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鬼与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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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所承受的骂名居于三百六十行之首。女人咒骂她们，因为她们可能引诱自己的丈夫，使男人们不忠于家庭；有些男人咒骂她们，因为他们惟恐自己的妻妾学了她们的榜样。但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对于她们的欣赏与赞美却也没有停止过。咒骂没有被永恒保存的价值，逐渐消歇，但对于她们进行赞美的文学作品却被保留了下来。

这种似乎矛盾的情况离不开漫长的中世纪女人们事实上的幽禁地位。对于一般的女人来说，由于她们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为家庭繁衍后代以及为男人们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所以她们自幼所接受的教育也就没有取悦男人这一课。女人们被要求贞洁，因为她们的贞洁对男人们大有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冒险与寻求刺激几乎是男人的天性，既然他们无法在妻子那里得到这种满足，他们就势必会寻找另外的渠道。正像贞洁的妻子给了男人稳定婚姻的幸福感，们以自己职业所必备的风流和多才多艺，给了男人们以合法的渠道去弥补婚前浪漫以及婚后刺激缺乏的机会。

蒲松龄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从已有的材料看，他与青楼女子有过接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蒲松龄的早年，曾经有过一段为孙树百担任幕僚的经历。在这一段时间中，他和孙树百青楼出身的姬妾顾青霞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亲昵地把她称作“可儿”，为她编选了百首唐人绝句以为香奁之诗，并让她读给自己听。他为她写了很多诗，有些诗歌的色彩非常暧昧，比如说她“莲瓣重台轻可听，行云也似按宫商”――前边的一句已经很露骨，因为在明清两代，妇女三寸金莲的私密性几乎不低于生殖器官；而后边的一句则更加放肆，直接赞叹顾青霞的十分了得。除了顾青霞，他还有与其他青楼女子的交往。他有为数不少的《赠妓诗》，从“一枕香风散口脂，殷勤为劝玉郎知”、“元自红楼无爱断，恼人何必是鸡声”、“晓窗把手泪沾巾，为说桃源傍水滨”等诗句来看，他与这些的关系就绝对不止是“色授魂与”，而一定是“颠倒衣裳”了。所有这些，都为蒲松龄写作有关青楼的文字提供了扎实的生活基础。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是一个乡下女子，是这些青楼女子，给了蒲松龄孤独的幕僚经历与坐馆生涯些许浪漫的色彩，点缀了他清贫而乏味的生活。

可是《聊斋志异》中直接写到青楼女子的篇章很少。作者明确点到出身于青楼的女子只有《晚霞》中的晚霞，《嘉平公子》中的温姬，《狐妓》中的鸦头，《瑞云》中的瑞云，《细侯》中的细侯等不多的数篇，而如果说到彻头彻尾生活在人间的青楼女子，则只有瑞云与细侯。而即使是《瑞云》，也还是没有完全脱去神异的色彩。如果没有那位来历不明的年轻书生对瑞云的姿才绝世而流落不偶感到可惜，用法术遮掩了她的美丽，使她丑陋如鬼，以贺生的贫穷，是没有机会娶到瑞云的。当然，如果那位书生永远不再出现，贺生倒是表白了自己的忠诚，但瑞云就会一生感到愧对贺生的真情。是书生的法术，使得他们最终各得其所，两全其美，吃亏的只是妓院的老鸨和乌龟。蒲松龄为什么不写成瑞云重病，贺生昼夜服侍，终于使自己的情人重获往日的美丽呢？或者，让这种真情更坚实一些，让贺生一直等待，直到瑞云人老珠黄不值钱，然后再把她娶回自己的家中，像珍宝一样看待？惟一的解释就是，蒲松龄不喜欢这种质实的笔墨。正像他自己说的“避实击虚，方是文章高手”，他更愿意把作品写得虚无飘渺。

于是，在《聊斋志异》中，就出现了一大批明显带有青楼特色的狐鬼。说得更绝对一些，《聊斋志异》中的狐鬼，和情爱类题材有关的作品，大部分都和青楼有一定的关系。

这并不是蒲松龄的创举。自唐代起，就有把妓院（主要是高级妓院）比做仙窟，把比做神仙、比做妖狐的传统。比如张文成的《游仙窟》，实际上写的就是一次高级妓院的经历；沈既济《任氏传》，也是士子与青楼女子间经历的曲写。之所以会如此，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艺术的需要。艺术讲究一种空灵美妙的韵味，而与嫖客的关系，总有色彩过重，金钱味道太浓的嫌疑。把青楼女子处理成非人间的身份，就与社会现实太多的市井气拉开了距离，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间离效果。第二，也许是最重要的，还在于狐鬼与青楼女子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文化同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一向讲究所谓“万恶淫为首”，讲究“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把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关系看作一件极大的恶行。但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和发生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和那些狐鬼妖仙一样，是游离于一般社会道德规范之外的。还有，由于做被认为是有辱家门的事情，所以一般的对自己的家世都讳莫如深，而不像普通妇女那样跟脚分明，这同样使她们在一般人的心里有一种神秘感。在这一点上，她们与那些狐鬼妖仙同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仙”这个意象最终和分开了。这之中的原因大半是因为在一般人的眼中“仙”是高于人的，用它来比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不符合人们的心理以及文化习惯。

张文成、沈既济只是模糊地对这些有所感知，但蒲松龄则已经凭着易感的心灵，凭着亲身经历，凭着他深厚的文化素养，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并把它成功地运用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他笔下的很多狐鬼女子，都一定程度地分享了青楼女子（主要是高级青楼女子）的特性。

比如说她们的热情主动。在《聊斋志异》中，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由女子开启其端的。而热情乃是青楼女子的首要职业要求。

比如她们对读书人的情有独钟。这也和现实中与士人的关系相似。读书人大多举止谈吐文雅，比那些“恶客”受人欢迎，再则，一个，特别是高级，她们的名声身价几乎完全决定于士子的品评题鉴，衣食相关，她们自然会对那些书生们高看一眼。

比如她们的多才多艺。《聊斋志异》中的大部分狐鬼都能作诗，更有一些能歌善舞。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这基本是青楼女子的特权。

比如大多数狐鬼在书生知道了自己的出身后都有一点惭愧，对于书生的不嫌弃自己的出身都有一种感激。这不正是青楼女子在情人面前因出身而带来的自卑感的真实流露吗？

甚至她们的缺点，也与青楼有一定的关联。比如大部分的鬼狐与男子交合都会给男人的身体带来损害，这也与人们对于青楼女子的看法相仿。中国的许多笔记小说都谈到某些有所谓“阴毒”――从今天医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许多由于职业的关系而感染了性病。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蒲松龄的狐鬼与书生之间的故事，隶属于中国有着悠久传统的青楼文学，但同时又作出了富有才华的贡献。不管是《游仙窟》，还是《任氏传》，说仙说狐，都不过是狭斜之游的简单遁词，只有到了蒲松龄这里，狐鬼的意象才真正和青楼凝结在一起。

蒲松龄创作的带有青楼色彩的狐鬼故事，有着鲜明的感伤特征。尽管有天真的欢笑，有两性相悦的美好，但这一切的背后，总有一种难以掩去的悲伤。这里当然有对于青春和生命力的失去的悲伤和叹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少女的面庞更能让人感受到青春的灼人气息与生命的美好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看到这人间花朵的凋谢更让人伤感的了。美好的东西常常让人不知不觉地心痛，因为它们呼唤起的常常是好花不长开的无奈。这里也有蒲松龄生活的鲜明印记。蒲松龄不是一掷千金的豪客，无力追欢买笑，狎妓饮酒只能是偶一为之。在平时更多的时间中，他只能靠回忆和写作排遣孤独。在漫长的寂寞中回忆这不多见的几许浪漫，遂使这浪漫也沾染了几许寂寞的韵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所赋予青楼的重大意义。已经有许多人指出，臣子与君王之间、与嫖客之间，有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同构。在君主面前，臣子没有丝毫的权力，他只能等待君主的垂青而没有选择的自由。同样，在嫖客面前，说不到有任何尊严，纵然她如花似玉，纵然她费尽心机，也不过给自己增加一点被选择的条件罢了。当中国的士人发现了这种同样的不平等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和这些看起来与他们的地位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风尘女子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起来了。对这些青楼女子们的同情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命运的同情，对她们的怜惜实际上就是自己的顾影自怜。文化是水，人是在这水里游动的鱼。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往往感受不到这种文化的存在，就像水中的鱼感受不到水的存在。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行动与思想就被这种文化所同化，而他的行动与思想又反过来使得这种文化更加浓厚，向着它早已被规定的品格日益发展，乃至日趋极端。中国士子与青楼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作如是观。所以，到了蒲松龄的时代，中国的青楼文化竟然呈现出了一种与它的初衷相距甚远的奇怪面貌。比如，娼妓制度是为了满足男人们搜奇猎艳的心理，“两条玉臂千人枕，一点朱唇万客尝”乃是青楼女子的本色，但是，由于士子们精神投射的作用，忠贞却成了青楼女子被称赞的重要的品格。又比如，妓院本来是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但由于当时弥漫在文人中的感伤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受到人们称赏的几乎都有着末世贵族式的感伤气质，她们的体质一般都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纤细，弱不禁风。

一个对比可以使我们对于清代青楼文学有更深厚的理解。我们选择的对象是和蒲松龄同一时代的法国名妓尼侬夫人。她以文学和机智装点自己的皮肉生涯，却能像国王一样有名。在她的追求者当中，可以开列出一大堆法国最优秀的文化名人，人们谈论她，就好像在谈论爱神与智慧女神的奇妙的混合体。她曾经带着一种自豪说她的爱人们“从不同我争吵，他们对于我的不能持久很有信心，每人耐心地等候轮到他”。她对上帝缺乏信任，但也有过一次认真的抱怨。那是在她的老年，当皱纹爬上她的额头的时候，她说“如果上帝非给女人皱纹不可的话，他至少应该把皱纹放到她的脚掌上”。

在尼侬夫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职业相应的轻佻与愉快。这种爽朗而睿智的笑声在中国是很难听到的。说到底，人是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社会现象深受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这就使得每一种现象除了是这种现象本身，总还是点别的什么。

檀旦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漫说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