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的栏目纪录片《塑料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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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4日，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这部由中国导演王久良执导的纪录片《塑料王国》在新晋纪录片竞赛单元获得评委会特别奖。“此次获奖的纪录长片《塑料王国》可以说是一个故事（长达81分钟），产业状况则变成了人物故事的一个大背景。”在潍坊农村长大的王久良称，《塑料王国》这部片子，是对“外国垃圾在中国的处理”这一基本事实的深度调查。这个项目整体来说新闻性很强，但是对于纪录片来说，电影的艺术性也很重要，他也一直遵守其创作准则。

《塑料王国》的开头是美国加州的一个垃圾回收部，成吨垃圾映入眼帘。2011年，王久良曾到访美国参观当地的垃圾回收企业，他惊叹于这其中机械化高效的作业方式。但负责人指着院子里的一个集装箱说：“那都是运到你们中国的。”为什么会流向中国？因为中国买主愿意出比别人贵两倍的价钱，买走它们。塑料加工在中国有着难以想象的庞大市场。

除了片中那些工人徒手处理垃圾的场景让观众震惊，为中国成了世界垃圾场而愤愤不平，还为中国农民谋生之艰辛而悲哀，用片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no money，no choice”。在片子的被访者看来，拍个照又如何，能解决问题吗？

王久良曾告诉记者，“如果你就盯着脚下那一块地方，你完全不知道你在中国。”他收集过一沓快递包装袋，上面地址、姓名、电话都在，可以按图索骥找上门去问：你知道你扔的垃圾去了哪里吗？王久良强调，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揭示所谓‘国际贸易’的虚伪性。洋垃圾进口中国，是一个你情我愿的、看上去公平的国际贸易，交易也是合法的。然而，我在加州做调研的时候发现，美方卖一吨未经分拣的废旧塑料是9美元，就连把这些废物运输到港口装船的费用都不够，是在倒贴钱。但是这9美元他们又必须收才能算作“国际贸易”，如果把垃圾免费给我们，就属于非法倾倒，是违法的。这种“贸易”逻辑简直虚伪至极。物资在国际的循环和流动，这是一个三角关系。西方超市中大量的廉价商品，其中有很多塑料制品，在使用后成为垃圾运往中国，就在坤（纪录片主角）这样的家庭工厂中进行回收处理，重新成为原料，然后投入新一轮的商品生产，再重新运回欧美。这个三角关系的底端两角――生产和回收――都在中国，顶端的消费在西方。

废塑料回收和废铜、废纸一样，是一项合法的再生回收资源。根据商务部的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4年是全国回收废塑料量的峰值，但也只有2000万吨，占当年消费量的22%。而这些被回收的废塑料价值1100亿人民币，超过废钢铁回收总价值的1/3，比废纸回收价值高出2/3。

据网易原生内容中心《数读》栏目调查统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塑料生产国和消费国，自2010年后生产了全球1/4的塑料，而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1/3。巨大的需求量使得塑料原料也成了规模庞大的必需品，其生产来源就包括了废塑料的回收加工。从国外进口一吨废塑料的价格只有进口塑料原料价格的三分之一，算上加工成本也只有使用原料的二分之一，对商人们来说，这显然是一门有利可图的大生意。根据环保部的数据，2009年全国进行废塑料进口加工的合法企业数量就有多达1600家，被批准的废塑料进口量达到1484万吨。

如果这些进口的废塑料都能得到合格环保处理，本身不成问题，但问题就出在违规处理上。2010年时，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曾到中国追踪废塑料回收加工线，当时他得到的官方统计数字是中国有6万左右的家庭式废塑料处理作坊，而在距离北京120公里的河北文安县，这个北方塑料垃圾的最大集散地，一度就分布有2万家。

很多类似文安县这种废塑料回收作坊被当地政府反复取缔，然而，关闭废塑料作坊、停止使用塑料制品的呼声显然不切实际，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身边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无法使用；同时，如果废塑料得不到有效回收处理，它们中大部分不是被填埋，就是最终被倾倒进了海洋。

从2012年到2014年，王久良生活在两家人的世界里。坤是中国山东沿海地区一家废旧塑料回收作坊的作坊主，彭是他的四川籍雇工。两家人靠“干塑料”谋生：把废旧塑料分拣、清洗、造粒，然后卖出去。他们在作坊里工作也在作坊里生活，包装袋、海报、快递单、腐烂发霉的牛奶盒、医疗回收垃圾……

他们正是纪录片的主角。不到三十岁、自称“老农民”的坤，会把压制成型的塑料粒放进嘴里，用牙轻轻地咬，以品鉴其成色；他勤勉、吃苦，身体坏了也不去医院，怕查出毛病影响生计，却能兴致勃勃去看车展。

坤看不起彭，因为彭喝酒，不能让孩子上学。彭的妻子在与作坊一墙之隔的菜地露天生产，诞下家中第5个孩子。十天之后，还是在垃圾堆旁，趁着分拣垃圾的间隙，彭的妻子哺乳那个出生没几天的新生儿。

被歧视的彭一家几乎不设防，但进了彭家，还必须过坤的关。王久良对坤说，我不是记者，我不想揭黑，我只想知道你们怎么干这活；第二，我对彭一家感兴趣，他四个孩子都不上学，我想拍个教育题材。王久良让坤抄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在小作坊附近租住了一年半。必要时，王久良跟彭、坤一起干活。他右边眉毛的眉心处有个疤，那是氯中毒留下的痕迹。

有一次，彭带孩子在污染的河沟里捞十厘米长的死鱼，坤的母亲拿去把鱼炸出来，分给彭家一碗。两家大人孩子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大快朵颐。在阿姆斯特丹放映时，有人问王久良：“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这鱼不能吃？”

王久良回答：“如果孩子捞鱼，我会制止。但他们父亲跟着。坤的母亲做的鱼。我不能说‘这鱼可能有毒’――你说‘有毒’或‘污染’，他们认为你看不起他们。我当时说，这鱼可能不干净。他们说没事，洗干净就可以了。其实我也吃了。”

在《塑料王国》最后的成片里，没有出现“污染”两个字。王久良相信，当人们看到依姐捧起漂洗塑料的污水洗脸时，一切自会明了。

“我并不反对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只是不能接受废旧塑料加工业在国内的现状。”只有想起在院子时的日子，王久良对于那些人的认同才一度超越了对这个产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