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越”经典《西厢记》解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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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西厢记》创作于1955年。从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首演至今，已出现了5组演员的演出，是一个历时半个多世纪而不衰的经典剧目。事实证明，有的剧目尽管能在当时打响，却未必能在舞台上留得下来、传得下去。这里说的“留”、“传”包括两个方面――其表演艺术在一代代演员中得以传承；其艺术魅力和观赏价值被一代代观众所接受、所喜爱。经典剧目是永远活在舞台上的。

越剧改编《西厢记》的贡献

要在现代舞台上对王实甫的名著《西厢记》进行演绎，要使这部古典名著被现代观众所接受，必然要进行改编。历史上，曾出现过昆剧、京剧、川剧、豫剧、越剧等不同的改编本。对于名著的改编，当然不必定于一尊，可不拘一格、各显神通。改编者出于不同的创作诉求，会对原著作出不同的解读和演绎，然而改编出来的作品确有高下成败之分。

在越剧《西厢记》诞生之前，京剧《红娘》曾受到不少论者的批评。许多人认为，这出由红娘充当主角的戏歪曲了人物，让红娘成为主宰，让莺莺、张生变成受人摆布的木偶，且塞进了一些庸俗甚至黄色的糟粕。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编演的《西厢记》以张生为第一主角，在专家中引起截然相反的评价――肯定者赞不绝口并授予其“中国戏曲学会奖”，批评者认为它“砍掉了原著情节中许多精华”，“明显地削弱了原作的美学力量”。（东方菁《真〈西厢〉，还是名著改编的错位》，《上海戏剧》1994年1期）这场争论已过去了十多年，如今再看这部作品，这个改编演出确实存在明显的“硬伤”。

名著的改编，必须把握作品的主旨，体现原著的精神，发扬其思想艺术精华，这是改编成败的关键。“上越”《西厢记》经过创造性的改编，在体现原著精神上达到了较为准确、完整和深刻的高度。

首先，王实甫《西厢记》是以莺莺为重心的。用金圣叹批《西厢记》的说法是：“《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崔莺莺。《西厢记》写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非一般君子淑女的欢爱可比，而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封建社会上层的一个叛逆女性形象。“上越”改编本坚持依照原著，聚焦于莺莺，集中写好这个处在矛盾中心、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改编本中的第9场“寄方”，也即莺莺借开药方之名订下两人幽会的戏，是其他改编本所没有的。原著对此也是涉笔简略，而是把重点做在了“佳期”上。当年袁雪芬研读原著时感到，“佳期”只是事件的结果，而莺莺跨出“这一步”的思想矛盾与心灵搏斗，应被充分挖掘、着力表现――这是完成全剧主题、塑造莺莺形象的关键所在。于是，她建议编导删去“佳期”，增写“寄方”。

“寄方”这场戏十分出彩。它对莺莺在迈出人生关键一步之时的心理负重与性格矛盾表现得回环往复，忽翕忽张，摇曳多姿。一开场，莺莺对赖简引起张生病倒深感内疚，同时抱怨张生不懂自己心事，于是欲以兄妹名份探望张生。由于红娘的到来，她没有去成，这是一个周折。在得知张生病重时，她情急之下借开药方为名自定佳期，这是个更为大胆的举动。接着，老夫人要她等郑恒来完婚，莺莺愤懑不已，决意冲破罗网。然而她并没有采取行动，却要等待去送“药方”的红娘回来商量，这又是一个周折。红娘来了，一向背人行事的莺莺又不肯启齿，忽然违心地说要去睡了，这再是一个周折。知道小姐秘密的红娘坦诚直言，使莺莺终于明白这位老夫人派来“行监坐守”的贴身丫头，原来是成其美事的同情支持者。于是她开始行动，但少女要去会情人的羞涩、怯弱、忐忑又使她行而又止、欲进还退。这一步是那么得不易跨出，但莺莺终于还是跨出了。

“寄方”成为揭示莺莺性格发展的重场戏。它工笔精绘，写出了情，写出了戏，写出了人物的具体性、复杂性和真实性，令人信服，令人同情，令人共鸣，对于彰显作品的思想意义、加强莺莺形象塑造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西厢记》的结局处理是改编中向有争议的问题。原著第5本写了张生中了探花，“白衣”最终戴上了“乌纱”。莺莺居然对考中回来的张生说：“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张生做官，完全符合了老夫人“我家三世不招白衣女婿”的要求；莺莺的表白，也与向来看重相国家声的老夫人如出一辙。一直与老夫人作抗争的他俩，最后竟是按老夫人的意愿，用金榜题名来改变张生的社会地位，最终实现两人的洞房花烛。这个结局，与前4本所表现的张生、莺莺的思想行为是违背的、矛盾的。王实甫虽是门第制度、科举制度的反对者，但他在作品中不得不安排张生做官回来解决问题，违反了自己反对的门第观念。这是他受到历史和时代环境的局限。以今天的眼光分析，王实甫给出的人物结局，对于主题的表达和完成只能起到消极的作用。

后人在改编时，对这一结局采取了“改写法”。前苏联曾用《倾杯记》的剧本改编演出《西厢记》，以莺莺与红娘私奔至草桥店与张生相会作结。可能是受了这个改编本的影响，有一个京剧本子将结尾处理成张生落第、回到蒲城，老夫人当然不肯将莺莺许配给他，莺莺于是和老夫人决裂，与张生并骑出走。但问题在于，王实甫写的莺莺是一个在封建礼教倾轧下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莺莺，这个京剧本让莺莺私奔出走，并不符合原著揭示的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已不是王实甫笔下的这一个崔莺莺了。

越剧改编本并没有用“改写法”，而是用了“舍弃法”――即以“长亭分别”作为全剧的结束。它遵照原著精神，着力渲染了莺莺和张生难舍难分的深挚情意，并将他们与老夫人的对立与冲突贯穿到底。

越剧《西厢记》着重表现莺莺、张生对老夫人逼试的不满。由于木已成舟，老夫人不得已答应将莺莺许配张生，但要张生立即上京赴考取得功名，因为“我家三代不招白衣女婿”。对此，莺莺、张生虽没有当面抗争，但内心深为不满。两人话别时，莺莺黯然神伤地说：“我未送行先防你去，你未登程先约归期”；张生忿然说：“却不料合欢未已愁相继，顷刻间拆散鸳鸯分两地”，对活生生拆散他们的老夫人加以控诉。另外，越剧《西厢记》还表现出莺莺对爱情的追求胜过功名富贵。老夫人对张生讲得很清楚，他得官回来才能与莺莺成亲，否则休来见她母女。而莺莺的态度截然相反：“若能够长相守花开并蒂，不胜似轻别离状元及第”，叮嘱张生“你却休要金榜无名誓不归”。强烈的对照，尖锐的对立，烘托出莺莺对功名的轻视，这无疑是她叛逆精神的精彩一笔。

莺莺送走了张生，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戏并没有作出交代。这没有解决的戏剧矛盾留给了人们深长的悬念。这种舍弃“大团圆”的结局，在主题思想上比原著显得更突出。慎重而又积极、尊重而不拘泥，创造而不变原著的精神实质，这是“上越”《西厢记》的成功之处，对于当今改编名著同样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