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少帅袁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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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军，1962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原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与应用力学系，1987年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空间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委派，赴德国宇航院力学研究所研修，33岁时被任命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神舟”号飞船系统总指挥、国际宇航联副主席。曾当选第十一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荣获总装备部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次飞行试验突出贡献奖、2001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五送“神舟”的“船老大”

1995年，年仅33岁的袁家军被任命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当时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正处于攻坚阶段。很多人都对这张年轻又陌生的脸孔发出了问号，他能行吗?

但袁家军得到戚发轫等老领导的大力支持，戚院长认为这个后生的确可畏，他不会看错人。袁家军一上任，一次大的考验就等着他――建设能满足飞船以及大型卫星总装、试验、测试一体化需求的国家专项投资重大工程――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

试验中心的建设规模之大、要求之高、建设项目之多、时间之紧、施工协调之困难，都史无前例。试验中心包含了飞船研制的十大重点试验室，难度最大的要数真空模拟器KM6，它是飞船上天前做太空摹拟实验的关键设备，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五大真空容器之一。相当于一个人造小太空，飞船只有在模拟的太空环境中逐一地“过关斩将”，才有把握上天“赶考”。其中最让袁家军头疼的是：KM6包括的大型空间真空容器、超大型空间环境模拟器、仿真转台灯，涉及材料、工艺、测量、控制灯很多学科的前沿课题，许多技术难题是从未遇到过的。

如果不能赶在飞船研制完成之前完工，后续的大型试验就无法进行，飞船系统的研制计划也会被打乱。同时，飞船的研制，袁家军也不能当甩手掌柜。此时，袁家军硬是从错综复杂的思绪中帮自己找出一条思路来，决定以KM6为重点抓中心建设，将责任落实到人，将质量目标层层分解到每个零部件，然后采取严格的试验程序和检验程序进行把关，每到一定的阶段，都进行专家评审，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对袁家军来说，那段时间，是对他体能极限的挑战。

当时，研制试验中心的建设与飞船研制的工作交叉进行，矛盾十分突出，“神舟”飞船返回舱又成为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研制中的最短线之一。1996年6月，袁家军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他走马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与研制人员制定出了长达5米的返回舱工作流程，明确了所有关键技术完成的交接点，每周一，在返回舱焊接现场调度会上，袁家军都千方百计把有关的院士、专家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能工巧匠请来做高参。

国外的统计资料显示，类似返回舱的结构正常加工时间一般需要18个月才能完成，但袁家军决心用10个月完成任务。

当时有人曾对此表示怀疑，“你说10个月造出来，我看18个月也不行。”

这话还差点让人言中了。到了最后半个月，还有一个多月的工作量没有完成。袁家军带领技术人员拼上了，许多小伙子索性连家也不回，就在工作间支上一张床，困了倒班睡，醒来继续干，终于完成了任务。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我们的飞船研制工作披荆斩棘，在风口浪尖上乘风破浪，就是为了给航天员铸造一个舒适安全之家。”这是袁家军对团队说得最多的话。袁家军以身作则，日夜与同事们奋战在生产线上，大家给他起了一个有趣的外号“船老大”。

1996年9月28日，中国航天史上第一艘飞船返回舱在袁家军和同事们的手中产生了，同事们把他们的“船老大”兴奋地抛上了半空。

值得航天人自豪的是，返回舱计划目标的实现扭转了飞船研制的被动局面，为第一艘无人飞船按计划发射赢得了时间，也把飞船系统管理的思路梳理出来了。

1997年11月，真空环境模拟器一次调试成功，试验中心也按计划建成，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城拔地而起，成为一艘艘“神舟”新星的孵化器。

问鼎长天志且坚

“神舟”一号、“神舟”二号试验发射之后，2000年4月，袁家军被任命为飞船总指挥，对这一角色，他自有点评：我从小向往充满梦想的职业，喜欢做有挑战性和具有冒险性的事情，它让人心跳不已。不是有句话么，玩的就是心跳！

飞船的研制和试验中心的建设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袁家军深谙“上下同欲者胜”的要领。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经营”好大家的情绪，创造最佳的工作气氛。一层一层的问题反映到他这里，矛盾在所难免，只有处理好这些矛盾，才能打造出一个团结协作的团队。

面对已进入倒计时的载人航天目标，袁家军身上的压力更重了，他要求科研人员做一切设计和试验都要有“载人安全意识”，全力以赴、精雕细刻，把每项工作做到零缺陷。

“神舟”三号的跨越很大，当时提出来的目标是要与载人状态一致，这个目标对袁家军所率领的团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必须把所有的薄弱环节都解决好。袁家军与同事们在处理这些薄弱环节的时候，觉得伞系统是个薄弱点。飞船从太空返回的速度是每小时上万公里，要慢慢地减速，最后实现软着陆，伞系统最关键。那时候他们的备份伞还没有装上，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神舟”三号就没法保证与载人状态一致。

从2001年1月17号开始，袁家军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当时马上要过春节了，他根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天天都在想，连散步都在考虑这件事情。过春节时，袁家军一个人悄悄来到了实验大厅，没想到竟有一百多人都在，刹那间，他的眼睛潮湿了！

9月30号，终于盼到“神舟”三号飞船进场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袁家军和伙计们心里刚觉得踏实一点儿，以为可以喘一口气了，飞船进场的第四天，却马上又进入了一个紧张的状态：竟然发现了穿舱插座的问题。当时袁家军与同事们一分析，顿时感觉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因为整个飞船3个舱有70多个这样的插座，如果全部要换上，整个就等于重新千。这对团队工作的进展无疑是雪上加霜，这里面还牵扯到飞船开大底的事情，很危险，而且要在飞船那么小的空间里操作、换插座，风险很大。袁家军与上级领导研究后。很快做出决定，推迟发射，重新设计生产，10月20号，袁家军率领指挥部撤场，回北京彻底解决问题。

袁家军带队伍回到北京之后，大家都感到非常丢面子。如何让队员们把挫折看成是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难得机遇，如何确保“神舟”三号圆满成功?如何做到万无一失？袁家军对每一个队员进行思想纠正，“严字当头，不讲情面”，他要求队员们要勇敢地面对各种挑战。

那段时间内，袁家军几乎跑遍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京内京外的所有厂、所，以及元器件生产厂家，现场拍板，归零疑点。

2002年3月25号，戈壁滩上一个难得的风和日丽的日子，“神舟”三号将于当晚10点15分启程。

当晚“神舟”上天时，袁家军绷得紧紧的神经丝毫不敢放松下来。在飞船飞上天试验的过程当中，要经历三个步骤：飞船生产、上天、回收。

4月1日，是“神舟”三号回家的日子。下午1点，袁家军已与160多名执行回收任务的队员浩浩荡荡地守候在内蒙古中部着陆场。

4：38分，从他们待命的西北方向突然传来“嘭”的一声巨响，凭着多次空投试验的经验，袁家军当即兴奋地对降落区指挥长夏长法说：“是抛伞舱盖的声音，伞系统已正常工作。”他的话还没说完，指挥车里便传来了技术人员的报告：“返回舱下降速度正常。收到飞船信标，回收3号发现目标。”

袁家军迫不及待地举起望远镜四处搜索着，由于风沙扬起，能见度不够，看不见那个让他望眼欲穿的返回舱。

“直升飞机目视返回舱，状态良好！”一听到这个激动的报告声，许多人都欢呼着蹦了起来。袁家军首当其冲地乘上直升机，十分钟后到达现场。

经历过挫折，更能体会到此时的成功是多么美妙与辉煌!那一瞬间，袁家军感觉蕴藏在内心深处禁锢了一年之久的巨大能量在不断向外进发，这种能量告诉他：一个成熟的总指挥和一支成熟的队伍，不仅要经历胜利的考验，而且要经历巨大困难和重大挫折的考验，从挫折和困难之中站起来的人，才是真正的无敌强者。

一辈子干好一件事

2002年9月，还不满40岁的袁家军第一次出席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的第五十三届国际宇航联大会，被推选为国际宇航联的副主席。当风华正茂的袁家军代表中国航天界出现在世界面前时，他年轻的面孔立刻成为各大媒体追逐的对象。

2002年10月2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50周年校庆．袁家军作为8万余名海内外校友的代表发言，他深情地说：“我记得一入校时看的第一部电影叫《驯火记》，俄罗斯航天事业的奠基人科罗廖夫给我的印象最深，也影响最大。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自己将要从事的航天事业，是这样紧密地与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希望相联，也决心将自己一生的理想锁定在蓝色的第四疆域。”

令袁家军自豪的是，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中国飞船的技术性能和环境控制越来越好，为实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四艘“神舟”飞船研制成功了，但作为总指挥，面对已进入倒计时的载人航天目标，仍感挑战十分巨大。在“神舟”四号飞船回收成功的第二天，飞船研制队伍就召开总指挥、总设计师参加的“两总”会议，商讨如何确保“神舟”五号载人飞行圆满成功。他们在过去的工作基础上增加了各种评审，包括对前4艘飞船进行全面评价、系统整理，对飞船的性能、可靠性、安全性进行再评估；对不能通过飞行评价的要在地面进行补充试验，不能有遗留问题：飞行产品必须保证无任何疑点。

“神舟”五号装船设备有696件，装船的元器件有8万多只，光是飞船上的电子结点就有7万多个，软件也有70多万条，是一个最复杂的航天器。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9个月内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其间偏偏还赶上了“非典”。那正是飞船研制最紧张的时候，生产进度一刻也不能耽误。一边是“非典”肆虐，一边是国家重任，严峻的形势面前，他们果断决定实行“封闭”工作，100多人的研制队伍从此一个月没有回过家。与此同时，另有一支40多人组成的队伍。封闭在北京郊外抓紧进行攻关试验。他们在白色口罩的“掩护”下如期完成进度计划。

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失事对袁家军的触动很大，他说：“实现飞天之梦的道路充满风险，在挑战风险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成功的把握越大，那么我们面临的风险就会越小。‘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飞了28次，久经沙场的成熟飞行器都会出现严重事故，我们的飞船只试飞过4次，这个相差十分悬殊的数字，其实就是悬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警钟。”

每当看到航天员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地进行各项训练，袁家军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么优秀的一个群体，岂容飞船研制工作有任何的闪失?袁家军动员一线的队伍一定要做到：零缺陷、无疑点、都放心。

2003年10月8日，是“神舟”五号飞船转场的日子。同时也意味着“神五”的发射进入了倒计时。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尽管已经经历了四艘“神舟”飞船的发射，但这次“神舟”五号的出征还是让袁家军心情激动又紧张。

10月8日上午11时，“神舟”五号飞船和火箭顺利实现对接。

10月11日“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缓缓驶向发射塔。

10月15日，整装待发的杨利伟微笑着，站在“神舟”五号飞船的登梯口向送别的亲人、朋友以及袁家军等同事和领导们频频地招手，袁家军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胜利返回地面。

两年之后，中国航天人又一次让世界为之瞩目，2005年10月17日4时33分，“神舟”六号飞船返回舱着陆。返回舱实际着陆地点距理论着陆点相差仅一公里。“神舟”六号共飞行115小时32分钟，飞行77圈，行程约325万公里。“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华民族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征程上完成的又一伟大壮举。

袁家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用顽强的意志和杰出的智慧，将“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成功”写在了浩瀚无垠的太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