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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信息化驱动下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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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深入了解信息技术与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内部机理,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和能力理论相结合的视角,分别从变动机制、变化方向和两者之间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总结和回顾了国内外关于信息化驱动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研究成果,并指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三个重要问题:交易费用和组织能力在决定企业规模边界变动中的作用问题;企业信息化建设不同阶段规模边界的变动问题;该研究主题的情境化问题。后续研究要重视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基于我国文化制度背景下考察企业信息化行为与规模边界变动之间的关系,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用机制和运行规律,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

[关键词] 信息化;企业规模;规模边界变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B

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各领域信息化建设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关键举措。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企业在信息化进程中起步虽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发展速度却很快。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困扰西方家多年的信息技术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开始在国内显现。例如,许多国内企业虽然引进了信息化平台,但是成功应用的却不多;许多企业开展了电子商务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但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却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就在于技术的改变势必要求企业的组织形式随之发生相应地变化以适应新的工作流程;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必须要与人力资本相适应才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生产绩效。这其中,信息化驱动下的企业规模边界如何发生相应的变动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该问题研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要有两种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能力理论,它们各自对此作出了独立的解释。交易费用理论秉持的是效率至上观,以成本节约为原则从交易方面来考察企业的边界问题;而能力理论遵循的是效益优先观,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从生产方面来分析企业的边界问题。新近的研究则指出,这两种理论对企业边界的研究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既需要成本最小(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也需要收入最大(能力理论的观点),而企业边界的合理变动正是服务于这一终极目标的。这就有必要将两种理论相融合以对企业的边界有更为系统和完整的认识。为此,本文将遵循该建议采取两种理论相结合的视角回顾与评价当前国内外关于信息化驱动下的企业规模边界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以期对此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解释。

一、信息化驱动下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机制

关于企业的规模边界如何确定,既有的研究主要从交易费用理论和能力理论两个视角给出相互补充的解释。曾楚宏和王斌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交易费用理论将企业和市场看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治理结构,前者产生组织成本,后者产生交易成本;一项活动到底是在企业内部完成(自制)还是从外部市场中购买(外购)取决于两者成本的比较――当利用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利用企业组织的边际成本相等时企业的最优(规模)边界就得到了确定。而交易成本水平受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这三个因素所决定:当交易所需的关系性投资的专用性程度越高,交易双方的信息越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越盛行,则交易成本就越高(威廉姆森,1985)。能力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抽象的制度形式,而是由许多有着异质性生产能力和成本的企业所构成的集合体。一方面,企业在边界内从事着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活动;另一方面,企业又跨越边界与外部其他企业建立联系以获取自己所需的但被其他企业所拥有的能力来完成整个价值增值活动。因此,企业的(规模)边界由其在内部创造所需能力而产生的成本与从其他企业购买该能力所产生的成本相比较所确定。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开展信息化建设之后原有的交易成本水平和能力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进而导致其规模边界发生相应的变动?Afuah、郑军等研究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林毅夫等(2003)指出:“信息化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与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各部门扩散的基础之上,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过程”。信息技术作为当今最为先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技术,包括一系列广泛的把个人和信息系统相连通的通信媒体和设备。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能够产生信息效率效应和信息协同效应(Dewett&Jones,2001),从而为企业节约了处理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也让信息被更多的人所共享和利用。Afuah的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所需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减轻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郑军也明确提出,信息技术的两种效应会引起企业知识组成与知识结构的变迁,二者共同导致技术分离接口的位移,使生产过程中技术分离实体被重新划分,进而造成整个能力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Tushman和Anderson更是言辞确凿地强调,面对激进的(信息)技术变革,企业现有能力不仅可能已经过时,而且还可能成为阻止其寻求更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障碍。

从上可知,既有研究基本上遵循“信息技术(信息化核心)――交易成本和能力――企业规模边界变动”这样一条分析思路来探讨信息化驱动下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作用机制,从而能够将两种理论观点(交易费用理论和能力理论)进行很好地融合。由此而生的一个新问题是:企业运用大量的信息技术之后其规模边界到底朝哪个方向发生变动?扩大,缩小,抑或不变?

二、信息化驱动下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方向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市场交易成本而言,企业开展信息化活动更有利于节约内部协调成本,从而促使纵向一体化程度提高,规模边界进一步扩大。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信息技术应用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节约幅度更大一些,从而促使企业将更多的活动交由市场去完成,导致规模边界缩小。还有一种整合性的观点指出,信息技术应用不仅直接对企业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都产生节约效果,同时还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能力结构和水平进而间接影响两种成本的节约效果,至于最终谁的节约幅度更多一些,以及由此导致的企业规模边界的变动方向,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而言,在信息化驱动下,如果交易成本的节约幅度大于协调成本的节约幅度,那么企业的经济活动将更多地透过市场进行,从而规模缩小;反之,企业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下面,我们对以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更为细致的阐述。

(二)企I的组织特征

1.企业类型。按照生产要素的不同,企业可以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开展信息化建设普遍使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之后,会对其规模边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国内学者曾楚宏和林丹明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对比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在组织结构、信息处理、技术特征、生产成本和协调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发现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组织特征更利于其应用信息技术之后大幅节约内部生产成本,从而其规模边界发生扩大;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组织特征则更利于其应用信息技术之后大幅节约市场协调成本,从而其规模边界发生缩小。Parmigiani和Mitchell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当企业掌握大量的知识和技能时,通常会采用联合资源的方法,即自己生产和外包并存的形式。研究显示,一些公司经常是为了知道如何运作而采取亲自生产的方式,但当他们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时,就可以采取部分外包的方式。

2.组织结构。Brynjolfsson和Hitt和汪淼军等在分别考察美国和我国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的绩效时不约而同地提及,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适合的组织结构与信息技术相匹配,以使其作用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同样地,企业的组织结构特征不同,也会影响信息技术对规模边界的作用。林丹明和曾楚宏基于Afuah的研究构建了一个信息技术在组织结构的调节下影响企业纵向边界变动的分析框架。其分析指出,企业的专业分工程度、组织分层程度、正规化程度和分权程度越高,信息技术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效果越明显。因此,企业的组织结构能够强化在信息化作用下规模边界的变动趋势。

(三)外部环境特征

外部环境也是对企业信息化行为和规模边界变动两者之间关系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只不过,它是通过影响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进而导致其规模边界发生相应的变动的。Lee和Groveer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应用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与企业规模缩小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越剧烈,它就越有可能开展信息化建设以应对外部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并通过“外购”而不是“自制”来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提高效率。Pinsonneault和Kraemer也强调,当企业面对强烈的外部环境压力时,高层管理人员往往采用裁员等激进的改革策略以减少运营成本和增加效率,并专注于改变组织结构和工作系统。这种裁员策略会通过信息技术深入组织的层级和职能部门而加强,最终使企业的规模朝缩小的趋势变动。

四、简短的评论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关于信息化驱动下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研究重点已从结果导向(关注规模边界变动的方向)转为过程导向(关注这其中的作用机制),理论基础也由单一的交易费用理论或能力理论转为两种理论相融合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仍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亟待加强。一是交易费用和组织能力在决定企业规模边界变动中的作用问题。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认同两者共同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两者各自独立发挥的还是有主有次、相互影响?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答案。二是企业信息化建设不同阶段规模边界的变动问题。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耗时耗力的阶段性过程。现有的研究将其划分为信息化初级阶段、信息化内部集成阶段和信息化网络化阶段,每一阶段企业主要采用的信息技术、要达成的目标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各不相同,由此必然会导致规模边界的变动方向存在差异。而只有完整地刻画出企业规模边界在信息化不同阶段的变动轨迹才能对这一研究主题做出最全面的揭示。三是该研究主题的情境化问题。林丹明等的研究发现,中西方企业在大量引进信息技术和设备之后其规模边界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变动,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文化、制度、环境等情境因素差异极大。为此,后续研究要重视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基于我国文化制度背景下考察企业信息化行为与规模边界变动之间的关系,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用机制和运行规律,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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