应元所书。再就是匾额上款是“知太原县古塞高秉直、县丞张鹏程、教谕刘致和、训导黄庆”，推情测理，此匾若为高应元亲书，自当直题高应元之名，何必要写知县、县丞、教谕、训导的名字呢?所以说“对越匾额是高应元所书”之说仅仅是传说，并没有实际依据。
三、唐碑故址司非晋祠
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晋祠之铭并序》碑，又名“卢观宝翰”，俗称“唐碑”，现存晋祠贞观宝翰亭。
李世民青年时期随父长期居住晋阳(遗址即今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人称“太原公子”。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二月，太宗李世民征东还师在晋阳逗留数月，故地重游，感叹万千，于次年正月亲笔撰书《晋祠之铭并序》。李世民一生酷爱翰墨，所书《晋祠铭》全是王羲之一路，全碑笔势俊迈超逸，被称为仅次于《兰亭序》的书法艺术佳作，有“中国第一通行书大碑”之誉。据说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晋祠铭》，曾将拓片赐赠新罗王使臣。现存《晋祠铭》已有1350余年历史，是当今唯一的唐太宗书法真迹碑刻，是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稀有珍贵文物。
清末刘大鹏撰著《晋祠志》“贞观宝翰亭”条下“一名唐碑亭，在唐叔虞祠东南隅，初仅一楹，西向。唐贞观二十二年创建，历代屡修。”其他有关晋祠的专著和文章也都依葫芦画瓢，就连1995年出版的《太原市南郊区志》也说“唐太宗二十一年始建”，这种说法几乎已成定论。然而在史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元和郡县志》卷十三载：“晋祠碑，在乾阳门街。贞观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御制御书。”光绪版《山西通志》卷九十二也有“唐时，城池近临晋祠，故记谓晋祠铭，亦在乾阳门街。宋人一炬之后，太宗书辛存，其余名迹尽为灰烬矣。”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李世民《晋祠铭》故址在晋阳城乾阳门街，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晋阳城毁后才移置晋祠的。晋祠的贞观宝翰亭也是北宋太平兴国年后所建，决没有提前330年先修碑亭之理。
四、杨二酉摹钩晋祠铭
晋祠贞观宝翰亭内矗立着两块碑刻，一块是唐太宗李世民亲笔撰书的《晋祠之铭并序》，另一块是后人依照旧拓摹钩的复制碑。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令周宽奉山西布政使朱圭之托重修唐叔虞祠，同时将原坐东朝西一楹贞观宝翰亭扩建为坐北朝南三楹。此时的李世民书法碑刻经过战火、徙迁以及风雨剥蚀，下部字迹剥落受损，于是周宽宴请高手照旧拓摹钩复制《晋祠铭》。刘大鹏《晋祠志》云：“乾隆三十五年，邑宰周宽、里人杨二酉延本镇杨靖摹钩旧拓晋祠铭碑于石。字迹宛然，神情逼真，洵与原碑无异。”复制碑的下角也有“大清乾隆三十七年重镌，邑生杨靖摹”巧字。
按《晋祠志》记载和复制碑下角刻字，摹钩者当是杨靖无疑，更何况杨本人确是“求书者曰盈门，笔不停挥”(见《晋祠志・杨者亭先生传》)的书法高手。但乾隆年间山西布政使朱圭却在《重修唐叔虞祠记》中明确说摹钩人是杨二酉，“……经使庚寅七月，落成辛卯九月，邑人给事杨公二酉钩初拓贞观铭于石，与故碑屹然并峙。”杨二酉是杨的族曾祖，能诗善文，尤工书法，历官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台湾学政等，晋祠“水镜台”、“悬山响玉”等匾额及许多楹联均出自他的手笔。杨二酉在复制碑侧记中云：“……贞观晋祠铭历代宝之，迄今逾千年，字多损剥不可辨认……乃选佳石，延明手，购旧扬未损者摹钩校刊，峙于前碑之次……”只字未题杨靖摹钩一事，反明确记有“杨一阳、杨靖经修。”
《晋祠铭》复制碑若真是杨靖摹钩，杨二酉在碑
侧记中应当实指其名，何必又以“明手”二字含糊上书。再说朱圭乃山西一省大员，写记刻石岂能张冠李戴，视同儿戏。细观复制碑下“大清乾隆三十七年重镌、邑生杨靖摹”刻字，既小且浅与碑体正文大不相同，是否后人妄补?尚许进一步研究。
五、“太平兴国碑”踪迹探寻
太原地区素有“无字碑”传说，无字碑指的是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赵光义在晋祠所立《新修晋祠碑铭并序》。
宋朝建立后曾3次征伐北汉、围攻晋阳，最后竟将晋阳城火焚水灌，夷为废墟。宋太宗赵光义依照唐朝李世民的做法，命赵昌言撰文，张仁庆书丹立碑于晋祠，歌颂赵宋统一割据之功绩，此碑俗呼“宋碑”。民间老百姓对赵宋毁灭晋阳，火烧平遥、寿阳以及每次征伐掳掠百姓的行为痛恨之极，经常有人暗中将宋碑字迹敲剥，此即晋祠无字碑的由来。相传胜瀛楼剑北阶上的大石碑是无字碑，清末学者刘大鹏在《晋祠志》中也说：“……太平兴国碑……峙胜瀛楼北，上无庇覆，久经风雨剥蚀，字均漫漶莫辨……”刘大鹏的有关记载其实是有失误的，1979年《晋祠志》正式出版时，点校者慕湘(小说《晋阳秋》作者)考证出胜瀛楼下残碑外向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状元吕宫所撰碑记，内向为元至正年间王思诚所撰炙重修晋祠庙记》。数百年来几乎公认的无字碑，原来竟与《太平兴国碑》毫无关系。
太平兴国碑至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尚存，其时太原县令周在浚《重修唐叔虞祠记》中有“……叔虞祠东有太平兴国碑；碑字剥落不可辨，细绎之有云‘乃眷灵祠，旧制仍陋，宜命有司，傅新大之’……”的记载，其后再无下落，实为晋祠一大疑案。笔者在实地考察时，发现晋祠贞观宝翰亭中的复制碑长宽与原碑一般无二，惟碑身厚度相差3厘米，碑身与碑额、碑座镶嵌处也有3厘米空隙，怀疑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摹钩复制《晋祠之铭并序》时一时找不到同样大小碑料，见太平兴国碑字迹残缺，故而磨平宋碑摹钩唐碑。
太平兴国碑历经宋、元、明、清，民间百姓虽对赵宋有积怨，也仅是对碑有些敲剥。倒是文人墨客们对赵宋焚城戮民之举耿耿于怀，除明嘉靖年高汝行《太原县志》收录《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碑文外，其余雍正、道光、光绪等县志，以及嘉庆年所辑《金石萃编》都未再收录其文，磨平太平兴国碑也在情理之中。如今细观贞观宝翰亭复制碑阴，尚有字迹隐隐可现。
(责编 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