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的苦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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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巧克力产业内同意停用童工，但实际上，至今仍未见起色在非洲可可种植园内，童工到处都是，许多还不满10岁。
在科特迪瓦(Ivory coast)西南方一个小村庄西尼克松(Sinikosson)，沿着村边小路走到泥泞的鱼塘边。马蒂・渥德瑞古(Madi Ouedraogo)正坐在地上，一只手拿起一个可可果，另一只手拿一把大砍刀，将其从中劈开，然后把里面软软的果仁挖出来并放在塑料盆里。
这是个上学目的中午，看起来已接近10岁的马蒂说，最近的学校离这儿五英里远，他家里没钱付学费。“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情愿做些别的，但我必须得做这个。”
西尼克松对外的通路，只有一条残破不堪的丛林小径，距离纽约和巴黎的奢华巧克力店何止万里。但就在这里，在这种小型的西非农场，生产出全世界约70％的可可果，其中的40％来自同一个国家：科特迪瓦。
这里不仅环境恶劣，工作及生活条件更是残酷。绝大多数的村子缺少电力、流动的水、诊所或学校。与此相对应，更糟糕的是，像马蒂及他身边的两个男童工，都必须花一整天的时间，来挥动砍刀、喷洒杀虫剂及搬运重物。
照理说，科特迪瓦不应有童工现象存在。这不仅因为该国法律明文规定，最低工作年龄为18岁，同时也因为自从7年前，这个问题首度成为国际议题后，政府、巧克力行业及人权组织共同发起倡议活动，要求根除童工现象。
然而时至今日，童工仍到处都是，许多还不满10岁。有时可以明显从他们身上看到因劳动而造成的伤痕。在利罗(Lilo)村里，有个小腿包着绷带的小男孩，带着一把大砍刀慢慢走在路上，他说他是在收割可可果的时候砍到了自己。
大型的可可出口公司――美国嘉吉(CargHl)公司、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ts Midland)、瑞士百乐嘉利宝(Barty Callebaut)以及Saf-Cacao公司等，都没有自己的农场，也不直接雇用童工。
这些公司向科特迪瓦的中间人购买可可果，这些中间人被称为监视员或经手员，有自己的仓库及平底货车车队，能穿越丛林深处。他们从小型独立的农夫手中买下可可果，大部分可可果都由这些农夫种植。
劳工及人权团体都宣称，这些大型巧克力公司，有义务改善这种雇用众多童工农场的工作条件。他们表示，大型巧克力出口及制造商，因为掌握了相当可观的巧克力市场，特别是控制了所谓的“农场基础价格”，所以要承担改善农场条件的最终责任。
协议形同虚设
2001年，美国众议员艾略特・安格(Eliot Engel)和参议员汤姆・哈金(Tom-Harkin)呈交提案，建议立法在巧克力上引进卷标系统。关于此事的争议在当时成为新闻头条。
对此，巧克力产业做出回应，公司之间达成协议，承诺在2005年之前，禁止使用童工，并予以检查认证。这个认证过程不使用卷标，而是通过非洲政府、第三方认证团体，以及改善贫穷团体的公开报告来达成。
2005年期限到来时，各公司没有达到所设立的目标，这个协议期限延期到2008年7月。为了让大家再次重视这个议题，美国劳工部委托土兰斯大学(Tthane Univerity)监督进度。
土兰斯大学最近发表其第一份报告，虽语气和缓，但反映的情况很糟。研究者发现，虽然产业界及西非政府迈出了第一步，如建立消除童工的任务编组，但实际情况仍很差：儿童仍然在可可园中工作；经常不去上学；从事危险的任务；因受伤或疾病而痛苦。这份报告同时批评科特迪瓦及加纳政府不透明，认为产业界的认证过程“缺乏标准”。
从某种程度来说，在《哈金・安格协议》之后，情况变得更糟。2001年至2004年，科特迪瓦陷入内战。当自卫队及反叛军的士兵沿路在农庄里烧杀掳掠时，外销可可果的收入便投入了战争。与钻石和木材一样，可可果变成了所谓的“战争资源”。“血腥巧克力”给武装团体提供了持续的现金，也导致了无数平民的悲惨故事。2004年之后，法国及联合国军队将敌对的双方隔开，科特迪瓦处于一种武装式和平的状态。但巧克力的外销商及制造者宣称，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阻碍了他们消除童工的努力。
该产业中的两大主要贸易集团，巧克力制造商协会和美国糖果协会表示，在西非，他们已经花费数以亿计的美元，以建立一个负起社会责任的可可部门。
然而，土兰斯大学的报告批评说，该产业没有提供一个切实具体的行动来支持这些声明。现实中也没有证据显示，人们对此投入了更大的关注。“什么协议?”阿里・拉金斯(ALi Lakiss)问，他是科特迪瓦最大的可可出口商Saf-Cacao的总干事，该公司控制了20％的可可交易。“农民们根本没有得到最好的价格。如果可可的价格足够高的话，孩子们就会去上学。正是因为没钱，孩子们才不得不在家工作。”
科特迪瓦政府官员也同样描述了他们在停用童工上所做的努力，但他们仍然模糊细则。“这是我们的头号出口产品。”约瑟夫(N’djoreYoussouf)说，他是科特迪瓦总统专责小组的技术顾问，负责监督《啥金一安格协议》的遵守。“这个问题，每级政府都会认真对待。”但他同时也承认，整治“还没有开始”。
贫穷滋生童工
在西尼克松外部，啥吉・马迪・桑卡拉(El Hadj MadiSankara)种植了27英亩可可。从这些庄园中，他每年收获近10吨可可豆，创收约9000美元，但他仍负有大量债务。
桑卡拉和他11岁的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正准备处理眼前的一大堆可可豆荚。“我想帮助我父亲。”易卜拉欣站在一堆豆荚上说，手里玩弄着他的大砍刀。“我需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农民。”
易卜拉欣表现出的情绪，正是这里复杂的童工问题的真实写照：通常是贫困迫使童工产生，而非贪婪的工头强迫使然。
一群孩子很快也加入了这项工作，其中有8岁的双胞胎兄弟哈桑和侯赛因。这些男孩都是邻居家的孩子，来帮助桑卡拉及时收割可可。他们的报酬不是现金，而是互相帮助，当他们家里收割时，桑卡拉家同样要代工补偿。
没有一个孩子去上学。“我们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可我们并没有得到公平的价格。”桑卡拉说。
近年来，因为政府腐败和计划不周的经济自由化，可可的价格～直在下跌，目前已经降到大约每公斤90美分。
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6 fix Houphou 6 t-Boigny)总统，从上世纪50年代末执政，到90年代中期，大肆借贷，将大量金钱浪费在庞大的形象工程上。比如该国在荒无人烟的内陆，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在乌弗埃・博瓦尼执政期间，其邻
国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农民来到科特迪瓦，种植可可。这些移民生产了大量有利可图的农作物，科特迪瓦一时成为该地区比较繁荣和稳定的国家。不过，新来人口没有公民身份、身份证明文件或合法权利。
根据法律规定，1999年，乌弗埃・博瓦尼所挥霍的借款到了最终期限，政府实行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经济自由化。其农产品价格稳定公社Caistab被撤销，价格管制被解除，新的监管机构和发展基金会成立，以稳定市场和援助因农场基础价格过低而利益受损的农民。
据欧盟和世界银行统计，这些新的政府机构，现在从可可生产部分征收比以前高三倍的费用，与旧体制类似，绝大多数来自出口商。只是，他们在基础设施和补贴上的花费很少。简而言之，腐败的政府下分到农民身上的钱非常少。
随后到了经济苦难时期，许多本土的科特迪瓦人纷纷倒戈，仇视来自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新移民。政治家鼓吹排外主义，提倡所谓的科特迪瓦教派，到2002年，种族冲突演变成内战。现在，前线战事结束，达到武装和平情况，许多非科特迪瓦的可可工人，如那些生活在西尼克松的人，都被困在偏远的农场。
那条满是泥泞的小路，是他们通往外部主要市场的惟一途径，被充满敌视、腐败的警察和士兵占领。这些人时不时地向他们索贿，否则就威胁将他们驱逐出境或投入监狱。“我已经有4年时间没在大点儿的城镇住过了。”阿拉吉・・萨瓦多戈(Aladji MohamedSawadogo)说，他是西尼克松村的村长。“我最后一次尝试出去，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贿赂检查站所有的人，又失败了。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条件。”
更高的价格更重要
留着一小撮山羊胡，从饱经风霜的脸上看去，萨瓦多戈要比他自己说的55岁苍老很多。老人承认村里有儿童工作，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他甚至允许孩子们接受采访。“我想成为一名机械师，但我不得不在农庄里种可可。” 他的一个孩子说，孩子看上去也就7岁左右的模样，不过据他自己说，已经11岁了。萨瓦多戈又补充说：“我们对自己现在这样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不满意，当然更不愿意让孩子们也重复这样的日子。但这由不得我们选择。”
什么可以改变呢?萨瓦多戈老人认为是“更好的价格”。
沿着西尼克松村的小路走过来，就是阿卜杜拉耶(Aboulaye Troore)的仓库，他把该地区丰收时所有的可可都买下来了。“所有这些都将送往嘉吉公司。”他雇用的一些人，正将一袋袋150磅重的可可果从一辆卡车上卸下来。
西尼克松村的农民们，并不知道是嘉吉公司买下了他们的可可果．但该地区另外一些农民，却对这个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公司颇有微词。在Thoui镇，几名当地农民合作社的成员说，从嘉吉公司借钱，使他们陷入债务关系中，甚至有人要强迫自己的孩子离开学校，打工挣钱。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可以买肥料或者养家糊口。”恩盖桑・诺伯特・瓦力(N’guessarlNorbert Walle)说，他是该合作社的前主管人。
如果农民不能偿还债务，他们就有坐牢的风险。当初瓦力经营合作社时，他的经理人就被投入监狱，因为嘉吉公司的订单没有及时交付。这个被捕入狱的经理以前是一名会计系学生，他说自己被带到港口城市圣佩德罗(San Pedro)，然后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一切活动都要在这个地方进行，甚至包括大小便。我不敢吃太多，那个地方实在太脏了。”
索要债务的正确程序是，到法院，然后查封担保物等，所以，这位经理的被捕是不合法的。但是，就像一名农民解释的那样：“在科特迪瓦，违法是正常的。”
科特迪瓦一家出口公司的主管人员，也证实确实有这样的非法逮捕发生。“我不知道具体细节，可我知道，一些出口商把欠他们钱的人抓到监狱里去。”
嘉吉公司否认过失
嘉吉公司否认自己有任何过失。“我们从来没有索过债，或者有此要求，也没有非法逮捕过任何经理人或者农民。我们反对非法逮捕。”该公司发言人斯蒂芬・费尔贝恩(Steven Fairbairn)表示。
至于童工，费尔贝恩表示，该公司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西非所有的可可豆供应商签署一份声明，承认他们知道，我们正在致力于消除可可供应链上最恶劣的童工雇佣形式。如果我们发现供应商有这些做法，其合同将被终止。”
但嘉吉公司至今尚未因童工问题终止任何合约，并且对其他出口商表示，他们没有义务支付更高的价格。“我们仅仅是一个中间商。”Saf―Cacao公司的拉金斯说，“介于农民和伦敦的国际市场之间。”
与其他大的巧克力公司一样，好时公司也签署了《哈金一安格协议》，并主张其继续生效。“该协议的价值，在于能随时看到一些可衡量的进展。”好时公司的一名发言人科克・萨维尔(Kirk SavHte)说，“它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儿童的福利问题，并要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以及为儿童创造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但好时公司在科特迪瓦实施改革上，并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哈金一安格协议》要求业内建立一个基金会，来监督认证。即为国际可可倡议机构(简称ICI)，总部设在日内瓦，由巧克力行业每年资助多达200万美元。该基金会于2003年开始在科特迪瓦展开工作，并且宣称，在此已有6项正在进行的小规模试验计划。 “我们正在进行高质量、可扩展的工作。”彼得・麦卡利斯特(Peter McAiHster)说，他是该基金会的常务董事。“我们还没有取得很显著的成果，但这是一个前进的旅程，不会在2008年就结束。我们要逐步进行，致力于长远的目标。”看上去，他并没有因迫在眉睫的2008年7月最后期限而着急。
基金会在科特迪瓦仅有一名工作人员卡古西(Robale Kagohi)，他的活动看上去非常有限。办公室坐落在阿比让(科特迪瓦首都)一幢建筑的地下室里，一张合法经营执照贴在墙上。“一个主要问题是，这里人们的道德底线很低。”他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教育上的原因。”
他解释说，迄今为止，反童工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感性”影响。当地的政府官员、警察以及农场主，不断在生产车间向人们灌输，雇用童工是不对的，如果继续的话，科特迪瓦将被世界巧克力市场驱逐门外。路两边的布告栏上贴满了告示，敦促人们对童工说不。
教育还是胁迫?
农民们将这些努力描述为，更像胁迫而非教育。“人们都担心，美国不再购买我们的可可了，这会非常糟糕。” 克拉约(Julien Kra Yau)说，他是当地一家农民合作社的董事。合作社出纳克瓦迪奥(Raymond
Kouasse Kouadio)补充道，“这将是一场浩大的灾难!”
国际可可倡议机构的其他工作还包括，帮助一个名为“教育、健康和发展运动”的非政府组织，给那些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孩子提供住宿和接受教育的地方。然而，去年秋天，盛产可可豆的地区，没有一个儿童肯留住在这些收容所。
该组织理事沃森(K0uakouKouadio Watson)表示，国际可可倡议机构迄今为止，仅收容了8名未成年儿童，他们以前在可可园做童工，住在收容所的时间为一到四个月。收容所是一个脏乱不堪的烂摊子，远远地散发着尿味，几个浑身污浊的儿童随便睡在水泥地上。
该行业明显不遵从《哈金一安格协议》，这使每个人都卷入了一个困难境地。新的立法强制性规定“非童工”标签，这可能会给大的可可出口商和巧克力制造商带来麻烦，如果他们抵制没有贴标签的巧克力。
科特迪瓦贫困的农民说，丢掉市场，也会伤害到他们和孩子。自从2001年第一次听到这个提法，巧克力行业就站在了同样的立场，即贴标签“会伤害到那些原本想帮助的民众”。苏珊・史密斯(Susan Smith)表示，她是巧克力制造商协会和世界可可基金会的发言人。
在市场上，也有公平贸易的巧克力，但这在全球供应上占不到1％，而且各项活动与科特迪瓦基本上没有关系。
打击童工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借助科特迪瓦政府，把对可可出口商征收的高额税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用在教育和社会公共服务上，以帮助贫穷的农民。
但据民间监督团体透明国际的统计显示，科特迪瓦在世界上是排名最腐败的政府。官员们更乐于找借口，而不是做出改变。
安吉利娜(Angeline Kili)是负责筹措资金和管理可可部门的政府首脑，将任何可能违反使用童工的行为，归咎于来自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农民。“他们需要劳动力，所以会让小孩参加工作，有时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
她说：“有时他们会贩卖儿童。童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随着贩卖儿童活动的增加，这逐渐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你要知道，所有的可可农场主都雇用童工。我们的总统曾经也跟他父母一起在农场工作，因为他们没钱。”
众议员安格对进展速度的缓慢感到不满。他与参议员哈金计划尽快去一趟科特迪瓦，自己对事实进行调查。“我们已经给该行业足够的时间。”安格说，“不准备再让他们拖延下去。”
编译：离 雅