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龙”起源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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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龙是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特殊现象。西辽河地区崇尚龙源于崇尚野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在整个崇龙系统中，自身就有起源-发展-成型的演进轨迹；通过考古研究发现，龙早期是雌雄两个系统并行发展的。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25-06
[收稿日期]2011-12-02
[作者简介]薛志强，男，大连大学韩国学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西辽河文明起源。（大连116622）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龙”的起源及发展，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觀。在中国文化史及文明史上，当然也具有特殊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有龙就有中国人；同样，哪里有中国人，哪里也就有了龙——这一起源于早期巫术觀念的灵物，在中国文化中一脉相传，几近万年，最终取得与“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皇权崇拜”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强大的向心与凝聚作用，这一文化现象，亘古仅见，举世无双。
目前，在中国南北各地的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诸多龙迹：较早阶段的有河南濮阳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用蚌壳摆塑的龙；安徽含山距今5000年的凌家滩墓地出土有玉龙；湖北黄梅县距今5000年的遗址中也发现有用河卵石摆塑的龙；属于良渚文化的瑶山墓地还出土了龙首形玉镯。到距今4500年左右，陕西北首岭遗址中出土有彩陶类龙纹；山西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出土有在陶盆内底彩绘的盘龙纹等。这些龙迹，主要分布在中原及江南地区，而西辽河地区发现的龙迹，无论是数量、造型还是分布范围，都明显地表现出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差异性。
随着中国考古学中早期的龙迹越来越多，相继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一是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龙”是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在起源阶段，它的主根、直根究竟为何物？--是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客觀条件及物质基础，那么，龙起源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是什么？三是原始龙从起源、发展到最终定型，它的演进轨迹如何探讨？四是龙在起源的早期阶段，其发展究竟是单一系统、两个系统抑或是更多系统等等。这些问题，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考古资料中是很难找到答案的，而在西辽河地区，我们或许能够凭借着丰富的考古资料，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线索。
二、西辽河地区“龙”起源的几个特点
首先，我们要对所讨论问题的范畴大体做一个时空界定：在时间上，以距今8200年-5000年为限，在这一时段内，西辽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年-7400年）、赵宝沟文化（距今7200年-6400年）、红山文化（距今6600年-5000年）。这些文化，横向有交错分布；纵向有传承关系，因而学术界称之为“红山诸文化”或“红山系列文化”。这些文化，加上其后的小河沿文化（距今4920年），也被中国考古界视为中国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可资借鉴的一把时间标尺。”
在空间上，西辽河地区涵盖辽宁朝阳、阜新地区及内蒙古赤峰地区，这一区域处于东北文化区面向中原文化区的前沿，是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
西辽河地区，龙的起源及发展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年代最早
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块浮雕着一段蜷曲龙身的陶片；其聚落广场中心部位出土有一条长达19.7米的用自然石堆塑的“龙”，因其年代很早，体型硕大，故而被学术界称为“中华第一龙”；敖汉兴隆沟兴隆洼文化聚落灰坑中，出土了两条用真实野猪头骨为龙首，身躯用陶片、残石器及自然石摆放而成的一作“S”形，一作“C”形的“猪首龙”。发掘者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形态”；赤峰翁牛特旗大新井遗址，其年代与兴隆洼文化大体相当的素面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双猪首联体石雕。据觀摩者介绍，这件石雕，其猪首的造型风格与其后本地区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如出一辙。
兴隆洼文化的考古资料表明，仅以距今8000年为限，西辽河地区的龙迹，不但数量多、类型多，其年代也要比中原与江南地区早一两千年，有的甚至早到3000年以上。
（二）分布集中
中原及江南地区的龙迹，其分布较为零散，每类龙迹，在其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中也多为孤例。而在西辽河地区，诸多的龙迹，却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集中分布，至红山文化繁荣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遗存都有龙迹的发现。这一方面，反映了本地区先民们的早期信仰与原始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辽河地区当时崇龙习俗的普遍与滥觞。
（三）造型丰富
仅上述兴隆洼遗址中，就发现了多种龙的造型。至赵宝沟文化时期，龙有了更加清晰、完整的形象。小山遗址F2中出土了一件陶尊，刻划的猪首龙、鹿首龙及神鸟纹饰绕器腹一周（见下图），其想象之丰富，造型之精美，令人叹为觀止（这应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龙凤呈祥”图案。关于龙凤起源问题，郭大顺先生曾有精当的论述，可见《文化学刊92006年1期。还有学者认为，陶尊图案中还有一对水牛角，整个纹饰应为“四灵神”，对此，本文不作讨论）。红山文化时期，是西辽河地区龙崇拜的发展高峰期，表现在玉器上，大量出现形态各异的“C”形玉雕龙、“块”形玉猪龙，此外还有双龙首玉璜、双猪首三孔玉器等。在红山文化古玉群中，还有两类玉器也应属于猪龙的另类表现形态，一类为兽面玉牌；一类为兽首丫形玉器。据田广林先生考证：所谓兽面玉牌，其实就是块形玉猪龙猪首的正视展开图。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兽面丫形器柱状体上的弦纹，表现的其实是块形玉猪龙或“C”形玉雕龙的蛇身压缩形态，一如现在的蛇形管，压缩起来是柱状，伸开来便作蛇形（见下图）。除玉器外，红山文化中还有彩陶上习见的各类龙鳞纹。概略统计，西辽河地区5000年前的各类龙的造型，大体有4类15种之多，这在中国南北各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
（四）形成系统
龙的原始形象，从兴隆洼文化发端，中经赵宝沟文化升华，至红山文化定型，其间经历了3000余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崇龙文化系统，其后经过商文化的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的核心内涵，这也是西辽河地区崇龙传统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认真觀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西辽河地区整个崇龙发展系统中，兴隆洼文化崇龙本身就有一个明晰的“起源发展一成型”的演进轨迹，这一点，我们在下节将详加讨论。
上述资料或可表明，西辽河地区是中国龙的起源地、发祥地。
三、“龙”起源的生态环境、经济基础及文化背景
西辽河地区崇龙源于崇尚野猪，这与西辽河地区的生态环境及经济结构直接相关。
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8000年-6000年间，西辽河地区的气候温暖潮湿，其植被为大面积的山地森林及森林草原地带；在距今5000年前，该地区的气候环境出现了由暖湿向温干的转变，这一带出现了夏绿阔叶、针叶混交林和森林草原景觀。西辽河地区优异的生态环境，加之河湖、丘陵密布的地理特点，为各种动物的生息繁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中尤以野猪和鹿最为繁盛。
西辽河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决定了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经济结构为采集一狩猎渔捞的复合型经济形态。至兴隆洼文化中期，本地区出现了农业，从而在经济结构中又增添了农耕，其经济构成为采集、渔猎业为主，农业为辅；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农业虽然高度发达，但仍呈现出渔猎业与农业并重的经济形态。由此可见，在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3000多年的总体发展过程中，渔猎业在其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据着突出的重要地位。
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骸，其中以野猪和鹿的头骨和肢骨为多。在房址的居住面上，以及房址、窖穴和聚落围沟废弃后的堆积中都发现很多的野猪骨和鹿骨。1993年发掘的兴隆洼房址，发现在房址内有聚组摆放的野猪头骨和鹿头骨，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应为当时人有意而为”。
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F1内出土有胡桃楸果核；赵宝沟遗址里发现有鱼骨和7种软体动物贝壳，表明其经济结构中有采集和渔捞经济的存在。赵宝沟文化遗存同兴隆洼文化一样，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兽骨，其中以赵宝沟遗址出土的数量最多，共发现可鉴定的兽骨标本538件，分属野猪、马鹿、斑鹿、牛等14种，而猪、鹿骨骸占绝大多数。
学术界认为，细石器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渔猎先民们普遍使用的生产、生活工具。西水泉、二道梁、东八家等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器，其中细石器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很多资料表明，在农业高度发展的红山文化时期，渔猎业仍是十分重要的生产门类。到了红山文化晚期，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仍出土了很多的兽骨，据考古工作者介绍：“以猪骨为主，有鹿骨，都有石化现象。”
野猪之所以成为西辽河地区先民们狩猎的大宗，是因为野猪生命力强、繁衍能力强。野猪肉质鲜美，皮毛可御寒，猪骨可制做各种生产、生活工具，是当时先民们不可或缺的“衣食之源”。但野猪同时又是性格暴烈、凶猛的物种，连大型的食肉动物也要避让三分，“一猪二熊三老虎”，就是狩猎民族千百年来的经验之谈。先民们一方面对野猪怀有感恩之情；另一方面又心存敬畏之意。感恩与敬畏，就是西辽河地区先民们崇尚野猪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根源。
崇龙与崇玉，是兴隆洼文化对中国文化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两大突出贡献。西辽河地区既是龙翔之地，也是玉器之源。兴隆洼文化出土的50余件玉器，是目前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真玉器。早在8000年前，兴隆洼人就已经掌握了玉石的辨识、切割、钻孔、抛光等先进的工艺技术，这为后来各类玉龙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兴隆洼文化“龙”与“玉”的起源，与西辽河地区传承数千年的细石器传统和渔猎经济文化直接相关，中外学者对此也有相关的论述。
四、兴隆洼文化“崇猪”到“崇龙”的发展演进轨迹
在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年-5000年间的整个崇龙系统中，兴隆洼文化自身具有一个较为明晰、较为完整的发展演进轨迹，即“崇尚野猪一崇尚猪灵一崇尚猪龙”的发展过程。
（一）崇尚野猪实体
居室墓葬是兴隆洼文化一种特殊的葬俗。
1992年发掘的兴隆洼遗址，共发现10座居室墓，分别葬在10个房址内。居室墓葬的墓主由于生前身份地位或死因特殊而被葬在室内，死后成为生者崇拜、祭祀的对象，以期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应是早期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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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墓M118随葬品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5类，其中压制小石叶数量多达715件，这在当时应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墓主为男性，双耳佩戴玉玦（根据M117墓主左右耳部有环形玉块一对情况，应为如此。M118的一对玉块，一只在墓主右臂内侧，一只在鼠洞里，应是老鼠扰动所致），右手执一人面蚌饰（原报告为墓主右手背上有一圆形蚌饰将手盖住，根据M117墓出土人面形蚌饰和此件蚌饰的钻孔，这也应为一件直径10cm的圆形人面蚌饰），颈带石管饰，头顶横置一把石斧，另有8件野猪獠牙饰品和8件骨器随葬，可见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应是兴隆洼聚落中身份特殊的一位“巫者”。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M118墓还随葬一雄一雌两只野猪，两只整猪在墓主右侧上下摆放，占据墓坑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位置，这类葬俗“在国内史前遗址中尚属首例。”把野猪与崇拜、祭祀的对象同穴并葬，赋予其同墓主一样的尊崇地位，这是兴隆洼文化先民崇尚野猪的一个例证，再联系墓主佩戴用野猪獠牙制作的牙饰品（是否法器不得而知），我们也可略见野猪在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二）崇尚野猪灵魂
兴隆洼房址内有聚组摆放野猪头骨的现象，考古工作者认为其“应为当时人有意而为”的判断十分准确。因为这是兴隆洼人崇尚野猪的又一明证。所不同的是，先民们此时崇尚野猪已经脱离了野猪的实体，而升华为崇尚野猪的灵魂，对笔者的这一觀点，可在前述兴隆沟遗址中找到相关的佐证：兴隆沟聚落5号房址的居住面上，也发现了聚组摆放兽头骨的现象，房址内共摆放了12个野猪头骨和3个鹿头骨，但与兴隆洼遗存相异的是，这些兽头骨多数前额正中钻有长方形或圆形孔，其中两例还留有明显的灼痕。这是先民们祭祀、祈求野猪灵魂佑护，使之狩猎捕获良多，并保佑聚落人丁兴旺、部族繁荣的明显例证。
（三）崇尚猪龙
兴隆沟遗址灰坑中出土的“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形态”，是兴隆洼文化先民崇尚野猪的最高阶段。
兴隆沟遗址“祭龙”的灰坑，是遗址中最大的一座圆形灰坑，编号为H35。灰坑最大口径为4，22米，周围有6座略小的圆形灰坑将其环绕，坑底中部相对放置两个野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躯体。西侧的猪头骨破损较重，躯体由陶片和自然石摆出，体型略弯曲，呈“C”形，通长0.72米；东侧的猪头骨平置，额顶正中钻有一个圆孔，躯体由陶片、4件残石器及自然石块摆放而成，大体呈“S”形，通长1.92米。这两条用真实野猪头骨为龙首的摆塑“龙”，真实地勾画出了兴隆洼文化崇猪到崇猪灵，再到崇龙的发展演进轨迹。
至于到兴隆洼文化中期阶段，查海遗址中出土的长达19.7米的自然石堆塑龙、陶片上浮雕的卷曲龙身及素面陶遗存中的双猪首联体石雕等，应是兴隆洼文化崇龙成型后的不同表现形态。
五、西辽河地区早期龙的两个系统发展
在令研究者叹为觀止的红山文化古玉群中，各类造型丰富、制作精美的龙形玉器，是其根本与核心。在此类玉器中，尤以“C”形玉雕龙和块形玉猪龙最为学术界所关注。“C”形玉雕龙目前在西辽河地区发现两件：一件为赛沁塔拉发现的碧玉雕龙；另一件为黄谷屯发现的黄玉雕龙。两地相距不远，同为赤峰市翁牛特旗中部偏北、靠近西拉木伦河南岸地域。这类玉雕龙体形硕大，特别是赛沁塔拉碧玉雕龙，高达26厘米，同时因其发现年代较早，所以被学术界称为“中华第一玉龙”。
曾有学者认为，“C”形玉雕龙整体造型与块形玉猪龙有一定的差异，应考虑把此类玉雕龙归于赵宝沟文化类型，并命之为“鹿首龙”。但如果细审赵宝沟文化陶尊上的“猪首龙”与“鹿首龙”造型，可见“C”形玉雕龙吻部前端上翘与“猪首龙”长吻上翘类同；而与“鹿首龙”吻部平圆有明显区别。另外，从红山文化玉器独特的加工制作方法做综合考察，“C”形玉雕龙还是应该归属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类型。
块形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的典型器物，目前所见的已达30多件。其中经考古发掘的主要为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4石棺墓，墓主脑后枕有一马蹄玉箍，一大一小两件玉猪龙相背摆放在胸部。孙机先生经多年研究，把此类玉猪龙称之为“中国龙标准的原始形象”。此说诚为卓见，因为这类玉猪龙，直到商代妇好墓中仍有类似的发现。从兴隆洼M118墓主随葬一雄一雌两只野猪，至兴隆沟H35一作“S”形、一略作“C”形一长一短两条猪首龙，到牛河梁同墓出土一大一小两件玉猪龙，再到商代妇好墓出土一“S”一“C”形两件玉雕龙，我们大体上可以发现，中国龙早期分为雄雌两个系统（见图）。
我们对此可略作如下分析：、
第一，从距今8000年中国龙起源，至迟到甲骨文应用时期，凡整体形态作“S”形的龙均为雄龙，而整体形态作“C”形（包括块形）的一般为雌龙。这一现象，大约在金文出现时消失，雌雄两个系统的龙一并归于雄龙系统，因为甲骨文中表现“C”形龙的“龙”字，在金文系统中已经消失。附带说明的是，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的“龙”字，无一不是对野猪獠牙大口的象形写实。
第二，“C”形（包括块形）玉龙中，似乎也包含着雌雄两个系统。从上图比较可知，两件“C”形玉雕龙虽属同类器物，但碧玉雕龙脑后刚鬣高扬长举，头部至刚鬣尖部几达26厘米，与玉雕龙高度相当，整体比例为一正方形；黄玉雕龙体态小，高度为16.8厘米，脑后刚鬣亦很短，仅为7.5厘米，整体造型比例也与碧玉雕龙明显不同。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一墓出土的两件块形玉猪龙，除大小有别外，治玉者似要刻意表现一对玉猪龙的显著区别：如大猪龙吻长，小猪龙吻短；大猪龙开口，小猪龙不开口；大猪龙中心圆孔大，小猪龙中心圆孔小等。总之，在两对玉龙中，红山文化的崇龙先民们对大玉龙要表现阳刚，对小玉龙则追求阴柔。
第三，商文化与红山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至少在崇龙习俗方面表现如此。兴隆洼文化用真实猪头骨为龙首摆放而成的“S”形猪首龙，赵宝沟文化陶尊上刻画身躯亦作“S”形的猪首龙，红山文化数量众多的块形玉猪龙在时隔数千年之后，仍然在商文化墓葬中有稳定的表现。这一现象，值得今后深入研究。
第四，红山文化天圆地方的理念，对中国后世的宗庙制度、王陵制度及对中国礼制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均有不容低估的重要影响。而这一觀念形态，应与本地区早期崇龙习俗中的雌雄、阴阳等巫术意识密切相关。如此说不谬，我们可作如下推论：兴隆沟H35“S”形猪首龙的猪头骨额顶正中钻有一圆形孔，另一条猪首龙的猪头骨如不是“破损较重”的话，那么它额顶正中就应该钻有一个方形孔。这一推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相同遗存中发现的聚组摆放的猪、鹿头骨，多数兽头额顶正中都钻有圆形或长方形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