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变形记》中的甲虫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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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短篇小说，《变形记》中，卡夫卡选择甲虫意象作为主人公的变形意象，利用甲虫的生理特性建立起主人公与甲虫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一意象不仅反映了现代西方人的异化状态，更包客了“负重”、“封闭”、“弱势”、“价值缺失”，“无所归属’等内涵，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是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困境的绝妙演绎，这一意象在整个西方变形文学系统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变形记》 甲虫意象 象征意义 文学价值
在西方变形文学中，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这篇小说通过叙述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的故事，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处境，被称为“当代西方社会关于人的异化的寓言”。长期以来，对《变形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异化主题的分析，对格里高尔变形的意义及原因论述相当深入，因此，笔者有意回避这一热点，而以变形意象为切入点，主要探讨甲虫意象的象征意义和文学价值。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利用甲虫的生理特性建立起了主人公格里高尔与甲虫之间的有机联系。甲虫的硬壳象征了主人公承担的生活压力和自我封闭的精神状态。格里高尔不仅要偿还父亲欠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一家人的生活费用，还要为妹妹上音乐学院筹款，巨大的生活压力使他在睡梦中都深感焦虑，甲虫背负硬壳爬行的形象正是格里高尔身负沉重压力卑屈生活的写照。作为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长年在外奔波，与公司其他职员相交甚浅，与家人也少有情感交流，这使他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如同一只甲虫躲在厚壳中生活，这层既是它的屏蔽，也使它与外界隔离。甲虫形象还揭示出格里高尔的弱势地位。存在已有3.5亿多年的甲虫是生物进化链上一种古老物种，它数量众多、个体伤害力小，在人类眼中，甲虫是无足轻重、可任意欺凌剿杀的低等动物。身为小职员的格里高尔社会地位低微，在公司常受到老板、秘书主任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欺辱，无力捍卫自己的权益，他和甲虫一样处于任人践踏的境地。从其变形后的心理活动可以感知，他一直渴望有一天能摆脱身负的责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因此，变形为一只过寄生生活的甲虫可以说是其潜在愿望的实现，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格里高尔一手培养了家人的寄生性，他的家人却不能容忍他成为寄生者，在他不再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后，家人便无情地否定了他的存在价值。
卡夫卡赋予变形后的格里高尔甲虫的外形和生活习性，却剥夺了他的飞翔能力。甲虫是生物界中最早具翅的类群，飞翔能力使它在觅食、求偶、避敌、扩散等方面拥有极大优势，这也是其种群繁盛的重要原因。但是，格里高尔变形的甲虫却不具备飞翔能力，只能爬行，这使他无法逃避来自人类的伤害和攻击，曾被父亲扔来的苹果砸成重伤。人类常以飞翔作为自由的象征，变形为甲虫的格里高尔不能获取飞翔能力表明他处于不自由的生存状态。这一差异性的赋予也说明，尽管格里高尔已被逐出人的世界，他也无法进入甲虫世界，他不仅在形体上与甲虫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他还保留了人的思维、情感和心理，无法从心理上认同自己的甲虫身份。所以，无论在人的世界还是在甲虫世界，格里高尔都是异类，他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归属。
奥地利学者海因茨・波里策一针见血地指出“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是欧洲危机令人信服的自我表白。人类社会的秩序崩溃了，现代人被抛弃在世界的黑夜之中，自然或者超自然都不能给他们什么帮助。”作为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深刻剖析了现代西方人面临的深重危机。随着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崩溃，现代西方人遗失了自我的精神家园，在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压迫下，对自我力量和价值都产生了深刻怀疑，人性在物的压迫下扭曲变异，其极致表现就是外形的异化，然而现代西方人处境的可悲更在于即使变形也不能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受压迫、受排斥的处境，反使他们沦入无所归属的境地。甲虫意象包容了“负重”“封闭”“弱势”“价值缺失”“无所归属”等内涵，突显了现代西方人的生存困境，因此，“虫形人”成为现代西方人最形象的表征。
在西方变形文学背景下考察《变形记》中的甲虫意象将有助于我们明了甲虫意象的文学价值，为便于比较，在此仅选取与卡夫卡的《变形记》有直接关联的三部作品，就其中的变形意象进行对比分析。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神话诗集《变形记》共讲述了200多个变形故事，变形意象丰富多彩。这些故事中有一小部分表达了“补偿”观念，如阿尔库俄涅为与丈夫刻字克斯团聚，和他双双化作翠鸟，大部分则宣扬了“惩罚”观念，如吕卡翁变狼是惩罚他的残食人肉，阿克泰恩变鹿则是对他偷看月神洗澡的惩戒。表达补偿观的变形故事反映了希腊人的原始信仰和“再生”观念。神话学家泰勒曾指出：“在原始宗教原始信仰中常见的是灵魂转生的信仰，死去的灵魂转化为人、动物或者植物而使原来的生命得以继续。”在变形故事中，人通过变形为动物、植物顺应大自然的永恒周期和神秘节律，获取生生不息的力量。而大部分变形故事宣扬的惩罚观则是基督教原罪观的衍化，基督教认为人类皆犯原罪，如不以理性和信仰约束自己，放任自身罪孽生长，就会降格为动物，黑格尔认为“这种变形被看作一种剥夺神性的灾难的痛苦的生存。”“为着要惩罚他们的某种或轻或重的过错或罪行。”在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的长篇小说《变形记》(又译《金驴记》)中，这一观念借助于变形故事得以阐扬。主人公鲁巧本希望借助魔法变成飞鸟结果却变成为人役使的驴，受尽奔波劳累之苦，他的变形充分表达了基督教的惩罚观念，他是因放纵本能欲求：和求知欲而受惩，也是在改正过错后获救，恢复人形并皈依教门，他的变形历程阐扬了“以理性和信仰约束欲望”的主旨，彰显了宗教救赎的意义。
同以《变形记》命名，同写变形故事，卡夫卡的《变形记》与上述两部《变形记》之间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不过，与这两部作品中的变形意象相比，卡夫卡笔下的甲虫意象含义更为丰富。
例如，奥维德的《变形记》分别以不同故事表达补偿或惩罚的观念，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则主要表达惩罚观，卡夫卡却通过甲虫意象将补偿与惩罚两种观念融合在一起。变形之于格里高尔，首先是一种补偿，是其摆脱生活重压和不自由状态的隐秘愿望的实现，但它也表达了基督教的惩罚观，如卡夫卡所言：“我们全然活在罪恶的世界里，和特定的罪行无关。”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衡量，心地善良、谨小慎微、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格里高尔都无罪过，但他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罪恶世界中，每日沉沦于世俗事务，忽略与上帝的沟通交流，他的变形不是因特定罪行受罚，而是对其弃信仰、沉溺物欲的惩治，而疏离上帝、抛弃信仰、沉溺物欲、堕入世俗也是现代西方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因此格里高尔的受罚变形也预示了现代西方人将面临的命运。
此外，从象征层面考察三部作品中的变形意象，也可发现，卡夫卡笔下的甲虫意象的象征意义最为复杂丰富。W维德笔下的变形意象数量繁多，但基本上不具有象征意义。阿普列尤斯选择驴作为鲁巧的变形意象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两点相似：旺盛、性情暴躁，这一变形意象显然象征了罗马人的恣情浮躁、放纵原欲，象征意义明确单纯，而甲虫意象的象征意义却可从多个角度解析，具有多重意蕴。
自卡夫卡的《变形记》发表，世界上也掀起了一股“变形”旋风，催生了许多描写变形的作品，法国女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代表作《母猪女郎》就是其中一部，这部小说被评论家称为“法国当代的《变形记》”。
达里厄塞克选择母猪作为女主人公的变形意象颇富深意。女主人公以肉体作交易换取工作和薪水，与猪凭借最后养肥的躯体为人类提供肉食来换取人类的饲养相似，面对老板和顾客的犯女主人公表现出的麻木状态也与猪吃了睡、睡了吃的麻木生活状态接近。达里厄塞克借助女主人公的变形揭示了现代人的商品属性和机械化倾向，母猪意象同样融合了补偿与惩罚两种观念，女郎变猪既是对她以性作交易谋生的惩处，也满足了她疏离现代社会罪恶，摆脱任人欺辱命运的愿望。不过，母猪意象的内涵不及甲虫意象的内涵那么丰厚深刻，甲虫意象不仅反映了现代西方人的异化状态，更包容了“负重”“封闭”“弱势”“价值缺失”“无所归属”等内涵，是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困境的绝妙演绎。
以变形结局而言，鲁巧最终回归人的世界，宗教成其救赎之道，母猪女郎则在人与猪的世界来回穿梭，凭借自然能力获取了更多生存机会，格里高尔却以甲虫形态终止了生命。无论是阿普列尤斯还是达里厄塞克都为主人公提供了一条救赎之路，作品透露出一种乐观情绪，而在卡夫卡看来，宗教无法成为格里高尔的救赎之道，因为这是一个上帝缺席的时代，而在这个疏离自然、人欲横流的文明社会里自然也不能给予他帮助，格里高尔面对的是绝境，唯有死亡是最终归宿，这一结局反映出卡夫卡对现实的悲观绝望。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变形记》中的甲虫意象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具有独创性的意象，在整个西方变形文学系统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糅合了作者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困境的深切悲悯，借助这一意象，卡夫卡向世人发出了警告：如果现代社会一味剥夺人的自由生存权，使物质成为统治人的力量，那么，人变虫就是指日可待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