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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去听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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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已经来临。这不仅在说室外的温度,也在说音乐的热度。进入暑期以来,各式各样的音乐节、音乐会使北京的夜晚热闹非凡,其中最具人气的要数“音乐教育领域的奥林匹克”――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以下简称“音教会”)。池州、会宁、鄂东等地民歌都如愿以偿来到了音教会的国际大舞台,只是在世界听到它们的声音后不久,它们的乡民将淡忘这些即将仙逝的古老旋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也是中国音乐教育的悲哀。与中国地方的民俗音乐状况相反,“舶来品”西方古典音乐倒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追问参差多态

作为交响乐的爱好者和教育者,笔者有幸参与音教会,也亲历了以交响乐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从1906年李侨担任 “直隶学务公所附设音乐体操传习所”负责人,将西方交响乐从日本带回中国以来,已经百年有余,中国原创的交响乐作品已达1500余部(首)之多,各省市相继成立了44个职业交响乐团。与交响乐听众锐减的古老欧洲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听众对西方音乐文化的需求增强,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走进音乐厅欣赏交响乐。其中,北京、上海、广州的市民需求增幅最明显。

据北京市演出协会统计,2009年北京市演出收入近10亿元,观众达1167万人次,音乐类演出观众人次最多,占到全年观众总人次的24.76%。以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为代表的多功能综合剧场中,歌舞剧、音乐会等高雅艺术演出场次比2008年增加了46%,收入达4.62亿元。

然而,二、三线城市的音乐演出市场却不尽如人意。各省的交响乐团都处于起步阶段,生存状况忧喜参半,一些中西部省市甚至没有规模和设备达标的音乐演出场所,更谈不上演出市场的繁荣。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政府的发展观念与教育理念。

赵汀阳曾经严正地提醒我们,政治必须包含两项最重要的内容:一是利益,一是文化。政府的重要任务是为大众和政府谋求经济利益,而人的欲望决定了利益追求的永无止境,文化必须承担起弥补欲望缺憾的重任。在某些时期,文化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利益。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不仅政治的重要任务,也是城市参与竞争的软实力体现。在城市的名片上,不仅需要标志性建筑来代表当地的经济水平,还应有诸多的文化因子来增加城市的活力与魅力。

在纽约、波士顿、维也纳、柏林、慕尼黑、巴黎、莫斯科、米兰、东京等国际大都市,都有以城市名字命名的交响乐团。乐团在宣传城市的品味与文化上,功勋卓著,为城市发展带来长期的益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做成了品牌音乐盛宴,赢得了全球的关注和认可。这种影响力是GDP与几栋标志性建筑无法企及的。

经济利益的获取只能带来部分的满足感,生活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幸福,而幸福的重要来源之一便是文化。很多执政者和教育家似乎没有看到或者有意忽视音乐的重要性。号称培养精英人才的中国高等院校,有几所还坚持音乐的审美教育?即便在中小学,音乐课又有多少不是在走形式?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郭声健认为,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音乐教育的非艺术化的倾向,即中小学音乐教育没有很好地突出音乐艺术的特点;二是中小学教育的专业化倾向,即中小学音乐教育没有针对中小学生的特点。

因此,学生对音乐的态度上也容易走上两个极端,要么将它视为一门普及性的知识,而非艺术;要么将它视为一门专业和可能的职业方向。音乐并没有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没有成为净化心灵和提高艺术素养的通道,而沦为一些人的 “甜点”与另一些人的“手艺”。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全盘否认中国的音乐教育。在这届音教会上,北京青少年爱乐乐团、北京八一中学金帆管乐团登台演奏,让外国音乐教育家们看到中国人对音乐的领悟。北京代表了中国顶级的演出水准,自有其成功的经验。王小波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他的话不准确,但参差多态的音乐现状的确有利于窥视中国音乐教育的问题。从好与不好的对比中找出经验和教训,中国音乐的发展也许能通向美好之境。

必不可少的经验

北京的音乐演出市场不仅优于二三线城市,其创造的经济效益甚至超过了上海、广州,成为一枝独秀。北京拥有中国最优秀的音乐教育队伍和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市民。这是形成音乐市场繁荣的重要背景,却不是充分条件。笔者认为,以交响乐为例,对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改进只是一方面,交响乐的发展还必须具备三要素:硬件设施的完备;优秀交响乐团的组建以及观众的教育和培养。

精彩的剧目必须有相匹配的剧院设施,否则艺术效果无法充分展现。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大环境里,各地剧院、音乐厅都引入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相继提高场地价格。乐团与剧院、音乐厅之间就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一方面乐团因为昂贵的租金无法进入当地音乐厅演出,一方面剧院、音乐厅却常年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音乐作为文化市场的重要内容,并不能纯粹以市场化的运行方式来对待。大多数地方乐团处于“生而不活”的状态,地方财政的支持也半遮半掩、羞羞答答。《音乐周报》总编白宙伟指出:“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并不等同于市场化,更不意味着将其彻底推向市场,由其自生自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与市场形成了多元化关系。因此,剧院、音乐厅的租金定价也需要区别对待,即一部分市场化的演出场地完全放开,另一部分政府拥有的场地可以用来为市民提供具有公益或半公益性质的文娱活动,这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北京剧院、音乐厅的设施相对完备,场租费不菲。但是文化管理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对平民化的音乐会,减免场租,为市民进入音乐厅降低门槛。而对另一些相对火爆的场地,适当提高场租。根据现实情况做出灵活调整,使北京大型的音乐场所能够兼顾商业盈利与公共服务功能。

解决了场地的问题之外,音乐市场需要优秀的乐团,需要高水平的乐手。吸引和留住人才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好的经济条件和体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是少数几家能够得到国家资助的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每年财政拨款为620万元。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表示,作为庞大的事业单位和拥有近百名乐师的交响乐团,拨款用来发工资等便已穷尽。其他的费用支出更是捉襟见肘。1997年中国交响乐团的体制由原来国家资助的“铁饭碗”变为聘任考核制。乐团每年举行多次不同风格的音乐季,演员实行考核上岗、末位淘汰制度。目前,中国交响乐团每年的演出达到百余场,不仅演出场次增多,演员的收入和演奏水平也得到提升。

在商业演出之外,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每年都安排专门的场次为大学举办普及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在推出商业演出的同时,定期向市民推出免费音乐讲座和价格低廉的高水准音乐会。此外,由中山音乐堂和北京音乐厅共同担当的“打开音乐之门”系列活动已经开展10余年。文化管理部门利用寒暑假的时间,为市民尤其是学生普及音乐而上演的音乐盛宴,演奏的曲目从古典到流行,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内容风格多样,受到听众的广泛赞同,为交响乐这类高雅艺术和大众生活相结合,使交响乐飞入寻常百姓家创造条件。

在今年3月的中国交响乐峰会上,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总监王洪波描述了中国交响乐的现状:一场交响乐音乐会“能坐1000人的剧场,送出2000张赠品,最后还是只有一半的上座率。”虽然北京在交响乐的大众教育和市场培养方面已经成熟,却难掩中国交响乐尴尬的生存现状。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这位来了100多年的客人依然显得很陌生、很遥远。只有为民众认知、得到民众认可并能都引导民众朝向更优质的生活的艺术品,才能带来艺术市场的持续繁荣,交响乐也是如此。

据悉,第29界世界音乐大会并没有向公众开放,音乐教育界的专家们依然还在象牙塔内高谈阔论音乐与人生的诸多关系。音教会上高水准的音乐会虽然乏人问津,却依然保持着严格准入的姿态。对于那些希望去音乐里寻找凉意的听众而言,不能不说遗憾。(作者系天津音乐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