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我想活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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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止庵眼中，人与人之间的承诺，人与文化之间的承诺，就是信。最高的境界是你对文化有个承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把自己能做到的一点点做了就可以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做一件事情几十年如一日的原因。
1 我的经历非常复杂：我以前学医，口腔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当了两年口腔科医生，然后去《健康报》做了五年记者，后来又在外企待了11年，一家丹麦的跨国公司，一年从我手中经过的订单，有几百万美金。在外企的时候，我已经在写书了，工作完回家，就写东西。2000年的时候我辞职回家，专职看书写字。写书、出书、卖书和买书这些环节中，最舒服的就是买书，买回来再把它读了。
我年轻的时候是写小说写诗，读了很多书以后就慢慢不写了。为什么后来我又开始写书呢？其实有个特别现实的想法，想有一件事，一直没完没了地干。写书是我辞职回家后可以一直做的事，也是为了能够读些书，或重新读些书。
我整理出版过周氏兄弟和张爱玲的作品，我的信仰就从民国谈起。有人说我是“民国控”，但我不认为民国是个好的时代，中国历史有几个时期都是这个情况，先秦、魏晋、晚明，和民国，这四个时代都不是盛世，人生存都不容易。盛世的人比较好活，这四个时代是乱世。乱世中普通人生活艰难，文人也活不好，先秦时韩非子死于非命，魏晋时不能善终的诗人文人更多，那是国破家亡的时候。民国也是这样一个时代。但这个四个时代都是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是文化的好时代。用茨威格的话说，是一个“人类群星璀璨”的时代。
我不喜欢盛世，整个气氛我都不喜欢，因为人很容易平庸，或者“像煞有介事”。我们如果对知识和智慧怀一种兴趣爱好，更好的时代倒是乱世。所以，我不“控”民国，我“控”民国文化，就像“控”先秦文化一样，我写过关于庄子、老子的书，正在写关于《论语》的书。我不想活在那个年代，我想感受、聆听那个年代，观察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读者会比现在这个年代幸福很多，因为能跟好多人接气。我们这个时代，严格上来说，你接不上什么气了。
2 坦率地说，给周作人、张爱玲编书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做，我做这些事情，虽然尽心尽力，但也未必有什么终极意义，太容易被替代了。我为什么做？因为没有人做，或是别人做了，我不满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可以反复地看这些书，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不断地看，还能看到原稿，这件事多么好玩。
我写《周作人传》是在编他的书之后，我不知道两者谁是谁的副产品。我现在可能认为，《周作人传》是我的主要目的，编他的书是副产品。我在编书的过程中没有想过要写《周作人传》，编完书后，出版社说你写本《周作人传》吧，我一想可以把这些书再看一遍，就答应了。现在看来写《周作人传》倒是我的主要目标，原来的东西被置换了。
我曾经跟安妮宝贝聊过，周作人是对周作人最大的破坏者。他曾出任伪职，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被从文学史抹掉了。后来作品又出版了，真正颠扑不破磨灭不了的作品，是连自己都破坏不了，这是最高的境界。周作人对自己的作品有极大破坏，也证明了他作品的魅力所在。张爱玲同样如此，她也经历过长时间被人忽略、连名字都被忘的阶段。我的父辈是文化工作者，他们完全不知道张爱玲，不看她的作品，但张爱玲又重新活过来且不容易再被遗忘。张爱玲自己给自己的贡献，连她自己也不能破坏了。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讲到他翻译过《希腊神话》，他在遗嘱里提到，“高搁十余尚未能出版”。我读后联系他的家人，找到了这份世间仅此一份的手稿，我就有种紧迫感，马上找出版社出版，这样就不至于失传。我看过一本《失落的书》，讲这个世界上好多已经不存在的书。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像《庄子》汉代有52篇，西晋时减为33篇。《墨子》汉代有71篇，宋代以后只有63篇。我总觉得这些是遗憾的事，所以出版周作人翻译的《希腊神话》也是我的责任感在驱使。这样“失落”就不再发生了。
3 我曾经写过一本《樗下读庄》，这也是我写的最用功的一本书，我前后看了100多本关于《庄子》的注本，前后写了10年。《庄子》里讲如何得道，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什么都不做，把什么都放下，就得道了但容易落空，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是。还有一种得道，是把一件事特别仔细地做好，如疱丁解牛、丈夫游水等，这件事可能微不足道，认真地做，反复地做，“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就出神了。后者对我影响非常大，我把一件事情认认真真地做，尽我的力去做，专注于这一件事。这件事大抵就是读书了，相比之下，别的事搁我这儿都是次要。
我小时候没有书读，能找到的就看，不知道读过多少毫无价值的书。书读多了，总算炼就一副眼光，能辨别高下优劣。这全靠比较得来，毫无价值的唯一价值是知道真正的价值。我现在手里拿一本书，看到十几页，我就知道这本书怎么样，值不值得读，跟脑子里有个地图一样，这有一个景点，我知道它在哪，在什么路，横向是什么，纵向是什么，我能把位给定好了。别人说一本书好坏，我都不信，读书这件事肯定蒙不了我。我没有接受过中文教育，是通过自己看书看到境界，悟得读书之道。这是我真正的一项技近乎道。一本书能经得起没完没了读的，是多不容易的事。周作人、张爱玲包括鲁迅在内，他们的书是能翻来覆去地看。其实这也是互相考验，它考验我的耐力，我考验它的水平。
加缪的一句话也深深地影响我一生，“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我努力在有限的生命里面，知道尽量多的东西，不一定非得是人生教义，也不一定都能给我启迪，仅仅是作为内容接受，长些知识就够了。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共活了59岁，在西伯利亚就待了10年，前5年服苦役，后5年当兵，完全浪费了。但他回来的当天，他给哥哥的信中说，“什么样的生活都是生活。”加缪的话与此其实是一致。这是种包容，所以陀斯妥耶夫斯从流放地回来后作品的深度大不同以前。
文学不是买卖，如果是买卖，也是微不足道的买卖，我当玩儿一样对待它。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分为两种，一种是非干不可的事，另外一种是可干可不干的事。非干不可的事情可以糊弄，可干可不干的事必须得认真做。文学对我，完全就是个游戏，我不指望用它挣钱，所以我特别认真。现在经常有人讨论有没有人读书，文化会不会消失，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纸媒体会不会被替代，我觉得这些情况都会发生。但前提是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个世界严格说原本就是个末世。在古埃及最早保存下来的文字中，泥土上面写着“人心不古”。人类从开始有文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感慨末世了，几千年过去，我们一直处于这个末世的过程之中。
【对话】
我不能假装清高
记者：你怎么看对张爱玲和她的作品存有的很多误解？
止庵：张爱玲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作家，如果她要被当作一个大众作家，她就得承受被曲解的代价。在当下这个社会，如果你不是大众作家，你也成为不了一个小众作家。如果她不被大众所接受，那么她也不会被小众接受，这就是信息时代的悲哀。一个作家被人误解很正常，从古至今没有不被大众所误解的作家。庄子的一句话最能描写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一万年以后遇到一个理解你的人和当天遇到是一样的，一个作家所需求的东西，也莫过于此了。
记者：走进张爱玲的世界，你怎么评价她和胡兰成的爱情？
止庵：张爱玲的一生就好像一个房间，她特别不容易放进一个人进来，但是放进来以后就完全听从这个人。胡兰成、宋淇都是为数不多能走进她心里的人。胡兰成是她放进来的第一个人。她相信他，他理解她，比别人都理解，但他不好好待她，或者说，像他待别的女人一样待她，而她受不了这个。他们的关系可以是友谊，也可以是爱情。胡兰成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这非常深刻，不啻是给现代文学重新厘定一条线索。胡兰成是第一个把张爱玲和鲁迅联系在一起的人。张爱玲和胡兰成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她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但是胡兰成是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他有旧的观念，并有爱炫耀自己的毛病。他是那么旧的一个人，而张爱玲又是那么新的一个人，他们之间是一个曲折矛盾的过程，之间的悲剧也无可避免。所以后来张爱玲摒弃了这个人，把门又关上了。
记者：鲁迅、周作人兄弟和张爱玲，你最欣赏谁？
止庵：他们各有所长。周作人是百科全书式，他就是书的世界。但对于人性实质，他根本不涉及，这方面，鲁迅和张爱玲对善恶的理解更深。三个人都是中文的大师，如果以奇谲分，鲁迅最好；如果以质朴而又有味道分，周作人最好；如果以语言的繁复分，张爱玲又是最好的。我最喜欢的三本先秦的书是《庄子》、《论语》和《韩非子》，如果拿这三本书来作一个比较的话，张爱玲比较接近于《庄子》，描述的能力很强，铺垫很多，张爱玲早年汉语的繁复程度，句式的复杂，无人能及。要说平和、舒服，像大自然本身的状态，就是周作人，他最接近《论语》，如果是吞噬一切的黑暗力量，打击你，那是鲁迅，比较接近于《韩非子》。三个人，三本书，读鲁迅如临深渊，读周作人如沐春风，读张爱玲就是琳琅满目，读他们，我有多种取向。
记者：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单调吗？
止庵：《庄子》里有个尾生抱柱的故事，尾生站在河边等人，涨潮时依然一动不动，把自己淹死在了里面。许多人认为尾生傻。但他也是迫不得已，如果一开始他就走了，这无所谓，但是他等了很长时间再离开，谁能证明他等过呢？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想证明等过。我读书编书也是这样。全是快乐？！这是瞎说，一弄就是几千页的书，动不动就得看一遍，这个过程很麻烦，但是必须得做好。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到人与文化之间的承诺，就是信，最高的境界是你对文化有个承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把自己能做到的一点点做了就可以了。如果不继续，就没法证明前面的思考，没法证明这件事情做过或是有价值，所以做事得善始善终，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假装清高，有许多事情需要记录，需要印证。读书有点像旅游，一辈子不能在一个地方，我要去一个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活得最多最基本方法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