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淀成本、国有股最优比例与产能过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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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由国有企业组成的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分析产能过剩与国有股比例及沉淀成本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国有股最优比例是一个动态变量，受国有与非国有资本效率的影响；沉淀成本与产能过剩程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有损于社会福利，降低甚至是完全消除产能过剩未必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产能过剩与国有股比例之间的关系受国有及非国有资本效率的影响，国有产权与产能过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关键词：沉淀成本；国有股最优比例；产能过剩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1.03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1-0010-05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double oligarchies competition model which is composed of tw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cess capacity and suck cost，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al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is a dynamic variable， 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efficiencies of the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capital；there exist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ck cost that is negative to the social welfare and excess capac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and the excess capacity is affected by the efficiencies of the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capital，and there is no necessar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and excess capacity.

Key words：suck cost； the optimal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the excess capacity

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巨大压力，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如何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实现去产能目标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有研究认为，产能过剩源于国有产权的天然弊端，只有国有企业才存在产能过剩。本文认为，当前的产能过剩虽然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但国有产权并不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充要条件，国有产权特殊性带来的激励及约束不足的弊端完全可以通过体制机制优化来弥补，其中科学设置国有股比例尤其重要。科学的国有股比例一方面能够保证企业的经营目标不严重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能确保非国有股东的话语权，抑制“一股独大”与“内部人控制”，对优质的非国有资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优化国有股比例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去产能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实现的有效手段，后者是前者稳步推进的重要动力。

人们在研究产能过剩时往往采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沉淀成本为零的假设。所谓沉淀成本（Suck Cost），是指已经投入但是无法挽回的成本。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忽视沉淀成本的重要性，假设资源充分流动，也就是沉淀成本为零。如果没有沉淀成本，那么现有产能可以很容易转作他用，改革也就容易得多。但这一假设严重偏离实际，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是造成沉淀成本的重要因素。Williamson[1]将资产专用性分为场地资产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专项资产专用性、品牌资产专用性与临时专用性。就我国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而言，多为前期投资额巨大、存在各类高资产专用性的资源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行业，例如煤炭、钢铁、水泥、机械制造等，在形成产能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成本发生了沉淀。这些沉淀成本影响了相关决策主体的效用函数，对企业产能产量决策造成影响，进而对产能过剩产生作用。

综上，在推进国有企业去产能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国有股比例及沉淀成本因素，实现不同改革政策的协调推进。

1文献综述

在国有股比例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低效问题，基于不同的理论及方法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在研究工具上，很多学者采用的是寡头垄断竞争模型，通过对纯寡头及混合寡头、或双寡头及多寡头市场条件下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总产出及社会福利的分析来推导最优国有股比例。在解决措施上，最常见的措施是私有化，包括完全私有化与部分私有化。完全私有化的观点认为，国有产权容易导致治理弱化、腐败、缺乏利润等，进而导致企业及整个市场的低效，必须进行完全的私有化，如De Fraja和Delbono[2]、Megginson和Netter[3]等。也有学者认为国有产权具有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优势，完全的私有化并非一定会提升社会福利，最优私有化水平或者最优国有股比例可以是部分的私有化，甚至是完全的国有化，这取决于产品差异、竞争类型、资本效率、效用函数、软预算约束等多种市场因素，如Fujiwara[4]、杨全社和王文静[5]、Saha和Sensarma[6]等。

关于产能过剩的研究，很多学者采用了双寡头垄断分析的方法。有学者认为，企业产能过剩会存在于双寡头垄断竞争均衡状态中，在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下，国有企业存在产能过剩，如Wen和Sasaki[7]。但是，Nishimori和Ogawa[8]、Ogawa[9]、Tomaru等[10]采用不同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私有企业并非不可能出现产能过剩，而国有企业不一定会出现产能过剩。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产能过剩是否存在与国有产权没有关系，在部分管理授权的情况下，国有股比例越低，产能过剩反而更严重，如陈俊龙、汤吉军[11]。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很多学者基于中国现实进行了大量研究。韩国高等[12]、程俊杰[13]等学者利用不同的测量方法证明了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王文甫等[14]、余东华和吕逸楠[15]、徐朝阳与周念利[16]等学者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角度剖析了产能过剩产生的根源，例如垄断、信息不对称、政府制度不健全等。于立和张杰[17]、范林凯等[18]、李正旺和周靖[19]等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解决产能过剩的诸多对策，例如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加强管制、兼并重组、转变政府职能等。

已有研究分别对国有股比例及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两者有效结合并置于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中，未将去产能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机结合，无法很好地适用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实。而且，研究大多采用新古典研究范式，在寡头垄断模型设计时主要考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可变成本，而忽视产能形成中所产生的沉淀成本。基于此，本文试图将沉淀成本与国有股比例纳入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中，探索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实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并结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科学的去产能政策。

2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构建由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组成的混合寡占市场，假设如下：

假设1：存在一个双寡头的混合寡占市场，由两家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构成，分别是企业0与企业1，双方围绕产量（q）进行古诺竞争。两家企业的国有股比例均为β，β∈0，1，国有股比例由政府依据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制定。

假设2：市场需求函数为pi=α-qi-qj，i及j的取值为0或1，而且i≠j。两家企业采取的生产技术相同，成本包括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因产能与产量不均衡所产生的成本。可变成本取决于国有资本效率与非国有资本效率，按照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股权比例，国有企业可变成本为βm+（1-β）n，m、n分别代表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生产成本，m>0，n>0，值越高，意味着效率越低。固定成本多表现为沉淀成本，因此用沉淀成本来表示。沉淀成本取决于产能高低，产能越高，沉淀成本越多，设每单位产能会产生δ的沉淀成本，δ>0。另外，（qi-xi）2表示因产能与产量不一致所造成的额外成本。如此，企业的生产成本为ci=[βm+（1-β）n]qi+（qi-xi）2+δxi。对于任意的β，有α-βm-（1-β）n-δ>0。社会福利函数W=π1+π0+CS，CS代表消费者剩余，CS=（q1+q0）22。则

W={α-q0-q1-[βm+（1-β）n]}（q0+q1）-（q0-x0）2-（q1-x1）2+（q0+q1）22-δ（x0+x1）。

假O3：政府与两家企业构成三阶段的动态序贯博弈。

第一阶段，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确定国有股比例β。

第二阶段，确定企业产能。在中国当前的产能政策环境下，国有企业的产能决策必须要经过发改委等政府职能部门审批。政府对企业产能的控制会着眼于整个行业而非单个企业私利。因此，假设企业产能决策由政府掌握，追逐社会福利最大化。

第三阶段，确定企业产量。产量决策由企业自主决定，由于采取混合所有制，两家企业的产量决策追求MaxβW+（1-β）πi。

3模型分析

31国有股最优比例分析

基于三阶段的动态序贯博弈，本文采取逆向归纳法来推导国有股最优比例。

命题1：当国有资本效率不低于非国有资本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完全的国有化是最优的，没有必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国有资本效率低于非国有资本时，如果低于一定水平，则混合所有制是最优的；反之，则完全的私有化最优。

可见，国有股最优比例是动态的，受国有及非国有资本效率的影响，是追逐目标优势与效率优势的结果。

32产能过剩分析

由式（5）、式（6），可以得到两家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一致。设f（β；δ）=x0-q0=x1-q1=2[βm+（1-β）n-α]（β-1）-（β-3）（β-5）δ2（β2-6β+13）。

考察产能过剩与沉淀成本之间的关系。首先，分析沉淀成本与产能及产量的关系，可以推出：xiδ=-（β-5）22（β2-6β+13）

然后，观测产能过剩与沉淀成本的关系，由f（β；δ）δ=-（β-3）（β-5）2（β2-6β+13）

命题2：产能大小、产量大小与沉淀成本大小负相关，产能过剩程度与沉淀成本大小负相关，沉淀成本越多，产能过剩程度就越小；当沉淀成本高于一定水平时，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反而可能出现产能不足。

可见，沉淀成本越高，反而有助于抑制产能过剩，从表面看来与认为沉淀成本对经济效率只有负面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那么为什么沉淀成本高昂的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呢？原因在于，本文假设产能决策由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行选择，不受政府官员及企业私利影响。而当前严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履行好产能监管职能，很多产能审批形同虚设，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利用信息不对称形成了大量的实际产能。同时，即使在政府掌控产能决策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产能过剩。原因在于，产能产量决策分别属于政府和企业掌握，由于实行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不会完全追逐社会目标，导致产量与产能决策目标的差异，从而形成产能过剩。因此，仅靠政府的产能规制无法完全消除产能过剩。

那么是不是沉淀成本越高越好呢？对此，需要考察沉淀成本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由Wδ=（β-5）2δ-4（β-3）[βm+（1-β）n-α]β2-6β+13可得，当δ>4（β-3）[βm+（1-β）n-α]（β-5）2时，Wδ>0，即沉淀成本越高，社会福利越高；如果δ

命题3：在沉淀成本低于一定水平时，沉淀成本越高，社会福利越低；超出这一水平，社会福利与沉淀成本正相关。在沉淀成本为一特定水平时，社会福利最低。从沉淀成本的角度看，产能过剩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负相关关系，即使产能过剩完全消除，社会福利也未必达到最优。

然后，分析产能过剩与国有股比例之间的关系，有

f（β；δ）β=β2（α-5m+4n-δ）+2β（-α+13m-12n+δ）-7α-13m+20n+7δ（β2-6β+13）2，其正负取决于g（β）=β2（α-5m+4n-δ）+2β（-α+13m-12n+δ）-7α-13m+20n+7δ的正负。其中，g（0）=-7α-13m+20n+7δ，g（1）=8δ+8m-8α

当m=n时，g（0）0，此时f（β；δ）β

当m>n时，g（0）

当m0，-α+13m-12n+δ0，则存在，使得在[0，]区间内，f（β；δ）β>0，在（，1]区间内，f（β；δ）β

命题4：当国有与非国有资本效率相等时，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负相关。当国有资本效率高于非国有资本，但又未达到一定水平时，则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负相关；否则，存在一个均衡的国有股水平，低于这一水平则正相关，高于则负相关。当非国有资本效率高于国有资本，但又未达到一定水平时，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负相关；在其他情况下，在不同的区间内，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既可能是负相关，也可能是正相关。

4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有股最优比例受国有与非国有资本效率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国有与非国有Y本的效率直接影响到国有股最优比例。当国有资本效率不低于非国有资本时，完全的国有化是最优的。当国有资本效率低于非国有资本时，如果高于一定水平，应当实行混合所有制；否则，应当进行完全的私有化。

第二，产能过剩与沉淀成本具有密切联系。在政府掌控产能决策的假设下，沉淀成本的大小与产能过剩程度负相关，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为“U”形。这表明沉淀成本对产能过剩具有抑制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产能过剩程度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负相关关系，减少甚至是完全消除过剩产能未必会增进社会福利。

第三，产能过剩与国有股比例之间存在联系，受国有及非国有资本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的资本效率对比情况下，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负相关也可以是正相关。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源于产能产量决策者的利益差异，与国有产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产能改革紧密结合。国有企业要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产能改革的目标，以国家政策为指导，因地制宜制订改革方案。政府要做好改革的引导工作，统筹全局，供给高质量的配套措施，避免制度冲突与不足，促进不同改革制度的耦合，稳步、有序、协调地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产能改革。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协同推进去产能改革。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在坚持市场决定性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改革产能审批制度，加强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审批监管，全面掌控产能过剩行业信息，严防新过剩产能的出现，并加大对产能过剩产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利用国有股比例工具，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协调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三，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探索产能过剩行业国有企业国有股最优比例的过程中，要分类研究，坚持“一企一策”，制定符合行业及企业特点的改革方案，为去产能改革提供动力。对于关系到国际民生的重要领域，国有股比例的设置要慎重，要确保国有股的控制力；对于存在产能过剩的竞争性行业，国有股比例应当灵活，必要时可以不控股，甚至是参股。国有企业要努力提升自身效率，选择并吸收优质的非国有资本来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四，正视沉淀成本的作用，科学控制沉淀成本。从事前的角度讲，沉淀成本有助于抑制产能过剩，但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要正视沉淀成本的双重性，在企业前期投资当中，注重对低沉淀成本行业的产能控制。从事后的角度看，产能一旦形成沉淀成本，难以转作他用。对此，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加速折旧、投资基金等直接方式，以及完善二手市场与资本市场等间接方式来降低国有企业的沉淀成本，为企业去产能改革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也要积极进行体制机制与技术创新，科学地控制沉淀成本，加强资产流转管理，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产出，降低成本，以此来补偿沉淀成本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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