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日学生办刊风潮与期刊畛域的重新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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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留日学生期刊异军突起，他们输入并接受了日本化的欧美期刊话语体系，以此为思想资源，重新厘正了期刊概念，放弃了之前来华传教士报刊不分的做法，“报刊分离”逐渐成为了此后出版界的主流。西方传教士所谓的期刊概念及其中国化的做法遭到留日学生的批判，两者的此消彼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杂志界话语权的悄然更替。
关键词：留日学生期刊；杂志；报刊分离
现代汉语中的“期刊”与“杂志”是近代学人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源自Magazine等英文的中文译名。“期刊”与“杂志”不仅在名称上存在差异，更为核心的是，其内涵亦存在着重大分歧，其流变与特定的留日游学等历史语境有关。
一、晚清学人留日游学与日本化欧美期刊话语的输入
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流亡海外，国内青年学子开始大量出国留学。在海外期间，梁启超等人学习日本及欧美3）k的新闻学著作。譬如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原在1899年出版，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这是日本第一本新闻学著作，也是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译本。梁启超曾在其著作中提及该书：“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预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郑贯公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报刊活动家，他对松本君平倍加推崇：“日本文学博士、东京政治学校校长松本君平氏，曾著《新闻学》一书问世。足见办报一业，须有一种学问。”这些新闻学著述成为当时中国学人的公共思想资源，为其广泛引用，如《国民日日报》创刊词称，“以吾《国民日日报》区区之组织，詹詹之小言，而谓将解说‘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则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颂新闻记者），诚未之敢望。”
同时，当时中国学人非常关注日本期刊界的出版近况。卫种认为，“就日本之杂志而论，每月所刊行者，计百数十种，其种类不同，而结构各异，其程度不同，而深浅各异。”张国溶指出，“今欲就日本所有杂志而略举之，则如宗教、如政治社会、如法律、如农工商、如医学、如普通科学，皆有专门杂志。又如少年、如女子，此类杂志亦不下于数十种。下而至于围棋、园艺、薄簿记、海事等，虽一物一名之微，亦莫不月出杂志，以阐发新理而助之共同。”在他们看来，期刊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各个方面的进展中居功至伟，“上者足补学士专家之推理，下者以供妇人孺子之诵读，其势力与教育相为表里，其普及较他书尤广也，其影响较他书尤大也，其民德民智民力之进步不已者，未尝不因乎此”。
在日本乃至欧美新闻理念及事业的影响和刺激下，基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留日学生积极呼吁创办期刊，以此改善中国现状。譬如《云南杂志》同仁认为，中国救国有两种途径：兴办学校和创办新闻、杂志。由于学校虽是王道，但效果缓慢，一时难以普及，此外中年以上年龄的人士又没有时间就读学校，而新闻、杂志“以文明高尚之思，环球治乱之故，日日裸聒其耳，刺激其心，使阅者如亲承恳切之教，心领神会，如足履文明之土，耳目一新。薰习既久，潜移默化，其功之伟，真莫与京”。《湖北学生界》同仁也认为国民资格的培育必须依靠其知识体系的重新梳理，而学校与报纸在其中缺一不可，“几有功力平均”，“以吾中国现势衡之，报纸其尤要哉”。这里所说的报纸实际包含了杂志，即“学报”，“同人为是学报也，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
此时留日学生所主张的期刊概念，主要是转道日本而来的欧美期刊话语，而非来华传教士所提倡的期刊中国化观点。《中国日报》的创刊词介绍了中外报刊出版情况，指出国内的中文报刊发展尽管有三十余年，分为日报、旬报，报社数量多达数十家，报刊分门别户，但“不能兼二者而有之，致体制各殊，阅者未能并蓄兼收而窥垒豹，不无余憾”。相比之下，海外报刊界对日报、期刊分工明确：日报按日发刊，尽管在时间上有早报、晚报之分，但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风闻纪事，不暇辨乎伪真；采录市情，藉以便于商贾，即街谈巷议，俚语鄙言，亦皆随闻备录”；即使期刊分为五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甚至是季刊，出版周期有所不同，但其要旨“大都纪事务求的确，立论责乎崇伟，琐言须从删减，要事概辑齐全，有益时务之书不妨附刊，旁观问答之信亦可节登，或且编辑专门，藉长见识、学问”。这其中，近代来华传教士期刊中国化的努力不仅被他们轻轻放过，不加理睬，并且其做法，即报刊不分的理念亦招致留日学生的批判，两者的此消彼长足以显示其在杂志界的主导权更替悄然在发生。
二、晚清期刊畛域再界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20世纪初，中国学人对晚清期刊出版情况多有反思。梁启超在回顾中国报馆沿革时指出，“其发达之迟缓而无力，独未有如中国之报馆者”。19世纪末，国内期刊出版与报纸发行二者相比，其“更不足道”，譬如《格致汇编》内容局限于科学领域，未涉及其他方面，并且只出二十八册就停刊；又如《万国公报》的宗旨“多倚于教”，“于政治学问界，非有大关系焉”；即使是引领时代风气的《时务报》，“冷日检阅其旧论，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当然，梁启超回顾并不止于此，他还对当时国内期刊出版作了简单介绍，认为虽有新气象，但依旧迟缓无力，“上海有所谓《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报》《中外大事报》者出，皆颇阐新理；视《时务》有过之无不及，然当中国晦盲否塞达于极点之际，不为学界所欢迎，旋兴旋废，殆无足论。客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可珍诵，然实不过丛书之体，不可谓报。《国民报》《开智录》，亦诤诤者也，而以经费不支，皆不满十号，而今已矣。”
在对晚清期刊史的回顾和反思中，杂志作为日本化的期刊概念构成了当时学人分析问题的思想资源。晚清学人所说的杂志一词，是指区别于用于报纸之类的出版物。据有关学者研究，“杂志”一词早在我国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后传入日本，后者于1865年开始使用该词，20世纪初又从日本反馈到中国。国内最早使用杂志一词的是杜亚泉在1900年创办的《亚泉杂志》，“亚泉学馆辑《亚泉杂志》，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其目的盖如此：然记者自料非能副此目的者，且区区杂志，讵足当此目的，惟冀为他日艺林中之一片败叶也。”学报亦是杂志的一种，即侧重学术内容的期刊，据梁启超称，“泰西日本诸国，其关于学术上之报章特盛，各种科学，莫不有其专门之杂志，且每一科之杂志，动以市属百数计。我中国前此则杂志既寥寥，即有一二，而其性质深复杂不明，政谈学说，庄言谐语，错杂于一编中，而纯粹为学术上之研究者，未有一焉。”
对于何为新式的期刊畛域，梁启超率先作了理论阐述。在他看来，日本所谓的杂志，即为丛报，包括旬报、月报、来复报等，它们搜罗极为广博，门类极为繁杂，“如政治，如理财，如法律，如哲学，如教育，如宗教，如格致，如农工商，如军事，如各国近事，如小说，如文苑，如图画，如评骘各报，无一不载，而其选择又极严。”郑贯公也指出旬报等杂志“搜罗既广，议论亦详”，其体裁“与日报异”。范t则认为期刊作为“社会之公共教科书”，具有劝诫教化功用，“无论上流、中流、下流以暨种种之社会，其知识之一般大都取资于杂志报章者居多，新事新理新物之研究之表见之发明无不先睹于杂志报章。一纸飞行万众承认，迨至学校之中采人教科书，则其行用于世界，固已久矣。若夫主持舆论，阐发政见，评议时局，常足为一国前途之导向方针也，砥柱也，皆杂志报章之天职也。”其与报纸的界限更为复杂，在体制、宗旨和功用上各有不同：期刊重在评论，“取而综核其本末，说明其理由，骘断其是非”，而报纸于“消息贵广远而灵捷，记述贵详尽而精确”。因此，“杂志报章之所有事，随每日新闻之后尤有关系于社会而为所欢迎者矣”。
应指出的是，对期刊畛域的界定，更多是表现在期刊创办实践中。综观20世纪初创办的留日学生期刊，期刊数量高达九十余种，但这些刊物在命名上大多不使用“报”，如《开智录》《汉声》《浙江月刊》《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等，并且在发刊词或征稿简章中多自称为杂志或学报。《浙江潮》称：“近顷各报其善者类，能输入文明为我国放一层光彩，虽然国立于世界上必有其特别之故，以为建国之原质有，万不能杂引他国以为比例者。本志负杂志之资格，其搜罗不得不广，然必处处着眼于此焉。”《云南杂志》有言：“呜呼，云南杂志！云南杂志！！是云南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日之救亡策也；是故乡父老引领翘足朝夕期待者也，是留东同人枯脑焦心日夜经营者也。”而那些以报命名的部分期刊，亦宣称要遵循杂志的体例，如湖北《教育新报》：“乃将一月一发现于五千年问学绝歇、光明罅隙之交，故以日本教育杂志例之。”于是，随着留日学生期刊在20世纪初的大量出版和广泛传播，其关于期刊概念的重新界定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观点，相比之下，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期刊概念及其中国化的做法遭到批判，日益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